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沈淪陷以後的明史
關燈
小
中
大
甚麼自動地放棄“六堡”
為了說明遼、沈失陷的原因，我們不能不追溯遼、沈失陷前夕的曆史。
人們也許記得在“九一八”事變以前，由于清朝政府及北洋軍閥的腐敗政治，已使日寇勢力深入東三省；但人們也許忘記了，在“三二一”事變以前，由于明末萬曆年間之腐敗貪污的官僚政治，已使後金勢力深入了遼東半島。
而“三二一”事變，隻是這種腐敗、貪污的官僚政治之總結。
在萬曆末年，一方面水旱蟲蝗風雹疠疫等天災普遍地襲擊中原的農村；另一方面，由于倭寇不斷入侵，以及西南少數民族不斷的叛變，戰争的負擔，重壓着全國的人民，以緻使社會間敵對的矛盾，日益發展。
此外，在上層社會，則黨派紛歧，互相對立，宦官黨與齊、楚、浙三黨“聲勢相倚，并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而東林諸人，則評議朝政，自命清流，于是在統治者階層中，也發生矛盾。
在朝的士大夫一面要緻力相互間的傾陷，另一面又要監視着人民的異動，于是再沒有多餘的時間應付敵國外患。
他們把國防重鎮，當做培植黨羽的地方，彼此争奪，以緻“十年之間更易八帥”[3]。
而當時國防将帥，則隻有貪污之徒才能當選，他們“以空名支饷，且多克減，邊兵屢嘩”。
此種情形，到李成梁經略遼東的時代，便達到頂點。
據《明史·李成梁傳》： 李成梁&hellip&hellip子弟盡列崇階，仆隸無不榮顯。
貴極而驕，奢侈無度。
軍赀馬價、鹽課、市賞，歲幹沒不赀。
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
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赇，為之左右。
每一奏捷，内自閣部，外自督撫而下，大者進官蔭子，小亦增俸赉金。
恩施優渥，震耀當世。
而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為緣飾。
若敵入内地，則以“堅壁清野”為詞，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為功，殺良民冒級。
閣部皆共蒙蔽&hellip&hellip 像這樣的國防将帥，在當時，當然不隻李成梁一人，李成梁不過是其中之一個，因之，這樣的貪污，也不是李成梁個人的特性，而是當時腐敗政治的特征。
換言之，個人如果不貪污，即不能生存于當時的政治環境之中。
像這樣的“将帥”，這樣的“權門”、“朝士”、“要人”、“閣部”，除了“奢侈”、“幹沒”、“賄賂”、“進官”、“蔭子”、“擁兵觀望”、“掩敗為功”&hellip&hellip還有什麼國防可言呢！于是自然的結果，便發生了萬曆三十四年（1606）自動放棄“六堡”之李成梁的建議。
這是明代勢力在遼東之第一次的自動的退卻，亦即後來遼沈失陷之第一次的預告。
所謂“六堡”，就是防守遼沈的六個堡壘。
有此六堡，則可以迎擊敵人于遼沈東北二百餘裡的地方，棄此六堡，則遼沈便失去資以防守的前衛。
棄六堡，即等于棄遼、沈，這是非常明白的。
然而李成梁卻以六堡“地孤懸難守，與督撫蹇達、趙楫建議棄之”。
而明朝政府要人，亦因“飽其重赇”，竟予批準。
于是“盡徙居民于内地。
居民戀家室，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藉。
成梁等反以招複逃人功，增秩受賞”。
[4]于是李将軍的大軍，就這樣英勇地替後金肅清了進攻遼沈的道路。
于是後金也就追随着李将軍英勇的退卻，而深入遼東半島。
在六堡放棄後的十二年間，後金從容不迫地并吞了蒙古諸部落，所謂呼倫四國，其中哈達、烏拉、輝發已經先後被他并吞，剩下來的隻有一個葉赫了。
後金的鋒刃，到現在要轉向大明王朝了。
于是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便借口明朝政府援助葉赫而以“七大恨”誓天伐明，于是而有“撫順之役”。
在這一戰役中，從經略楊鎬以下“文武将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
[5]而後金兵乘勝破開原，陷鐵嶺，聲勢所及，使“沈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6]有大難臨頭之勢。
這是明代政府棄六堡以後滿清第一次的試兵，也是後來遼沈失陷之第二次的預告。
但是即在此時，假使明朝政府稍有感覺，内息黨争，集中力量外整軍備，鞏固邊防，則遼沈未必即不能守。
