論史前羌族與塔裡木盆地諸種族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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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雲：
鎮番縣者，實一巨大繁盛之沙漠城也。
有一河自南山之麓，經涼州之東北，流入沙漠。
鎮番西部之沙漠中，吾人所見之遠古遺址，為數甚夥。
據餘個人研究所得，蓋為遠古文化之最晚者，因名之曰沙井期。
沙井者，為鎮番西三十裡之小村。
吾人所見之村落遺址三處，葬地遺址二處，其地皆為沙丘湮沒。
但此等沙丘，當發生于古址之後，自無可疑。
[11] 同書又雲： 吾人于鎮番縣之附近，尋獲古址多處，為沙丘所沒。
古址之中，葬地住處均有發現，後者（住處）四側，圍以土壁，蓋地勢平坦之中自當藉此以為屏障也。
[12] 按如前所述，安特生所發現之甘肅史前文化的遺址，皆在甘肅西南，唯沙井期文化遺址，則發見于甘肅西北鎮番西三十裡之地。
同時，沙井期文化又為甘肅史前文化中最晚期的文化。
[13]此種晚期的文化，發現于甘肅的西北，這就證實了在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後，羌族&mdash&mdash甘肅史前文化的創造者之一支，已沿南山北麓之小河，徙向涼州一帶、涼州西北一帶，今日已成為一片荒涼的沙碛之地。
唯據安特生根據地層構造考察，此間的沙丘系發生于古址之後，即發生于晚期新石器時代以後。
當史前羌族遊牧于此之時，此間固為一水草肥美之草原，最足以引誘原始牧人之勾留也。
唯直至今日，吾人于涼州與甘肅西南史前遺址之間，尚未發現史前人類之遺迹，因而沙井期似為一孤立之古址。
但是考古學的發現，指示吾人，沙井期的文化，顯然與甘肅西南的史前文化有其傳統的承襲關系，因而沙井文化的創造者之來自甘肅西南，實無可疑。
羌族在史前時代已西徙于今日之涼州一帶，此為已經确證之事。
唯羌族在史前時代是否曾由涼州繼續西徙，以達于塔裡木盆地，直至今日，吾人于沙井遺址與塔裡木盆地史前諸遺址之間，尚未發現史前文化遺址，因而無從确切證實。
唯據安特生考察，沙井所出彩畫陶器與蘇薩所出者頗有類似之處。
《甘肅考古記》雲： 多數之沙井陶器，上繪清晰之紅色條紋，最特别者，為繪鳥形之橫行花紋，使吾人憶及蘇薩之圖案。
[14] 同書又雲： （沙井）陶器則質較粗，其形頗雜，如附圖第十一版第三圖及第六圖所示，器之大半均無彩紋，否則器之一部，另加紅色之衣，于附圖第十一版第三第五兩圖可以得見其詳。
更有少數陶器，上繪精緻彩紋，其主要者為直立之三角形，及有鳥形之橫帶紋（第十版第一圖及第二圖）。
此等彩色陶器，顯與蘇薩陶器之鳥形花紋者極為相似，因使吾人視二者之文化互有關連。
但沙井期之文化，似又較蘇薩者為晚。
[15] 按沙井村在甘肅涼州，而蘇薩則在波斯，沙井的史前文化果受蘇薩文化之影響，則勢必通過塔裡木盆地諸種族之仲介。
因此之故，若非塔裡木盆地諸種族東徙于甘肅西北，則必系羌之族由甘肅西北西徙于塔裡木盆地，否則沙井文化與蘇薩文化決不能發生接觸。
餘因此而疑在史前時代，諸羌之族已由涼州再向西徙，進入塔裡木盆地之内矣。
而沙井村者，則為史前西徙羌族在其西徙途程中寄頓之所，亦即史前甘肅西南與史前塔裡木盆地兩大文化區域之間的一個文化的驿站。
誠然，當人類社會達到一定曆史階段的時候，即達到相當定住生活的時代，任何地域的人類，都不必藉其他種族的文化之影響，而能自發地發明陶器，并且依據其原始藝術程度之發展，而能在陶器上施以彩色繪畫或雕刻。
此種彩色繪畫或雕刻也可能偶然地相同。
故沙井期文化與蘇薩文化中的陶器彩繪之相同，不能認為是這兩大文化相互接觸之絕對的證據。
唯據《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略記》有雲： 其（塔裡木盆地）南沙漠中，&hellip&hellip風霜吹刮之處時可發現史前時代之石器以及彩色陶器甚多。
與裡海附近米索不達米亞、俾路芝及中國西陲發見銅器時代遺物之形式（即辛店、寺窪、沙井三期文化）頗相類似。
[16] 據此，則史前塔裡木盆地的文化，已接受中亞及甘肅的史前文化之影響，而表現為一種複合的型式。
塔裡木盆地的史前文化，餘未及見，但果如斯坦因所雲，則塔裡木盆地一帶，在史前時代，已為東西文化交流之處，而此間之有羌族的徙人則又為必然之事也。
三 傳說中所見史前羌族之西徙的神話與塔裡木盆地諸種族的關系 關于史前羌族的西徙，中國有着不少的傳說，其中最有興趣者，為西王母的故事。
這個傳說實際上就是暗示史前諸羌族與塔裡木盆地諸種族的關系。
傳說中把西王母的像貌，描寫得像一個半人半獸的司芬克司（Sphinx）。
《山海經·西山經》雲：“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發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故漢世相承，皆以西王母為女仙人。
