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沈淪陷以後的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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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sh&mdash紀念“九一八”九周年
一 從“九一八”想到“三二一”
愈是古遠的曆史，愈會逸出人類的記憶之外。
因為随着時代的推移，這些古遠的曆史已經漸漸與人類的現實生活不發生直接的關系了。
在現在，沒有一個人不記得公元1931年的9月18日，是沈陽淪陷于日寇的一天，但是，也許有很多人忘記了，在中國曆史上還曾經有過同樣的一天，那就是明代天啟元年（1621）3月21日，沈陽淪陷于後金的一天。
1621年的“三二一”與1931年的“九一八”，這兩天，在時間上，相距三百一十年，在本質上，是發生于不同的曆史基礎之上的不同的曆史事變。
自然，對中國曆史也會發生不同的影響與作用。
但是，不管其對中國曆史的影響與作用如何不同，而其同為引起中國曆史走上巨大的變革過程的一天，也是相同的。
曆史的發展，在形式上看來，往往好像有些事變是重複的，但是假如深入到曆史事變的本質，則曆史的發展決不是循環的。
同樣的沈陽的淪陷，而在明代的滿人，是中國的一遊牧民族；在今日的日寇，則是一個資本帝國主義。
前者是遊牧民族對趨于腐敗的封建王朝之侵襲，因而勝利是屬于遊牧民族的；後者是瀕于沒落的資本帝國主義對向上的民主主義國家的侵略，因而勝利是屬于民主主義的。
這是同樣的沈陽事變之不同的結果，也就是曆史發展的規律。
雖然，曆史發展的規律并不是像“月蝕”一樣絲毫不需要人的幫助而如期自己實現的。
曆史發展的規律，隻是提供曆史發展以某種可能性。
而使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則是需要人類主觀的努力。
這就是說，曆史的規律雖然決定了明朝的覆亡，但假如明朝政府和人民能夠為了挽救覆亡，而加強其主觀的鬥争，則亦可以使其覆亡的可能性延期實現；反之，曆史規律雖然決定了我們今日勝利的可能性，但如主觀的鬥争不夠，亦複不能實現出來。
這又是曆史發展之辯證的法則。
明代沈陽的淪陷，是在天啟元年，即1621年；而其覆亡，則在崇祯十七年（1644），中間還有二十三年的時間。
假使在這二十三年中，能加強其主觀的鬥争，則明朝未必不能挽救。
而其終于陷于覆亡的命運，固由于客觀的因素；但主觀的鬥争之不夠，也是最大的原因。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我們用明代的“三二一”的曆史來紀念“九一八”，這是順便溫習一下曆史的意思。
二 1621年沈陽失陷的速寫 天啟元年“三月乙卯，大清兵取沈陽，總兵官尤世功、賀世賢戰死。
總兵官陳策、童仲揆、戚金、張名世帥諸将援遼，戰于渾河，皆敗沒。
壬戌，大清兵取遼陽，經略袁應泰等死之。
巡按禦史張铨被執，不屈死。
”[1] 從這段紀載中的某某“戰死”，某某“赴援死”，某某“不屈死”等，我們知道當時滿人進犯沈陽，是曾經遇到明朝守土将士的堅決抵抗的，而且明朝政府也曾經派兵馳援過沈陽的。
其所以失陷，并非由于将士不抵抗，政府不援救，而是抵抗者“戰死”，援救者“敗沒”，所以沈陽的失陷，在明代，是光榮的。
“九一八”沈陽失陷的情形，在現在，許多人都曾親曆其境；但是“三二一”沈遼失陷的情形，則隻有憑着滿族統治者的記載了。
但在寫這段曆史的時候，清王朝在中國的統治已經鞏固了，所以他并沒有改變事實的必要。
反之，他正要以暴露明人的堅強抵抗，以顯示其勝利的難能而可貴。
據《明史·袁應泰傳》所載： 天啟元年3月12日，“我大清兵來攻沈陽。
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還。
明日，降人（蒙古降人）果内應，城遂破，二将戰死。
總兵官陳策、童仲揆等赴援，亦戰死。
應泰乃撤奉集、威甯諸軍，并力守遼陽。
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守。
十有九日，大清兵臨城。
應泰身督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出城五裡迎戰，軍敗多死。
其夕，應泰宿營中，不入城。
明日（二十日），大清兵掘城西閘，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将兵，遂渡濠，大呼而進。
鏖戰良久，騎來者益衆，諸将兵俱敗，望城奔，殺溺死者無算。
應泰乃入城，與巡按禦史張铨等分陴固守。
