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沈淪陷以後的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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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清兵迫錦州&mdash&mdash洪承疇投降
到崇祯十年以後，即遼沈淪陷的十七周年以後，明代的政府便開始走上了滅亡的道路。
他們感到一面剿“流寇”，一面抗清兵，已經力量不夠，“兩害相權取其輕”，于是他們便轉而企圖對清妥協，并借清之力以共同消滅“流寇”。
這是對内的矛盾超過了對外的矛盾，也是個人的利益超過了國家民族的利益。
在國策的這一轉變之下，于是楊嗣昌、陳新甲等妥協派相繼入閣，方一藻、洪承疇、吳三桂等民族叛徒，相繼占據東北重鎮，并通過宦官高起潛，拖着莊烈帝跟着他們走上投降的道路。
所以我們可以說，在明朝最後的七年中，對于清兵的進攻，隻有妥協、隻有投降的記載了。
當十一年，清兵兩路來侵，一沿山下，一沿運河，山河之間，六路并進的時候，而當時“楊嗣昌奪情任中樞，與總監中官高起潛陰主和議”。
[22]當時反對和議的是盧象升，他曾向莊烈帝建議：“命臣督，臣意主戰”。
莊烈帝答複他說：“和乃外廷議耳”。
其實“當是時，帝心知清兵甚銳，力不敵；而恥言和，故委廷議以答象升”。
可見當時莊烈帝也曾參與和議。
盧象升并當面向楊嗣昌揭穿其主和陰謀。
“象升曰：周元忠赴邊講和，往來數日，其事始薊鎮監督，受成本兵，通國共聞，誰可諱也。
”[23]由此可見當時妥協投降，已經高唱入雲。
所以當盧象升抗清兵于巨鹿時，而劉宇亮、高起潛按兵不動。
結果和議不成，而清兵越燕京而南，連陷真定、廣平、歸德、大名，轉鋒東向，渡運河，陷濟南，克城五十，俘人四十六萬。
和議不成，于是明朝政府，乃又調洪承疇鎮守薊遼。
在十二、十三兩年，清兵屢攻錦州，并逼關外諸城。
到十四年，清兵又大舉圍攻錦州，陳兵于松山、杏山之間，橫截大路，而洪承疇的十三萬大兵卻望風而逃，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帶，赴海而死者，不可勝計。
諸将都擁厚資，不願戰，于是洪承疇遂以松山降，而錦州不守。
清兵直入山海關，進犯山東，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俘人三十六萬。
從此以後，明朝便沒有甚麼國防了。
随着洪承疇的投降，于是妥協之議又起，據《明鑒》：“初，清主皇太極屢遣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國内困敝，亦請主和以纾患，密遣職方郎中馬紹愉等持書議和。
皇太極授以書，令還報，遣人送至連山而還。
其事甚密。
一日新甲私告傅宗龍，宗龍以語謝升，升後見疆事大壞，于帝前述宗龍之言。
帝慚。
升進曰：&lsquo倘肯議和，和亦可恃。
&rsquo帝默然。
已而言官谒升，升言上意主和，于是言官交章劾升。
帝怒其洩露，削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
”[24]這段史實，很明白的指示出當時兵部尚書陳新甲等包圍莊烈帝，要他批準“可恃”的“和議”。
以輿論反對，而沒有成功。
但其信使往還，奔走和議，則是事實。
而且莊烈帝深以洩露和議，緻引起輿論之反對為可惜，也是事實。
不錯，明朝到了這一時期，如果站在統治者的利益上，則隻有聯合敵人以鎮壓“流寇”；但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則應該撫綏“流寇”以抵禦清兵。
然而明朝政府所選擇的是第一條路，可惜明清的聯盟尚未成立的時候，而流寇已入首都。
殆至吳三桂之徒投降敵人引敵入關，而大明王朝已經覆亡。
雖然，清兵之得以平定中原，滅亡明朝，以建立其大清帝國者，還是借口為明朝剿滅“流寇”。
總上所述，我們因知遼沈失陷，以及失陷以後，明朝政府犯了許多主觀上的錯誤，助成了他的覆亡。
