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沈淪陷以後的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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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熊廷弼所雲:“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

    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辄怫然怒哉!”[7]又如孫承宗所雲:“迩年兵多不練,饷多不核。

    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練。

    以将臨陣,而以文官指發。

    以武略備邊,而日增置文官于幕。

    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

    此極弊也。

    ”[8]這裡所謂“文吏”、“文官”,就是監軍的宦官。

    他們招練軍隊,指發戰争,所以“兵多不練”而“饷多不核”。

    再加以在朝的閹黨“拾帖括語”,“日問戰守于朝”。

    “一不從,辄怫然怒”。

    這樣,雖有能将,又有什麼辦法呢?然而正在這個時候,後金卻準備對明朝發動大規模的攻勢,于是而有“廣甯之役”。

    在這一戰役中,錦州、大小淩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大小四十餘城,又一度相繼淪陷于後金之手。

     廣甯之陷,由于經、撫不和,即廣甯巡撫王化貞牽制熊廷弼,使之不能實現其攻守的戰略。

    而經、撫不和,并非偶然,乃是當時執政的閹黨之有意的措施。

    誠如熊廷弼所雲:“經、撫不和,恃有言官。

    言官交攻,恃有樞部。

    樞部佐鬥,恃有閣臣。

    ”而閣臣則受命于魏忠賢。

    他們上下相因,内外狼狽,故意陷熊廷弼于失敗,并借此以殺之。

    所以熊廷弼當時,非常憤慨,曾上所疏述其痛苦,其中有雲:“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适遘事機難處之會。

    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内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

    ”[9]因此之故,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不能實現。

    所謂“三方布置策”,即在廣甯、登州、萊州各設巡撫,形成犄角,而集中主力軍于廣甯,以為固守。

    但是王化貞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分兵戍遼河沿岸,以削弱廣甯的防禦力量,并謂用毛文龍,用降将李永芳,用蒙古插漢助兵四十萬,可以一舉蕩平滿兵。

    所以結果不出熊廷弼所料,“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

    加以當清兵圍西平時,王化貞裨将孫得功陰通敵,于是廣甯遂陷。

    當時“廣甯有兵十四萬,而廷弼關上無一卒,徒擁經略虛号而已”。

    由此,可知廣甯之敗,乃系閹黨故意制造為誣殺熊廷弼之借口。

    而結果竟“以門戶屈殺廷弼”,至“傳首九邊”,而失守廣甯之王化貞則以兵部尚書張鶴鳴之偏袒,逍遙法外。

    明朝政治之黑暗,一至如此。

    我們讀史至此,不能不為之廢書一歎。

     在熊廷弼死後,工部主事徐爾一,曾為之辯其冤曰:“廷弼以失陷封疆,至傳首陳屍,籍産追贓。

    而臣考當年,第覺其罪無足據,而勞有足矜也。

    &hellip&hellip當三路同時陷沒,開、鐵、北關相繼奔潰,廷弼經理不及一年,俄進築奉集、沈陽,俄進屯虎皮驿,俄迎扼敵兵于橫河上,于是遼陽城下鑿河,列栅,埋炮,屹然樹金湯,令得竟所施,何至舉榆口關外拱手授人,而今俱抹殺不論,乃其所由必死,則有故矣。

    ”[10] 當熊廷弼傳首九邊的時候,正是後金建都沈陽的時候,明朝政府,就用了抗敵名将的腦袋,作為對後金建都的賀禮。

    而從此以後,執政的閹黨的主要任務,一方面是僞造《要典》,殲滅東林,毀天下書院,建魏忠賢生祠,以及奉魏忠賢配祀孔子等;另一方面,則是“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赉甲仗弓矢,白金文绮,先後至山海關,頒赉将士,實觇軍也”。

    [11]因此,在當時,不但朝署之中善類一空,就是守邊将帥如孫承宗者,因不附閹,皆為“閹豎鬥筲,後先龁扼,卒屏諸田野,至阖門膏斧锧,而恤典不加。

    國是如此,求無危,安可得也”。

    [12] 自從孫承宗被閹黨排去,于是而有高第盡撤關外諸軍的盛舉。

    據《明鑒》:“(第)以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右諸城守禦,移關内。

    袁崇煥力争,謂兵法有進無退。

    錦、右動搖,則甯、前震驚,關内亦失保障。

    第意堅,且欲并撤甯、前二城。

    崇煥曰:&lsquo我甯、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

    &rsquo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淩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入關。

    委棄米粟十餘萬,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13]據此,則知當時,除甯、前二城因袁崇煥力争未撤外,其餘整個明朝的軍隊、人民,都從關外退入關内,這是明朝第二次自動的大退卻,亦即無異将整個的遼東半島奉獻于敵人。

    這是高第将軍的戰略,也是宦官大人的政略。

     事情真是湊巧,随着高第将軍的總退卻而來的,便是後金的二萬大兵的總進攻。

    他們渡遼河,搗甯遠,越城五裡,浩浩蕩蕩,橫山海關大路而軍。

    于是甯遠陷于重圍,袁崇煥以萬餘人孤軍死守,而高第将軍卻擁兵山海關内不救,企圖假敵軍來消滅袁崇煥。

    同時明朝政府的衮衮諸公大小宦官,也以為“必無甯遠”;然而十天之後,袁崇煥不但突破重圍,而且還追奔逐北三十裡,使後來的清統治者不能不在《明史》上大書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将罔敢議戰守。

    議戰守,自崇煥始。

    ”[14]當袁崇煥的捷報到達朝廷,魏忠賢就即刻派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到前線監視袁崇煥,而兵部尚書王之臣也事事與他為難。

    後金兵知道袁崇煥不為政府所信任,因而也必無後援,于是又再舉來犯,圍攻甯遠、錦州。

    而當此之時,宦官紀用勾結總兵趙率教秘密遣使通敵求和,以實現魏忠賢之失敗主義。

    然而袁崇煥卻勝利地擊敗了敵人,而成功了曆史上有名的“甯錦大捷”,粉碎了宦官的賣國勾當。

    雖然,袁崇煥卒以不附閹黨的原故,反因“甯錦大捷”而被罷免。

    但其他大小宦官,文武官僚則因此而加官進爵者不下數百人,這就是所謂“閹黨政治”。

     我們總觀天啟年間的曆史,知道遼沈淪陷後,明朝并不是沒有收複遼東的可能,而其所以不能者,則閹黨政治盡了很大的主觀作用。

    閹黨政治不僅造成了黨派的分裂,造成了社會的矛盾,間接幫助了敵人;而且牽制軍機造成失敗的傾向,直接響應敵人的進攻。

    非常明白,沒有王化貞之擁兵不救,則無廣甯之敗;沒有門戶之私,則無熊廷弼之死;沒有孫承宗之罷,則無高第之退卻;沒有高第之退卻,則亦無甯、錦之圍;最後,如果沒有魏忠賢之投降陰謀,則袁崇煥不緻因甯、錦大捷而罷免。

    然而實際上,這些不應有的事竟然都發生了,主觀的作用,加速了明朝政權的崩潰。

    誠如孫承宗所雲:“敵未抵鎮武而我自燒甯、前,此前曰經、撫罪也;我棄甯、前而敵終不至,而我不敢出關一步,此今日将吏罪也。

    将吏匿關内,無能轉其畏敵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之罪也。

    ”[15] 五 袁崇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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