然而朋比為奸者，變本加厲，“軍機要務，廢擱如故”。
忠勇卻敵如熊廷弼者，而為閹黨姚宗文之徒所排斥，以至熊廷弼所恢複之叆陽、清河、撫順、鎮江諸要塞，未及鞏固其守備而去職，而代以“用兵非所長”之袁應泰，于是而有“三二一”遼沈之淪陷，而遼河以東五十餘堡寨營驿及海、益、金、複、耀諸州大小七十餘城遂不能不淪于後金之手，于是後金遂得以遼沈為根據，掃蕩關外，并進而窺伺關内了。
所以我們以為遼沈的失陷，并非由于袁應泰的“招降政策”，而實由于李成梁的放棄六堡，亦即由于明朝政府的“棄地政策”。
誠然，招降叛徒，袁應泰應負其責。
然而任用“用兵非所長”之袁應泰而使降人有實現其叛變作用的可能者，則明朝政府不能辭其責。
而況六堡既已放棄，雖有能将，亦難保遼沈之不失，如袁應泰者，雖“用兵非所長”，而其勇于抗敵，忠于守土，終于“佩劍印”以殉遼沈，這在中國曆史上，也是難得的人物。
四 熊廷弼傳首九邊 遼沈淪陷以後，東北邊防，固已吃緊，然而假使明朝政府能于此時，朝野上下一緻團結，集中人才，動員國力，以植黨營私為第二，而以敵國外患為第一，則未嘗不可拒後金于關外，可惜事實卻恰恰相反。
在整個的天啟年代中，亦即在遼沈淪陷以後的七年中，明朝的政權，卻完全掌握在宦官魏忠賢等的手中。
此輩宦官，既無國家觀念，更無民族意識，隻知谄媚皇帝，盜竊政權，然後利用政權，殘害善類，剝削民衆。
在天啟的七年間，南北台谏，肆其誣構；東西廠衛，恣意屠殺，造成有史以來未有的黑暗時代。
在人民方面，則“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
在士大夫方面，則“衣冠填于狴犴，善類殒于刀鋸”。
于是一方面政府與人民間的矛盾遂爆發而為白蓮教的叛亂；而另一方面，統治者階層中的矛盾，則爆發為東林黨獄。
以至朝野上下，矛盾交織，而國防大政，因之而益趨腐敗。
具體的曆史事實指示我們，當時的閹黨不但專制朝政，而且左右軍機。
在天啟的七年中，兵部尚書之更換，如轉辘轳，前後任兵部尚書者十二人，其中除孫承宗外，如王之臣、高第、王化貞之徒，都是閹宦的黨羽，而崔呈秀且為魏忠賢主謀譏的“五虎”之一。
此外，七年之中，任邊将者也有九人之多，其中除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之外，也多半是閹黨的走卒。
不但如此，他們派遣宦官，幹涉軍務，稍不如意，就加之以罪。
誠
人們也許記得在“九一八”事變以前，由于清朝政府及北洋軍閥的腐敗政治，已使日寇勢力深入東三省；但人們也許忘記了，在“三二一”事變以前，由于明末萬曆年間之腐敗貪污的官僚政治，已使後金勢力深入了遼東半島。
而“三二一”事變，隻是這種腐敗、貪污的官僚政治之總結。
在萬曆末年，一方面水旱蟲蝗風雹疠疫等天災普遍地襲擊中原的農村；另一方面，由于倭寇不斷入侵，以及西南少數民族不斷的叛變，戰争的負擔，重壓着全國的人民，以緻使社會間敵對的矛盾，日益發展。
此外，在上層社會，則黨派紛歧，互相對立，宦官黨與齊、楚、浙三黨“聲勢相倚，并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而東林諸人，則評議朝政，自命清流，于是在統治者階層中，也發生矛盾。
在朝的士大夫一面要緻力相互間的傾陷，另一面又要監視着人民的異動，于是再沒有多餘的時間應付敵國外患。
他們把國防重鎮，當做培植黨羽的地方，彼此争奪，以緻“十年之間更易八帥”[3]。
而當時國防将帥，則隻有貪污之徒才能當選，他們“以空名支饷，且多克減，邊兵屢嘩”。
此種情形，到李成梁經略遼東的時代，便達到頂點。
據《明史·李成梁傳》： 李成梁&hellip&hellip子弟盡列崇階，仆隸無不榮顯。
貴極而驕，奢侈無度。
軍赀馬價、鹽課、市賞，歲幹沒不赀。
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
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赇，為之左右。
每一奏捷，内自閣部，外自督撫而下，大者進官蔭子，小亦增俸赉金。
恩施優渥，震耀當世。
而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為緣飾。
若敵入内地，則以“堅壁清野”為詞，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為功，殺良民冒級。
閣部皆共蒙蔽&hellip&hellip 像這樣的國防将帥，在當時，當然不隻李成梁一人，李成梁不過是其中之一個，因之，這樣的貪污，也不是李成梁個人的特性，而是當時腐敗政治的特征。