諸臨司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督饷郎中傅國，并逾城遁，人心離沮。
又明日（二十一日），攻城急，應泰督諸軍，列楯大戰，又敗。
薄暮，谯樓火，大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啟扉張炬以待，婦女亦盛飾迎門，或言降人導之也。
應泰居城樓，知事不濟，太息謂（張）铨曰：&lsquo公無守城責，宜急去，吾死于此。
&rsquo遂佩劍印自缢死。
婦弟姚居秀從之。
仆唐世明憑屍大恸，縱火焚樓死。
” 我們在三百年後，讀了這一篇悲壯淋漓的記載，猶覺沈陽的失陷，如在目前。
在這段記載中，我以為除了“民家多啟扉張炬以待，婦女亦盛飾迎門”與“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頗有矛盾，顯然是那些獻媚的曆史家所粉飾，其餘大概皆為可靠的史實。
在這裡，我們看見明代的守土将士，他們曾英勇地迎敵人于城外，他們曾沉痛地沿濠列陣以死守孤城。
他們在城破後，還曾有計劃地“分陣固守，作激烈的巷戰”。
從3月12日到21日，經過了十天的苦戰。
他們為守沈陽而英勇抗戰，為沈陽不守而壯烈犧牲。
雖有越城而遁的諸監司（宦官）及督饷郎中，亦有佩劍而死的“大帥”，焚樓而死的“大帥仆人”。
這種壯烈的史實，實足以照耀千古。
關于遼沈失陷，後來曆史家多歸罪于袁應泰“招納降人”的政策，其實袁應泰之招降，實亦有不得已的苦衷。
因為當時正是明朝與滿族争取蒙古的時代，明不招降，則滿必招降。
據《明史》：“當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
應泰言：&lsquo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
&rsquo乃下令招降。
于是歸者日衆，處之遼、沈二城，優其月廪，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
”因此，我們以為袁應泰的錯誤，不在招降，而是在招降以後，對降人沒有作必要的警戒。
緻使降人“或陰為敵用，或敵雜間諜其中”，[2]而袁應泰則深信此輩降人，可以作為進攻滿兵的前鋒，不知他們早已變成敵探或便衣隊，以緻為敵内應，成為沈陽失陷的直接原因之一。
雖然，降人叛變，隻是遼、沈失陷的偶然因素，而其必然因素則是明朝政治已經造成遼、沈無法可守的客觀環境，并給予降人叛變以可能之機會。
這正如“九一八”事變，我們不能完全歸咎于朝鮮浪人的活動，而應追究于朝鮮浪人何以能活動，是同樣的理由。
三 為
因為随着時代的推移，這些古遠的曆史已經漸漸與人類的現實生活不發生直接的關系了。
在現在，沒有一個人不記得公元1931年的9月18日，是沈陽淪陷于日寇的一天，但是，也許有很多人忘記了，在中國曆史上還曾經有過同樣的一天，那就是明代天啟元年（1621）3月21日，沈陽淪陷于後金的一天。
1621年的“三二一”與1931年的“九一八”，這兩天，在時間上，相距三百一十年，在本質上，是發生于不同的曆史基礎之上的不同的曆史事變。
自然，對中國曆史也會發生不同的影響與作用。
但是，不管其對中國曆史的影響與作用如何不同，而其同為引起中國曆史走上巨大的變革過程的一天，也是相同的。
曆史的發展，在形式上看來，往往好像有些事變是重複的，但是假如深入到曆史事變的本質，則曆史的發展決不是循環的。
同樣的沈陽的淪陷，而在明代的滿人，是中國的一遊牧民族；在今日的日寇，則是一個資本帝國主義。
前者是遊牧民族對趨于腐敗的封建王朝之侵襲，因而勝利是屬于遊牧民族的；後者是瀕于沒落的資本帝國主義對向上的民主主義國家的侵略，因而勝利是屬于民主主義的。
這是同樣的沈陽事變之不同的結果，也就是曆史發展的規律。
雖然，曆史發展的規律并不是像“月蝕”一樣絲毫不需要人的幫助而如期自己實現的。
曆史發展的規律，隻是提供曆史發展以某種可能性。
而使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則是需要人類主觀的努力。
這就是說，曆史的規律雖然決定了明朝的覆亡，但假如明朝政府和人民能夠為了挽救覆亡，而加強其主觀的鬥争，則亦可以使其覆亡的可能性延期實現；反之，曆史規律雖然決定了我們今日勝利的可能性，但如主觀的鬥争不夠，亦複不能實現出來。
這又是曆史發展之辯證的法則。
明代沈陽的淪陷，是在天啟元年，即1621年；而其覆亡，則在崇祯十七年（1644），中間還有二十三年的時間。
假使在這二十三年中，能加強其主觀的鬥争，則明朝未必不能挽救。
而其終于陷于覆亡的命運，固由于客觀的因素；但主觀的鬥争之不夠，也是最大的原因。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我們用明代的“三二一”的曆史來紀念“九一八”，這是順便溫習一下曆史的意思。
