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南明第二個政府的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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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于福州&hellip&hellip改七月以後為隆武元年。
”[6] 其次，在浙江方面，又出現了一個魯王政府。
這個政府是在浙軍的支持之下成立的。
據《明紀》： 甯波故刑部員外郎錢肅樂建議起兵&hellip&hellip集者數萬人，&hellip&hellip聞魯王以海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監國，&hellip&hellip即日移駐紹興。
[7] 此外，在廣西也出現了一個政府，“靖江王亨嘉，自稱監國于廣西，謀僭号”。
[8]雖然廣西政府不久為兩廣總督丁魁楚所取消，然而福建與浙江的兩個政府，則是并存于同一時代。
這就暴露了當時統治階級内部的不團結，以緻不能集中力量，共挽危亡。
當時唐王政府亦曾感到有團結之必要，曾“遣給中士劉中藻頒诏浙東”，而魯王政府中，亦有不少明達之士如錢肅樂等，都主張接受唐王的命令。
但是張國維、熊汝霖、張煌言等都堅決反對。
“張國維馳疏上王，言國當大變。
凡為高皇帝子孫，鹹當協心并力，誓圖中興。
成功之後，入關者王。
今日原未假易也。
監國當大勢潰敗之日，糾集維艱，一旦而拜正朔，退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将何及。
&hellip&hellip疏入，（唐）王召中藻還，于是閩、浙相水火矣。
”[9]我們以為張國維所言“國當大變。
凡屬高皇帝子孫，鹹當協心并力，誓圖中興”這是對的；但是在未成功以前，就先想到“成功以後，入關者王”的政權問題，這是非常錯誤的。
因為不是成功以後，再談協力，而是必須協力，才能成功，可惜當時張國維等不見及此，而使兩個政府變為水火，結果魯王浮海，唐王被俘，還有什麼“入關者王”呢？ 關于兩個政府的合并問題，已經再談不到。
但關于合作的問題，以後似乎還不斷地進行。
據《明紀》： 魯王遣其臣柯夏卿來聘，（唐）王手書與魯王，謂當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已遣佥都禦史陸清源解饷十萬犒浙東。
但才到江上，魯王将方國安縱兵奪饷，留清源軍中。
[10] 從此合作的問題也談不到了，而兩個政府，俨如敵國，有相通者，則其罪等于通敵。
據《明紀》： 魯王使都督陳謙至福建，禦史錢邦芑劾謙持兩端，下獄殺之。
而錢肅樂且因嘗向唐王“奉表稱謝”，緻為諸将所責，欲棄兵入山。
[11]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乃在“成功之後，入關者王”這一個未可期必的政權問題。
在大敵當前，而統治階級不能集中力量，乃至形成兩個互相對立的政府，這已經是一種失敗的現象。
但是假使兩個政府都能振作精神，分抗外敵，則客觀上還是盡了分進合擊的任務。
一般的說來，當時兩個政府都能接受第一個政府失敗的教訓，他們一緻拒絕漢奸的參加。
如在唐王方面，據《明紀》：“馬士英擁殘兵入福建，上疏自理，（唐）王以其罪大不許。
”[12]又彭遇以曾“依附馬士英”，皆不用。
在魯王方面，據《明紀》：“馬士英請入朝，諸臣力拒之，（張）國維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
”又雲：“阮大铖投（朱）大典于金華，亦為士民所逐，大典乃送之嚴州（方）國安軍。
”[13] 但實際上，在兩個政府中，都還是隐伏着大批的漢奸。
在唐王方面，據《明紀》：“秋七月己巳，（唐）王禦門诏谕群臣，焚其迎降書二百餘封。
”[14] 這二百餘人，不過是有憑有據的漢奸，其他在鄭芝龍領導之下的大小漢奸，還不知有多少。
他們掌握着政府的重權，左右當時的政治；在另一方面，唐王政府之下的有志之士，如黃道周等，則沒有力量，而且受漢奸的攻擊，據《明紀》：“一諸生上書诋道周迂，不可居相位。
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禦史撻之。
”[15]當時的有志之士也想打擊漢奸勢力。
據《明紀》：“鄭芝龍爵通侯，位道周上，衆議抑芝龍，由是文武不和。
”[16]這裡所謂“文武不和”，就是掌有實力的漢奸與兩手空空的有志之士，已經形成對立，在這一對立的形勢之下，于是黃道周不能不“僅赍一日糧”離開政府。