換言之，個人如果不貪污，即不能生存于當時的政治環境之中。
像這樣的“将帥”，這樣的“權門”、“朝士”、“要人”、“閣部”，除了“奢侈”、“幹沒”、“賄賂”、“進官”、“蔭子”、“擁兵觀望”、“掩敗為功”&hellip&hellip還有什麼國防可言呢！于是自然的結果，便發生了萬曆三十四年（1606）自動放棄“六堡”之李成梁的建議。
這是明代勢力在遼東之第一次的自動的退卻，亦即後來遼沈失陷之第一次的預告。
所謂“六堡”，就是防守遼沈的六個堡壘。
有此六堡，則可以迎擊敵人于遼沈東北二百餘裡的地方，棄此六堡，則遼沈便失去資以防守的前衛。
棄六堡，即等于棄遼、沈，這是非常明白的。
然而李成梁卻以六堡“地孤懸難守，與督撫蹇達、趙楫建議棄之”。
而明朝政府要人，亦因“飽其重赇”，竟予批準。
于是“盡徙居民于内地。
居民戀家室，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藉。
成梁等反以招複逃人功，增秩受賞”。
[4]于是李将軍的大軍，就這樣英勇地替後金肅清了進攻遼沈的道路。
于是後金也就追随着李将軍英勇的退卻，而深入遼東半島。
在六堡放棄後的十二年間，後金從容不迫地并吞了蒙古諸部落，所謂呼倫四國，其中哈達、烏拉、輝發已經先後被他并吞，剩下來的隻有一個葉赫了。
後金的鋒刃，到現在要轉向大明王朝了。
于是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便借口明朝政府援助葉赫而以“七大恨”誓天伐明，于是而有“撫順之役”。
在這一戰役中，從經略楊鎬以下“文武将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
[5]而後金兵乘勝破開原，陷鐵嶺，聲勢所及，使“沈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6]有大難臨頭之勢。
這是明代政府棄六堡以後滿清第一次的試兵，也是後來遼沈失陷之第二次的預告。
但是即在此時，假使明朝政府稍有感覺，内息黨争，集中力量外整軍備，鞏固邊防，則遼沈未必即不能守。
然而朋比為奸者，變本加厲，“軍機要務，廢擱如故”。
忠勇卻敵如熊廷弼者，而為閹黨姚宗文之徒所排斥，以至熊廷弼所恢複之叆陽、清河、撫順、鎮江諸要塞，未及鞏固其守備而去職，而代以“用兵非所長”之袁應泰，于是而有“三二一”遼沈之淪陷，而遼河以東五十餘堡寨營驿及海、益、金、複、耀諸州大小七十餘城遂不能不淪于後金之手，于是後金遂得以遼沈為根據，掃蕩關外，并進而窺伺關内了。
所以我們以為遼沈的失陷，并非由于袁應泰的“招降政策”，而實由于李成梁的放棄六堡，亦即由于明朝政府的“棄地政策”。
誠然，招降叛徒，袁應泰應負其責。
然而任用“用兵非所長”之袁應泰而使降人有實現其叛變作用的可能者，則明朝政府不能辭其責。
而況六堡既已放棄，雖有能将，亦難保遼沈之不失，如袁應泰者，雖“用兵非所長”，而其勇于抗敵，忠于守土，終于“佩劍印”以殉遼沈，這在中國曆史上，也是難得的人物。
四 熊廷弼傳首九邊 遼沈淪陷以後，東北邊防，固已吃緊，然而假使明朝政府能于此時，朝野上下一緻團結，集中人才，動員國力，以植黨營私為第二，而以敵國外患為第一，則未嘗不可拒後金于關外，可惜事實卻恰恰相反。
在整個的天啟年代中，亦即在遼沈淪陷以後的七年中，明朝的政權，卻完全掌握在宦官魏忠賢等的手中。
此輩宦官，既無國家觀念，更無民族意識，隻知谄媚皇帝，盜竊政權，然後利用政權，殘害善類，剝削民衆。
在天啟的七年間，南北台谏，肆其誣構；東西廠衛，恣意屠殺，造成有史以來未有的黑暗時代。
在人民方面，則“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
在士大夫方面，則“衣冠填于狴犴，善類殒于刀鋸”。
于是一方面政府與人民間的矛盾遂爆發而為白蓮教的叛亂；而另一方面，統治者階層中的矛盾，則爆發為東林黨獄。
以至朝野上下，矛盾交織，而國防大政，因之而益趨腐敗。
具體的曆史事實指示我們，當時的閹黨不但專制朝政，而且左右軍機。
在天啟的七年中，兵部尚書之更換，如轉辘轳，前後任兵部尚書者十二人，其中除孫承宗外，如王之臣、高第、王化貞之徒，都是閹宦的黨羽，而崔呈秀且為魏忠賢主謀譏的“五虎”之一。
此外，七年之中，任邊将者也有九人之多，其中除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之外，也多半是閹黨的走卒。
不但如此，他們派遣宦官，幹涉軍務，稍不如意，就加之以罪。
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