其實所謂“豹尾、虎齒”者，乃原始種族所習用之一種假面具。
此種假面具在後來的西域諸種
有一河自南山之麓，經涼州之東北，流入沙漠。
鎮番西部之沙漠中，吾人所見之遠古遺址，為數甚夥。
據餘個人研究所得，蓋為遠古文化之最晚者，因名之曰沙井期。
沙井者，為鎮番西三十裡之小村。
吾人所見之村落遺址三處，葬地遺址二處，其地皆為沙丘湮沒。
但此等沙丘，當發生于古址之後，自無可疑。
[11] 同書又雲： 吾人于鎮番縣之附近，尋獲古址多處，為沙丘所沒。
古址之中，葬地住處均有發現，後者（住處）四側，圍以土壁，蓋地勢平坦之中自當藉此以為屏障也。
[12] 按如前所述，安特生所發現之甘肅史前文化的遺址，皆在甘肅西南，唯沙井期文化遺址，則發見于甘肅西北鎮番西三十裡之地。
同時，沙井期文化又為甘肅史前文化中最晚期的文化。
[13]此種晚期的文化，發現于甘肅的西北，這就證實了在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後，羌族&mdash&mdash甘肅史前文化的創造者之一支，已沿南山北麓之小河，徙向涼州一帶、涼州西北一帶，今日已成為一片荒涼的沙碛之地。
唯據安特生根據地層構造考察，此間的沙丘系發生于古址之後，即發生于晚期新石器時代以後。
當史前羌族遊牧于此之時，此間固為一水草肥美之草原，最足以引誘原始牧人之勾留也。
唯直至今日，吾人于涼州與甘肅西南史前遺址之間，尚未發現史前人類之遺迹，因而沙井期似為一孤立之古址。
但是考古學的發現，指示吾人，沙井期的文化，顯然與甘肅西南的史前文化有其傳統的承襲關系，因而沙井文化的創造者之來自甘肅西南，實無可疑。
羌族在史前時代已西徙于今日之涼州一帶，此為已經确證之事。
唯羌族在史前時代是否曾由涼州繼續西徙，以達于塔裡木盆地，直至今日，吾人于沙井遺址與塔裡木盆地史前諸遺址之間，尚未發現史前文化遺址，因而無從确切證實。
唯據安特生考察，沙井所出彩畫陶器與蘇薩所出者頗有類似之處。
《甘肅考古記》雲： 多數之沙井陶器，上繪清晰之紅色條紋，最特别者，為繪鳥形之橫行花紋，使吾人憶及蘇薩之圖案。
[14] 同書又雲： （沙井）陶器則質較粗，其形頗雜，如附圖第十一版第三圖及第六圖所示，器之大半均無彩紋，否則器之一部，另加紅色之衣，于附圖第十一版第三第五兩圖可以得見其詳。
更有少數陶器，上繪精緻彩紋，其主要者為直立之三角形，及有鳥形之橫帶紋（第十版第一圖及第二圖）。
此等彩色陶器，顯與蘇薩陶器之鳥形花紋者極為相似，因使吾人視二者之文化互有關連。
但沙井期之文化，似又較蘇薩者為晚。
[15] 按沙井村在甘肅涼州，而蘇薩則在波斯，沙井的史前文化果受蘇薩文化之影響，則勢必通過塔裡木盆地諸種族之仲介。
因此之故，若非塔裡木盆地諸種族東徙于甘肅西北，則必系羌之族由甘肅西北西徙于塔裡木盆地，否則沙井文化與蘇薩文化決不能發生接觸。
餘因此而疑在史前時代，諸羌之族已由涼州再向西徙，進入塔裡木盆地之内矣。
而沙井村者，則為史前西徙羌族在其西徙途程中寄頓之所，亦即史前甘肅西南與史前塔裡木盆地兩大文化區域之間的一個文化的驿站。
誠然，當人類社會達到一定曆史階段的時候，即達到相當定住生活的時代，任何地域的人類，都不必藉其他種族的文化之影響，而能自發地發明陶器，并且依據其原始藝術程度之發展，而能在陶器上施以彩色繪畫或雕刻。
此種彩色繪畫或雕刻也可能偶然地相同。
故沙井期文化與蘇薩文化中的陶器彩繪之相同，不能認為是這兩大文化相互接觸之絕對的證據。
唯據《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略記》有雲： 其（塔裡木盆地）南沙漠中，&hellip&hellip風霜吹刮之處時可發現史前時代之石器以及彩色陶器甚多。
與裡海附近米索不達米亞、俾路芝及中國西陲發見銅器時代遺物之形式（即辛店、寺窪、沙井三期文化）頗相類似。
[16] 據此，則史前塔裡木盆地的文化，已接受中亞及甘肅的史前文化之影響，而表現為一種複合的型式。
塔裡木盆地的史前文化，餘未及見，但果如斯坦因所雲，則塔裡木盆地一帶，在史前時代，已為東西文化交流之處，而此間之有羌族的徙人則又為必然之事也。
三 傳說中所見史前羌族之西徙的神話與塔裡木盆地諸種族的關系 關于史前羌族的西徙，中國有着不少的傳說，其中最有興趣者，為西王母的故事。
這個傳說實際上就是暗示史前諸羌族與塔裡木盆地諸種族的關系。
傳說中把西王母的像貌，描寫得像一個半人半獸的司芬克司（Sphinx）。
《山海經·西山經》雲：“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發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故漢世相承，皆以西王母為女仙人。
其實所謂“豹尾、虎齒”者，乃原始種族所習用之一種假面具。
此種假面具在後來的西域諸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