他走江西，終至戰死婺源。
而唐王政府遂完全落于漢奸鄭芝龍的手中，後來大開仙霞關，迎降清兵。
魯王政府的成立，就是以“已納款的”鎮海總兵官王之仁及“方從江上迎降歸”的大學士謝三賓等為基礎，故其政府中的漢奸成分，當然更多。
如當時“武将橫甚，競營高爵，請乞無厭”。
而文臣則不顧國家緩急，隻知請祭，請封，請葬，請谥。
誠如兵部尚書餘惶所雲：“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紛，尺土未複，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蔭，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谥，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
”[17]這樣看來，當時請祭，請葬，請蔭，請谥者，一定很多。
此外，阮大铖雖為“士民所逐”，而仍隐藏在方國安軍中“談兵說劍”，大起其漢奸作用。
在社會内部的矛盾繼續發展與統治階級内部的不團結日益嚴重的客觀條件下，南明第二個政府自然不能利用一切有利的形勢以展開堅決的民族鬥争。
他們隻是局促于閩浙海濱，以求旦夕的苟安。
在唐王政府，則漢奸鄭芝龍等擁兵福州，挾持唐王不肯出仙霞關一步。
雖“王數議出關”，然終“為鄭氏所阻”。
在魯王政府方面，則亦隻是劃錢塘江而守。
據《明史》：“國安軍七條沙，之仁軍西陵，遵謙軍小舋，汝霖、嘉績、肅樂、及佥都禦史沈震荃大理寺丞章正震等軍瓜瀝，列營二百餘裡，太仆少卿陳潛夫監軍，劃錢塘江而守。
”[18]這樣，他們一則坐視敵人掃蕩江南一帶的人民義勇軍，一則坐視敵人深入江西的腹部，以緻結果同歸于盡。
四 江南人民義勇軍消滅了 當時政府軍雖已退到錢塘江以南，但是反抗清兵侵略的鬥争，仍然在江南一帶轟轟烈烈的展開了。
這就是當時人民義勇軍的到處起義。
他們在保衛家鄉的口号之下，展開了激烈的武力鬥争，最有名的，是麻三衡等所組織的“七家軍”，據《明紀》： 故巡撫邱祖德，與甯國舉人錢龍文、諸生麻三衡、沈祖荛及貴池諸生吳應箕，各舉兵應之。
時甯國郡城已失，祖德駐華陽，三衡駐稽亭。
三衡兵既起，旁近吳太平、阮恒、阮善、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與俱起，号七家軍，皆諸生也。
[19] 同時舉兵者，有職方郎中尹民興與泾縣諸生趙初浣、青陽知縣龐昌允、溧陽諸生謝球、鹽城諸生司石磬、宜興中書舍人盧象觀及從弟諸生象同、部将陳安，皆事敗而死，惟民興走免。
”[6] 其次，在浙江方面，又出現了一個魯王政府。
這個政府是在浙軍的支持之下成立的。
據《明紀》： 甯波故刑部員外郎錢肅樂建議起兵&hellip&hellip集者數萬人，&hellip&hellip聞魯王以海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監國，&hellip&hellip即日移駐紹興。
[7] 此外，在廣西也出現了一個政府，“靖江王亨嘉，自稱監國于廣西，謀僭号”。
[8]雖然廣西政府不久為兩廣總督丁魁楚所取消，然而福建與浙江的兩個政府，則是并存于同一時代。
這就暴露了當時統治階級内部的不團結，以緻不能集中力量，共挽危亡。
當時唐王政府亦曾感到有團結之必要，曾“遣給中士劉中藻頒诏浙東”，而魯王政府中，亦有不少明達之士如錢肅樂等，都主張接受唐王的命令。
但是張國維、熊汝霖、張煌言等都堅決反對。
“張國維馳疏上王，言國當大變。
凡為高皇帝子孫，鹹當協心并力，誓圖中興。
成功之後，入關者王。
今日原未假易也。
監國當大勢潰敗之日，糾集維艱，一旦而拜正朔，退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将何及。
&hellip&hellip疏入，（唐）王召中藻還，于是閩、浙相水火矣。
”[9]我們以為張國維所言“國當大變。
凡屬高皇帝子孫，鹹當協心并力，誓圖中興”這是對的；但是在未成功以前，就先想到“成功以後，入關者王”的政權問題，這是非常錯誤的。
因為不是成功以後，再談協力，而是必須協力，才能成功，可惜當時張國維等不見及此，而使兩個政府變為水火，結果魯王浮海，唐王被俘，還有什麼“入關者王”呢？ 關于兩個政府的合并問題，已經再談不到。
但關于合作的問題，以後似乎還不斷地進行。
據《明紀》： 魯王遣其臣柯夏卿來聘，（唐）王手書與魯王，謂當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已遣佥都禦史陸清源解饷十萬犒浙東。
但才到江上，魯王将方國安縱兵奪饷，留清源軍中。
[10] 從此合作的問題也談不到了，而兩個政府，俨如敵國，有相通者，則其罪等于通敵。
