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史前羌族與塔裡木盆地諸種族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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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考古學發現中所見之羌族與塔裡木盆地諸種族的史前文化 塔裡木盆地諸種族直至漢初,始以西域諸國之名見于中國史乘。

    然而以吾人考察,早在史前時代,這個盆地的諸種族已通過羌族的關系,與中原諸夏發生接觸。

     據考古學的報告,史前時代的諸羌之族,大半分布于甘肅西南及青海沿岸一帶。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雲: 吾人采掘古物之地,大都緻力于以下三大肥沃之河谷中,即貴德盆地之黃河河谷,西甯河谷及洮河河谷是也。

    考遠古殖民,多喜就此佳麗之河谷,尤以仰韶時代及辛店時代為甚。

    蓋彼時谷中林木暢茂,禽獸繁多,而牧畜種植等事,亦可得極良好之機會故也。

    [1] 同書又雲: 當吾人作此鹽湖(即青海)之旅行,發見遠古之陶片多處。

    其具有村落遺址之特征者,共有兩處。

    其在湖之東端者,尤堪注意。

    湖之南岸,頗有多處,适于地形上之觀察。

    餘曾見舊時之湖岸,高出近代湖面約三尺;湖之東端,此舊岸高出今水面六公尺,此外更無其他湖面擴張之迹。

    此等舊時湖岸構成一種極低平而明顯之山脊,山脊之頂則文化層在焉。

    [2] 此外,據安特生報告,在“甯定縣屬洮河河谷之兩側,見仰韶期之葬地,位于侵蝕平原所成之山頂。

    此等葬地,多見于八羊溝深谷之北,面向洮河河谷。

    葬地全面,統名半山區,蓋從半山名也”。

    [3]同時“在洮河西岸,與導河縣城隔岸相對者,見辛店期之葬地一處”。

    [4]安氏稱之曰“四時定葬地之位置”。

    亦從今名也。

    吾人由此而知在史前時代,今日甘肅西南及青海沿岸一帶,實為諸羌之族生養死葬之地。

    而且從其“村落遺址之廣闊,文化層之深厚,凡此皆示其居住之悠久。

    設非務農為本,則殊難以自存。

    且陶器上之繩紋及格紋,則示當日有紡織植物之培養。

    村落遺址采骨之多,則示當日畜家之繁。

    此等設施,非農業之社會,當不克維持者也。

    ”[5] 與甘肅西南之羌族平行發展,史前塔裡木盆地諸種族也進到了新石器文化的曆史階段。

     塔裡木盆地在今日已經變成充滿了流沙的塔克拉瑪幹大沙漠。

    據《斯坦因西域考古記》雲: 在這片地方以内,自東到西,徑長一千五百哩,自南到北,也在五百哩以上。

    而生物可以居住的,隻嚴格的限于幾線沙漠田,這些沙漠田除去些許地方以外,比較又都是很小的地方,此外就是一望無垠的沙漠了。

    這些沙漠無論散布在高峻的山脈之上,或是位于山麓,挾帶冰川,窮荒不毛,以及流沙推動的平原上,幾乎是任到何處,滴水全無。

    [6] 但是在太古時代,這裡因為承受天山、昆侖山及帕米爾高原三面的冰河之灌注,今日之大沙漠,在當時卻是一個大内海。

    這個内海到新石器時代,随着冰河之退去,水源的減少而逐漸涸竭,但尚沒有完全變成沙漠。

    所以在舊石器時代末期,蒙古高原系人種之一分支,便逾過天山東麓,西徙于這個盆地,而他們便成為這個盆地之最初的人種。

    在整個新石器時代,他們都在這裡發育滋長。

    他們在這裡留下了不少新石器文化的遺物,近來已為考古學家所發現。

     據《斯坦因西域考古記》雲: 在(古樓蘭)風掃光了的地上屢屢拾得石器時代的石箭镞,刀片,其他小件器具,以及很粗的陶器碎片。

    至于荒涼的地域我們還很少的進到裡面去。

    更向前進,每隔不遠,又見着同樣的東西。

    就我們的路線而言,我們極力地保持取直線前進,實際上不許向左右尋找,而這種發見屢見不已,可以證明這些地帶在史前時代末葉,必然已為人類占有。

    [7] 同書又雲: 這裡(在幹涸了的庫魯克河)[8]所得正确的古物證據,對于遺址毗鄰地方地文年代的斷定,有特别的價值。

    有史時代及其以前不久,羅布泊區域的水文和古代占領的情形,由此可以呈現光明。

    屬于後述一期者,在風蝕了的地面上,得到很多新石器時代的箭镞玉斧一類的石器。

    [9] 同書又雲: 在我們到樓蘭去的兩大站途中,再經過一些連續不斷的古河床,兩岸夾有成行倒去了的死野白楊樹。

    河床的方向很明白指出那是屬于古庫魯克河所成的三角洲地方。

    風蝕的地面上,有些處所發見石器時代的遺物。

    [10] 根據以上考古學的發見,吾人又知史前塔裡木盆地,也是一個新石器文化繁榮之區。

    在史前時代,這裡的人類,與甘肅西南的羌族,東西輝映,放出曆史的光輝。

     二 考古學發現中所見史前羌族文化之西漸及其與塔裡木盆地諸種族的史前文化之關系 現在我們進而考察甘肅史前文化的創造者與塔裡木盆地史前文化創造者是否曾經發生接觸。

    換言之,即羌族與西域諸族是否在史前時代即有着血統與文化的交流呢?關于這一問題,今日既存之考古學的發現,尚不足資以為充分之說明。

    唯沙井期的文化遺址之發現,至低限度,可以使吾人想像此兩大文化種族在史前時代,頗有接觸之可能。

     安特生《甘肅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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