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沈淪陷以後的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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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得冤枉
到崇祯初年，一方面由于後金侵略的加緊，銳化了對外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農民叛變的擴大，又深化了社會内部的矛盾。
在此内外矛盾的交織之中，莊烈帝即位以後第一個任務，便是以緊急的手段，消滅統治者階層中内部的矛盾，加強統治者階層中的團結，以應付内外的敵人，于是殺魏忠賢，殲滅閹黨，釋放東林黨人，企圖把政權緊握在自己的手中，内平流寇，外抗後金，把明代政權，從危機中挽救出來。
所以他一面先後以楊鶴、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進剿流寇；另一面又起用袁崇煥經略遼東，抵禦後金。
雙管齊下，大有複興明朝的雄心。
然而可惜的，是莊烈帝當時有一個見解，以為攘外必先安内，所以把大部分兵力财力，都用于進剿“流寇”，而對後金的守備則十分不夠。
除山海關略有配備外，其他薊北則非常空虛。
當時崇煥曾指出此種危機，他說：“臣身在遼，遼無足慮。
惟薊門單弱，敵所竊窺。
請嚴饬前督峻防固禦，為今日急着。
”但他的建議，并沒有引起當局的注意。
而後金兵不久即利用這一弱點，避開山海關，由龍井關，大安口，喜峰口迂回入薊北，于是陷遵化，“越薊州而西，徇三河，敗宣大援兵，遂取順義，&hellip&hellip因進兵薄京城，營于土城關之東。
”[16]而燕京因以震撼。
當時袁崇煥方整理關外防務，他剛剛鎮壓了甯遠的兵變，斬殺了私通敵人的毛文龍，正準備進一步規複遼沈的計劃。
而忽聞此變，乃以騎兵兼程馳援，而步步随之。
後金以袁崇煥再起非常害怕，于是乃實行挑撥離間的計策，于是袁崇煥不死于戰場，而死于敵人之離間，死于昏庸之政府。
據《明史》：“時宦官二人陷敵，敵設間，佯為崇煥密附滿洲，故使聞之。
待釋歸，其人奔告于帝”，[17]帝遂信之不疑。
于是袁崇煥遂于三年八月十六日棄市，兄弟妻子流三千裡。
籍其家，家無餘資。
天下冤之。
袁崇煥死後，當時有布衣程本直為之訴其冤曰： 崇煥十載邊臣，屢經戰守，獨提一旅，挺出嚴關。
迄今山海而外一裡之草萊，崇煥手辟之也；一城之壘，一堡之堞，崇煥手築之也。
試問自有遼事以來，誰不望敵數百裡而逃，棄城于數十裡而遁，敢與敵人劃地而守，對壘而戰，翻使此敵望而逃、棄而遁者，舍崇煥其誰與歸。
[18] 客亦聞敵人自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者否？曰，未也。
客亦知乎有甯遠丙寅之圍，而後中國知所以守；有錦州丁卯之功，而後中國知所以戰否也？曰，然也。
&hellip&hellip今日灤（州）之複，遵（化）之複，永（平）之複也，誰兵也，遼兵也；誰馬也，遼馬也；自崇煥未莅遼以前，遼亦有是兵有是馬焉否也？[19] 我們讀程本直的訴冤書，不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我們所可惜的，不是袁崇煥個人的生命，而是明朝政府不能容忍抗清最力的将領，而是明朝政府毫不猶豫地執行敵人滅亡自己的國家的任務。
論者謂袁崇煥之死與殺毛文龍有關。
但據《明史》所載：毛文龍為閹宦魏忠賢的義子，亦即當時閹黨餘孽用以陰通敵人的線索。
袁崇煥殺之，正是為國除奸。
在毛文龍殺後，當時曾有如此的輿論：“自武登撫相與争而去，其欲得而甘心于文龍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簡，挂彈章，可數百計也。
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
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
是以崇煥一殺而通國快然。
”[20]由此可知毛文龍乃是一個“國人皆曰可殺”而又“不能殺”、“不敢殺”的人物，然而袁崇煥卻因為殺了這樣一個通敵賣國的人物，而成為其緻死的原因之一，明朝政府中的漢奸勢力之大，于此可以想見。
故袁崇煥之死，正表示着明朝漢奸勢力之擡頭。
六 孔有德尚可喜獻了旅順 袁崇煥之死，為明代政治的一大轉變點。
從此以後，明朝政府開始以全力剿滅流寇，而對後金，則有意無意表示妥協的傾向。