假使最初不棄六堡，則沈遼不緻失陷。
遼沈即陷，假如熊廷弼不以誣死，袁崇煥不以間殺，孫承宗不以“築城起釁”而罷，則據守關外以固關内，尚可徐圖恢複。
即使如此，設無高第之撤兵入關，則甯、錦尚可守，無耿、尚叛變，則旅順不緻失，關外諸要塞不緻盡入敵手。
即使如此，更設洪承疇不以松山降，則錦州不緻為敵人所有，尚可以據山海關以為固守。
即使如此，吳三桂與李自成聯合，不迎降清兵，則尚可以拒絕清兵于關外，明朝未必遂即覆亡。
然而不幸此種事實相繼出現，于是明朝不能不覆亡了。
這樣看來，明之亡，原因雖多，而其主要原因，則不外宦官專政，植黨營私，政治貪污，國防廢弛，既不能集中人才，共赴國難，複不能澄清社會，消弭内亂。
于是首之以“棄地”，繼之以“撤退”，而終之以“議和”，以至于引敵入室。
結果“流寇”雖平，而明朝政權亦歸于崩潰。
代之而起的，是大清帝國。
這個帝國，不但剿滅了“流寇”，而且在剿滅“流寇”的口号下，颠覆了明王朝。
（重慶《中蘇文化》第七卷第三期，1940年9月18日出版。
原題《遼沈淪陷以後的明王朝》，收入《中國史論集》第一輯，改今題） 注解： [1] 《明史·熹宗本紀》。
[2] 以上均見《明史·袁應泰傳》。
[3] 《明史·李成梁傳》。
[4] 以上均見《明史·李成梁傳》。
[5] 《明史·楊鎬傳》。
[6] 《明史·熊廷弼傳》。
[7] 《明史·熊廷弼傳》。
[8] 《明史·孫承宗傳》。
[9] 《明史·熊廷弼傳》。
[10] 《明史·熊廷弼傳》。
[11] 《明鑒》，第548頁。
[12] 《明史·孫承宗傳·贊》。
[13] 《明鑒》，第562&mdash563頁。
[14] 《明史·袁崇煥傳》。
[15] 梁啟超：《中國偉人傳五種》（三）《袁崇煥傳》，第17頁。
[16] 《明鑒》，第589頁。
[17] 同上書，第590頁。
[18] 程本直：《漩聲記》。
轉引自梁啟超：《中國偉人傳五種》（三）《袁崇煥傳》，第22&mdash23頁。
[19] 程本直：《漩聲記》。
轉引自梁啟超：《中國偉人傳五種》（三）《袁崇煥傳》，第22&mdash23頁。
[20] 程本直：《漩聲記》。
轉引自梁啟超：《中國偉人傳五種》（三）《袁崇煥傳》，第17頁。
[21] 《明鑒》，第614頁。
[22] 《明鑒》，第629頁。
[23] 《明鑒》，第629&mdash630頁。
[24] 《明鑒》，第646頁。
他們感到一面剿“流寇”，一面抗清兵，已經力量不夠，“兩害相權取其輕”，于是他們便轉而企圖對清妥協，并借清之力以共同消滅“流寇”。
這是對内的矛盾超過了對外的矛盾，也是個人的利益超過了國家民族的利益。
在國策的這一轉變之下，于是楊嗣昌、陳新甲等妥協派相繼入閣，方一藻、洪承疇、吳三桂等民族叛徒，相繼占據東北重鎮，并通過宦官高起潛，拖着莊烈帝跟着他們走上投降的道路。
所以我們可以說，在明朝最後的七年中，對于清兵的進攻，隻有妥協、隻有投降的記載了。
當十一年，清兵兩路來侵，一沿山下，一沿運河，山河之間，六路并進的時候，而當時“楊嗣昌奪情任中樞，與總監中官高起潛陰主和議”。
[22]當時反對和議的是盧象升，他曾向莊烈帝建議：“命臣督，臣意主戰”。
莊烈帝答複他說：“和乃外廷議耳”。
其實“當是時，帝心知清兵甚銳，力不敵；而恥言和，故委廷議以答象升”。
可見當時莊烈帝也曾參與和議。
盧象升并當面向楊嗣昌揭穿其主和陰謀。
“象升曰：周元忠赴邊講和，往來數日，其事始薊鎮監督，受成本兵，通國共聞，誰可諱也。
”[23]由此可見當時妥協投降，已經高唱入雲。
所以當盧象升抗清兵于巨鹿時，而劉宇亮、高起潛按兵不動。
結果和議不成，而清兵越燕京而南，連陷真定、廣平、歸德、大名，轉鋒東向，渡運河，陷濟南，克城五十，俘人四十六萬。
和議不成，于是明朝政府，乃又調洪承疇鎮守薊遼。
在十二、十三兩年，清兵屢攻錦州，并逼關外諸城。
到十四年，清兵又大舉圍攻錦州，陳兵于松山、杏山之間，橫截大路，而洪承疇的十三萬大兵卻望風而逃，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帶，赴海而死者，不可勝計。
諸将都擁厚資，不願戰，于是洪承疇遂以松山降，而錦州不守。