二 1621年沈陽失陷的速寫 天啟元年“三月乙卯，大清兵取沈陽，總兵官尤世功、賀世賢戰死。
總兵官陳策、童仲揆、戚金、張名世帥諸将援遼，戰于渾河，皆敗沒。
壬戌，大清兵取遼陽，經略袁應泰等死之。
巡按禦史張铨被執，不屈死。
”[1] 從這段紀載中的某某“戰死”，某某“赴援死”，某某“不屈死”等，我們知道當時滿人進犯沈陽，是曾經遇到明朝守土将士的堅決抵抗的，而且明朝政府也曾經派兵馳援過沈陽的。
其所以失陷，并非由于将士不抵抗，政府不援救，而是抵抗者“戰死”，援救者“敗沒”，所以沈陽的失陷，在明代，是光榮的。
“九一八”沈陽失陷的情形，在現在，許多人都曾親曆其境；但是“三二一”沈遼失陷的情形，則隻有憑着滿族統治者的記載了。
但在寫這段曆史的時候，清王朝在中國的統治已經鞏固了，所以他并沒有改變事實的必要。
反之，他正要以暴露明人的堅強抵抗，以顯示其勝利的難能而可貴。
據《明史·袁應泰傳》所載： 天啟元年3月12日，“我大清兵來攻沈陽。
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還。
明日，降人（蒙古降人）果内應，城遂破，二将戰死。
總兵官陳策、童仲揆等赴援，亦戰死。
應泰乃撤奉集、威甯諸軍，并力守遼陽。
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守。
十有九日，大清兵臨城。
應泰身督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出城五裡迎戰，軍敗多死。
其夕，應泰宿營中，不入城。
明日（二十日），大清兵掘城西閘，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将兵，遂渡濠，大呼而進。
鏖戰良久，騎來者益衆，諸将兵俱敗，望城奔，殺溺死者無算。
應泰乃入城，與巡按禦史張铨等分陴固守。
諸臨司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督饷郎中傅國，并逾城遁，人心離沮。
又明日（二十一日），攻城急，應泰督諸軍，列楯大戰，又敗。
薄暮，谯樓火，大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啟扉張炬以待，婦女亦盛飾迎門，或言降人導之也。
應泰居城樓，知事不濟，太息謂（張）铨曰：&lsquo公無守城責，宜急去，吾死于此。
&rsquo遂佩劍印自缢死。
婦弟姚居秀從之。
仆唐世明憑屍大恸，縱火焚樓死。
” 我們在三百年後，讀了這一篇悲壯淋漓的記載，猶覺沈陽的失陷，如在目前。
在這段記載中，我以為除了“民家多啟扉張炬以待，婦女亦盛飾迎門”與“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頗有矛盾，顯然是那些獻媚的曆史家所粉飾，其餘大概皆為可靠的史實。
在這裡，我們看見明代的守土将士，他們曾英勇地迎敵人于城外，他們曾沉痛地沿濠列陣以死守孤城。
他們在城破後，還曾有計劃地“分陣固守，作激烈的巷戰”。
從3月12日到21日，經過了十天的苦戰。
他們為守沈陽而英勇抗戰，為沈陽不守而壯烈犧牲。
雖有越城而遁的諸監司（宦官）及督饷郎中，亦有佩劍而死的“大帥”，焚樓而死的“大帥仆人”。
這種壯烈的史實，實足以照耀千古。
關于遼沈失陷，後來曆史家多歸罪于袁應泰“招納降人”的政策，其實袁應泰之招降，實亦有不得已的苦衷。
因為當時正是明朝與滿族争取蒙古的時代，明不招降，則滿必招降。
據《明史》：“當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
應泰言：&lsquo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
&rsquo乃下令招降。
于是歸者日衆，處之遼、沈二城，優其月廪，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
”因此，我們以為袁應泰的錯誤，不在招降，而是在招降以後，對降人沒有作必要的警戒。
緻使降人“或陰為敵用，或敵雜間諜其中”，[2]而袁應泰則深信此輩降人，可以作為進攻滿兵的前鋒，不知他們早已變成敵探或便衣隊，以緻為敵内應，成為沈陽失陷的直接原因之一。
雖然，降人叛變，隻是遼、沈失陷的偶然因素，而其必然因素則是明朝政治已經造成遼、沈無法可守的客觀環境，并給予降人叛變以可能之機會。
這正如“九一八”事變，我們不能完全歸咎于朝鮮浪人的活動，而應追究于朝鮮浪人何以能活動，是同樣的理由。
三 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