宰相溫體仁，兵部尚書劉宇亮、薛國觀等“陰鸷谿刻，不學少文”之徒，相繼執政，他們又“蔽賢植黨”，于是“國事日壞”，以至于不可救藥。
但是當時并不是沒有精忠報國之士，孫承宗即其中之一。
他繼袁崇煥之後，曾擊退敵人，恢複灤州、遷安、永平、遵化四城，将敵兵驅逐于關外，并連而捷兵出關，在大淩河修築堡壘，然而終以政府的掣肘，與巡撫邱禾嘉的反對，守備未固，而敵兵又圍攻大淩城。
于是明朝政府以“築城起釁”罷免孫承宗，企圖以此謝罪于敵人；但是敵人之目的，并不在于孫承宗之罷免，而在于明朝的土地。
所以跟着又有旅順之淪陷。
旅順的淪陷，若謂為敵人之功，毋甯說是明朝寵将毛文龍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之引敵入室、尚可喜之開城投降的結果。
自旅順失而明朝與朝鮮之通路斷，而朝鮮全部淪入後金，從此敵人遂挾關外的人力物力，以開始其對明朝内地的侵略了。
然而即于此時，若能接受三邊總督楊鶴招撫流寇，共抗後金之議，則明朝政權還是可以挽救。
然不此之圖，楊鶴卻因此建議而下獄，并且遠戍袁州。
現在明朝的大軍，不在國防要塞，而在朱大典、曹文诏、洪承疇等的指揮之下，追剿“流寇”于山、陝之間。
此外，陳奇瑜則總督五省的兵馬，進剿川、湖的“流寇”。
于是而有崇祯七年的清兵四路來侵。
一從尚方堡經宣府趨應州，至大同。
一從龍門口入會于宣府。
一從獨石口入于應州。
一從得勝堡入，曆大同，趨朔州。
而“總督張宗衡，總兵曹文诏、張全昌等不敢戰”。
這還不算奇怪，最奇怪的是這種無能的将領，明朝政府不但不加以處罰，反而“留張全昌、曹文诏為援剿總兵，讨流寇”。
難道當時“流寇”就可以不戰而破嗎？還是這些将軍們勇于剿“流寇”而怯于禦清兵呢？ 即至此時，假使能用禮部侍郎文震孟的建議，“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浚财之源，毋徒竭澤而漁”。
[21]一面減輕剝削，一面招撫“流寇”，則不但剿“寇”的兵力可以解放出來，即“流寇”的力量也可以轉移為抗清的力量，舉國一緻，尚可以作最後之奮鬥。
然而可惜竟不被采用。
于是清兵又攻錦州，由朔州毀武甯關而入，略代、忻、應、崞，俘斬七萬餘人而去。
到次年（九年），清兵又分路逾獨石口，入居庸，克昌平，逼燕京，過保定，克十二城，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八萬。
而督師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按兵不敢戰。
在另一方面，唐王聿鍵起兵勤王，卻廢為庶人，幽之鳳陽。
應該禦敵的不敢戰，而敢戰卻不許戰，明朝政府的這種措施，真是有些亡國的征兆了。
在此内外矛盾的交織之中，莊烈帝即位以後第一個任務，便是以緊急的手段，消滅統治者階層中内部的矛盾，加強統治者階層中的團結，以應付内外的敵人，于是殺魏忠賢，殲滅閹黨，釋放東林黨人，企圖把政權緊握在自己的手中，内平流寇，外抗後金，把明代政權，從危機中挽救出來。
所以他一面先後以楊鶴、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進剿流寇；另一面又起用袁崇煥經略遼東，抵禦後金。
雙管齊下，大有複興明朝的雄心。
然而可惜的，是莊烈帝當時有一個見解，以為攘外必先安内，所以把大部分兵力财力，都用于進剿“流寇”，而對後金的守備則十分不夠。
除山海關略有配備外，其他薊北則非常空虛。
當時崇煥曾指出此種危機，他說：“臣身在遼，遼無足慮。
惟薊門單弱，敵所竊窺。
請嚴饬前督峻防固禦，為今日急着。
”但他的建議，并沒有引起當局的注意。
而後金兵不久即利用這一弱點，避開山海關，由龍井關，大安口，喜峰口迂回入薊北，于是陷遵化，“越薊州而西，徇三河，敗宣大援兵，遂取順義，&hellip&hellip因進兵薄京城，營于土城關之東。
”[16]而燕京因以震撼。
當時袁崇煥方整理關外防務，他剛剛鎮壓了甯遠的兵變，斬殺了私通敵人的毛文龍，正準備進一步規複遼沈的計劃。
而忽聞此變，乃以騎兵兼程馳援，而步步随之。
後金以袁崇煥再起非常害怕，于是乃實行挑撥離間的計策，于是袁崇煥不死于戰場，而死于敵人之離間，死于昏庸之政府。
據《明史》：“時宦官二人陷敵，敵設間，佯為崇煥密附滿洲，故使聞之。
待釋歸，其人奔告于帝”，[17]帝遂信之不疑。
于是袁崇煥遂于三年八月十六日棄市，兄弟妻子流三千裡。
籍其家，家無餘資。
天下冤之。
袁崇煥死後，當時有布衣程本直為之訴其冤曰： 崇煥十載邊臣，屢經戰守，獨提一旅，挺出嚴關。
迄今山海而外一裡之草萊，崇煥手辟之也；一城之壘，一堡之堞，崇煥手築之也。
試問自有遼事以來，誰不望敵數百裡而逃，棄城于數十裡而遁，敢與敵人劃地而守，對壘而戰，翻使此敵望而逃、棄而遁者，舍崇煥其誰與歸。