清兵直入山海關，進犯山東，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俘人三十六萬。
從此以後，明朝便沒有甚麼國防了。
随着洪承疇的投降，于是妥協之議又起，據《明鑒》：“初，清主皇太極屢遣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國内困敝，亦請主和以纾患，密遣職方郎中馬紹愉等持書議和。
皇太極授以書，令還報，遣人送至連山而還。
其事甚密。
一日新甲私告傅宗龍，宗龍以語謝升，升後見疆事大壞，于帝前述宗龍之言。
帝慚。
升進曰：&lsquo倘肯議和，和亦可恃。
&rsquo帝默然。
已而言官谒升，升言上意主和，于是言官交章劾升。
帝怒其洩露，削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
”[24]這段史實，很明白的指示出當時兵部尚書陳新甲等包圍莊烈帝，要他批準“可恃”的“和議”。
以輿論反對，而沒有成功。
但其信使往還，奔走和議，則是事實。
而且莊烈帝深以洩露和議，緻引起輿論之反對為可惜，也是事實。
不錯，明朝到了這一時期，如果站在統治者的利益上，則隻有聯合敵人以鎮壓“流寇”；但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則應該撫綏“流寇”以抵禦清兵。
然而明朝政府所選擇的是第一條路，可惜明清的聯盟尚未成立的時候，而流寇已入首都。
殆至吳三桂之徒投降敵人引敵入關，而大明王朝已經覆亡。
雖然，清兵之得以平定中原，滅亡明朝，以建立其大清帝國者，還是借口為明朝剿滅“流寇”。
總上所述，我們因知遼沈失陷，以及失陷以後，明朝政府犯了許多主觀上的錯誤，助成了他的覆亡。
假使最初不棄六堡，則沈遼不緻失陷。
遼沈即陷，假如熊廷弼不以誣死，袁崇煥不以間殺，孫承宗不以“築城起釁”而罷，則據守關外以固關内，尚可徐圖恢複。
即使如此，設無高第之撤兵入關，則甯、錦尚可守，無耿、尚叛變，則旅順不緻失，關外諸要塞不緻盡入敵手。
即使如此，更設洪承疇不以松山降，則錦州不緻為敵人所有，尚可以據山海關以為固守。
即使如此，吳三桂與李自成聯合，不迎降清兵，則尚可以拒絕清兵于關外，明朝未必遂即覆亡。
然而不幸此種事實相繼出現，于是明朝不能不覆亡了。
這樣看來，明之亡，原因雖多，而其主要原因，則不外宦官專政，植黨營私，政治貪污，國防廢弛，既不能集中人才，共赴國難，複不能澄清社會，消弭内亂。
于是首之以“棄地”，繼之以“撤退”，而終之以“議和”，以至于引敵入室。
結果“流寇”雖平，而明朝政權亦歸于崩潰。
代之而起的，是大清帝國。
這個帝國，不但剿滅了“流寇”，而且在剿滅“流寇”的口号下，颠覆了明王朝。
（重慶《中蘇文化》第七卷第三期，1940年9月18日出版。
原題《遼沈淪陷以後的明王朝》，收入《中國史論集》第一輯，改今題） 注解： [1] 《明史·熹宗本紀》。
[2] 以上均見《明史·袁應泰傳》。
[3] 《明史·李成梁傳》。
[4] 以上均見《明史·李成梁傳》。
[5] 《明史·楊鎬傳》。
[6] 《明史·熊廷弼傳》。
[7] 《明史·熊廷弼傳》。
[8] 《明史·孫承宗傳》。
[9] 《明史·熊廷弼傳》。
[10] 《明史·熊廷弼傳》。
[11] 《明鑒》，第548頁。
[12] 《明史·孫承宗傳·贊》。
[13] 《明鑒》，第562&mdash563頁。
[14] 《明史·袁崇煥傳》。
[15] 梁啟超：《中國偉人傳五種》（三）《袁崇煥傳》，第17頁。
[16] 《明鑒》，第589頁。
[17] 同上書，第590頁。
[18] 程本直：《漩聲記》。
轉引自梁啟超：《中國偉人傳五種》（三）《袁崇煥傳》，第22&mdash23頁。
[19] 程本直：《漩聲記》。
轉引自梁啟超：《中國偉人傳五種》（三）《袁崇煥傳》，第22&mdash23頁。
[20] 程本直：《漩聲記》。
轉引自梁啟超：《中國偉人傳五種》（三）《袁崇煥傳》，第17頁。
[21] 《明鑒》，第614頁。
[22] 《明鑒》，第629頁。
[23] 《明鑒》，第629&mdash630頁。
[24] 《明鑒》，第64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