據《明紀》： 魯王使都督陳謙至福建，禦史錢邦芑劾謙持兩端，下獄殺之。
而錢肅樂且因嘗向唐王“奉表稱謝”，緻為諸将所責，欲棄兵入山。
[11]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乃在“成功之後，入關者王”這一個未可期必的政權問題。
在大敵當前，而統治階級不能集中力量，乃至形成兩個互相對立的政府，這已經是一種失敗的現象。
但是假使兩個政府都能振作精神，分抗外敵，則客觀上還是盡了分進合擊的任務。
一般的說來，當時兩個政府都能接受第一個政府失敗的教訓，他們一緻拒絕漢奸的參加。
如在唐王方面，據《明紀》：“馬士英擁殘兵入福建，上疏自理，（唐）王以其罪大不許。
”[12]又彭遇以曾“依附馬士英”，皆不用。
在魯王方面，據《明紀》：“馬士英請入朝，諸臣力拒之，（張）國維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
”又雲：“阮大铖投（朱）大典于金華，亦為士民所逐，大典乃送之嚴州（方）國安軍。
”[13] 但實際上，在兩個政府中，都還是隐伏着大批的漢奸。
在唐王方面，據《明紀》：“秋七月己巳，（唐）王禦門诏谕群臣，焚其迎降書二百餘封。
”[14] 這二百餘人，不過是有憑有據的漢奸，其他在鄭芝龍領導之下的大小漢奸，還不知有多少。
他們掌握着政府的重權，左右當時的政治；在另一方面，唐王政府之下的有志之士，如黃道周等，則沒有力量，而且受漢奸的攻擊，據《明紀》：“一諸生上書诋道周迂，不可居相位。
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禦史撻之。
”[15]當時的有志之士也想打擊漢奸勢力。
據《明紀》：“鄭芝龍爵通侯，位道周上，衆議抑芝龍，由是文武不和。
”[16]這裡所謂“文武不和”，就是掌有實力的漢奸與兩手空空的有志之士，已經形成對立，在這一對立的形勢之下，于是黃道周不能不“僅赍一日糧”離開政府。
他走江西，終至戰死婺源。
而唐王政府遂完全落于漢奸鄭芝龍的手中，後來大開仙霞關，迎降清兵。
魯王政府的成立，就是以“已納款的”鎮海總兵官王之仁及“方從江上迎降歸”的大學士謝三賓等為基礎，故其政府中的漢奸成分，當然更多。
如當時“武将橫甚，競營高爵，請乞無厭”。
而文臣則不顧國家緩急，隻知請祭，請封，請葬，請谥。
誠如兵部尚書餘惶所雲：“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紛，尺土未複，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蔭，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谥，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
”[17]這樣看來，當時請祭，請葬，請蔭，請谥者，一定很多。
此外，阮大铖雖為“士民所逐”，而仍隐藏在方國安軍中“談兵說劍”，大起其漢奸作用。
在社會内部的矛盾繼續發展與統治階級内部的不團結日益嚴重的客觀條件下，南明第二個政府自然不能利用一切有利的形勢以展開堅決的民族鬥争。
他們隻是局促于閩浙海濱，以求旦夕的苟安。
在唐王政府，則漢奸鄭芝龍等擁兵福州，挾持唐王不肯出仙霞關一步。
雖“王數議出關”，然終“為鄭氏所阻”。
在魯王政府方面，則亦隻是劃錢塘江而守。
據《明史》：“國安軍七條沙，之仁軍西陵，遵謙軍小舋，汝霖、嘉績、肅樂、及佥都禦史沈震荃大理寺丞章正震等軍瓜瀝，列營二百餘裡，太仆少卿陳潛夫監軍，劃錢塘江而守。
”[18]這樣，他們一則坐視敵人掃蕩江南一帶的人民義勇軍，一則坐視敵人深入江西的腹部，以緻結果同歸于盡。
四 江南人民義勇軍消滅了 當時政府軍雖已退到錢塘江以南，但是反抗清兵侵略的鬥争，仍然在江南一帶轟轟烈烈的展開了。
這就是當時人民義勇軍的到處起義。
他們在保衛家鄉的口号之下，展開了激烈的武力鬥争，最有名的，是麻三衡等所組織的“七家軍”，據《明紀》： 故巡撫邱祖德，與甯國舉人錢龍文、諸生麻三衡、沈祖荛及貴池諸生吳應箕，各舉兵應之。
時甯國郡城已失，祖德駐華陽，三衡駐稽亭。
三衡兵既起，旁近吳太平、阮恒、阮善、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與俱起，号七家軍，皆諸生也。
[19] 同時舉兵者，有職方郎中尹民興與泾縣諸生趙初浣、青陽知縣龐昌允、溧陽諸生謝球、鹽城諸生司石磬、宜興中書舍人盧象觀及從弟諸生象同、部将陳安，皆事敗而死，惟民興走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