[18] 客亦聞敵人自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者否？曰，未也。
客亦知乎有甯遠丙寅之圍，而後中國知所以守；有錦州丁卯之功，而後中國知所以戰否也？曰，然也。
&hellip&hellip今日灤（州）之複，遵（化）之複，永（平）之複也，誰兵也，遼兵也；誰馬也，遼馬也；自崇煥未莅遼以前，遼亦有是兵有是馬焉否也？[19] 我們讀程本直的訴冤書，不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我們所可惜的，不是袁崇煥個人的生命，而是明朝政府不能容忍抗清最力的将領，而是明朝政府毫不猶豫地執行敵人滅亡自己的國家的任務。
論者謂袁崇煥之死與殺毛文龍有關。
但據《明史》所載：毛文龍為閹宦魏忠賢的義子，亦即當時閹黨餘孽用以陰通敵人的線索。
袁崇煥殺之，正是為國除奸。
在毛文龍殺後，當時曾有如此的輿論：“自武登撫相與争而去，其欲得而甘心于文龍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簡，挂彈章，可數百計也。
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
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
是以崇煥一殺而通國快然。
”[20]由此可知毛文龍乃是一個“國人皆曰可殺”而又“不能殺”、“不敢殺”的人物，然而袁崇煥卻因為殺了這樣一個通敵賣國的人物，而成為其緻死的原因之一，明朝政府中的漢奸勢力之大，于此可以想見。
故袁崇煥之死，正表示着明朝漢奸勢力之擡頭。
六 孔有德尚可喜獻了旅順 袁崇煥之死，為明代政治的一大轉變點。
從此以後，明朝政府開始以全力剿滅流寇，而對後金，則有意無意表示妥協的傾向。
宰相溫體仁，兵部尚書劉宇亮、薛國觀等“陰鸷谿刻，不學少文”之徒，相繼執政，他們又“蔽賢植黨”，于是“國事日壞”，以至于不可救藥。
但是當時并不是沒有精忠報國之士，孫承宗即其中之一。
他繼袁崇煥之後，曾擊退敵人，恢複灤州、遷安、永平、遵化四城，将敵兵驅逐于關外，并連而捷兵出關，在大淩河修築堡壘，然而終以政府的掣肘，與巡撫邱禾嘉的反對，守備未固，而敵兵又圍攻大淩城。
于是明朝政府以“築城起釁”罷免孫承宗，企圖以此謝罪于敵人；但是敵人之目的，并不在于孫承宗之罷免，而在于明朝的土地。
所以跟着又有旅順之淪陷。
旅順的淪陷，若謂為敵人之功，毋甯說是明朝寵将毛文龍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之引敵入室、尚可喜之開城投降的結果。
自旅順失而明朝與朝鮮之通路斷，而朝鮮全部淪入後金，從此敵人遂挾關外的人力物力，以開始其對明朝内地的侵略了。
然而即于此時，若能接受三邊總督楊鶴招撫流寇，共抗後金之議，則明朝政權還是可以挽救。
然不此之圖，楊鶴卻因此建議而下獄，并且遠戍袁州。
現在明朝的大軍，不在國防要塞，而在朱大典、曹文诏、洪承疇等的指揮之下，追剿“流寇”于山、陝之間。
此外，陳奇瑜則總督五省的兵馬，進剿川、湖的“流寇”。
于是而有崇祯七年的清兵四路來侵。
一從尚方堡經宣府趨應州，至大同。
一從龍門口入會于宣府。
一從獨石口入于應州。
一從得勝堡入，曆大同，趨朔州。
而“總督張宗衡，總兵曹文诏、張全昌等不敢戰”。
這還不算奇怪，最奇怪的是這種無能的将領，明朝政府不但不加以處罰，反而“留張全昌、曹文诏為援剿總兵，讨流寇”。
難道當時“流寇”就可以不戰而破嗎？還是這些将軍們勇于剿“流寇”而怯于禦清兵呢？ 即至此時，假使能用禮部侍郎文震孟的建議，“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浚财之源，毋徒竭澤而漁”。
[21]一面減輕剝削，一面招撫“流寇”，則不但剿“寇”的兵力可以解放出來，即“流寇”的力量也可以轉移為抗清的力量，舉國一緻，尚可以作最後之奮鬥。
然而可惜竟不被采用。
于是清兵又攻錦州，由朔州毀武甯關而入，略代、忻、應、崞，俘斬七萬餘人而去。
到次年（九年），清兵又分路逾獨石口，入居庸，克昌平，逼燕京，過保定，克十二城，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八萬。
而督師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按兵不敢戰。
在另一方面，唐王聿鍵起兵勤王，卻廢為庶人，幽之鳳陽。
應該禦敵的不敢戰，而敢戰卻不許戰，明朝政府的這種措施，真是有些亡國的征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