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代漢奸及傀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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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未必即結束于異族之手。
乃不此之圖，而當時民族敗類，卻反而主張投降到底，受金冊封，而為其臣屬。
他們按年繳納歲貢以求支持其偏安江左之殘局。
這些貴族隻看見自己的利益，而忘記國家與民族。
他們南渡以後，由于統治地域的縮小，益加強其剝削的程度。
于是一般農民在歲貢與軍費的浩大負擔之下，變為窮無所歸。
據《宋史》的記載，當時歲貢為銀絹各二十萬。
運費總額達八千萬貫，官僚薪傣之開支為錢一千六百九十六萬貫，金一萬四千八百七十兩，銀六十二萬兩。
這些巨額的開支，當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據《宋史》記載，當時農民除負擔田賦以外，還有稱為“加耗”的田賦附加稅，有丁口稅和許多苛捐雜稅。
此外還有所謂“和買”，這種“和買”最初是政府出錢收買，以後便變成無代價的貢物。
在這種苦痛的負擔之下，當時農民的生活，便陷于極端的悲慘，據《宋史》記載：“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冒僞，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
”又說北宋既如此，南渡以來，更進展矣。
“強宗巨室，阡陌相望，且多無稅之田。
”（卷一七三）又說：“亂亡之後，田廬荒廢，诏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與之，于是腴田悉為豪戶所占，流民至無所歸。
”（卷二九五《謝绛傳》）同時，封建貴族及官僚把礦山在“收歸國有”的美名之下據為自己所有，據《宋史·食貨志》所載，宋代有金、銀、銅、鐵、鉛、錫等礦區冶金所、礦務所二百餘所，在皇祐年間（1050年前後），政府所收的礦稅，年額為金15095兩，銀219829兩，銅5100834斤，鐵72412000斤，鉛98151斤，錫330695斤，水銀2200斤，後來到元豐年間，更有增加。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宋朝民族敗類為甚麼主張投降，因為他們深深知道，假使抗戰，則社會經濟秩序必然多少有些變動，尤其民不聊生，這對于他們的投降政權，是難保沒有危險的。
為了繼續支持其對江南農民的壓榨，為了繼續利用投降政權以擴大其自己的私圖，他們不得不投到敵人的懷抱，轉而假借敵人的威脅以敲詐民衆。
沒有民衆基礎之投降的南宋政府，是宋朝亡國的根本原因。
四 從張邦昌劉豫的傀儡政權到秦桧的漢奸政府 現在，我們轉向具體的曆史事實，宋代的投降派是如何反對當時的抗戰派，最後是如何把抗戰派抑壓下去，而貫徹其亡國滅種的主張。
在宋朝投降派中，雖然有不少的人物，然而起重大作用的，則為劉豫、張邦昌與秦桧。
這三個曆史上的民族敗類，雖同為投降派，但卻以不同的姿态出現于當時的曆史舞台。
劉豫則以傀儡政權而出現，張邦昌則以敵探出現，秦桧則以政治漢奸而出現。
不管他們怎樣出現，而其同為漢奸則一也。
這正與今日他們的後輩王克敏、梁鴻志、汪精衛等之漢奸活動的形式，如出一轍。
不管他們的作風如何不同，而其同為出賣祖國，出賣民族則一也。
據《宋史·劉豫傳》雲：“劉豫字彥遊，景州阜城人也。
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元符中登第。
&hellip&hellip政和二年召拜殿中侍禦史&hellip&hellip宣和六年，判國子監，除河北提刑&hellip&hellip建炎二年正月，用悫薦除知濟南府&hellip&hellip是冬，金人攻濟南&hellip&hellip因遣人啖豫以利&hellip&hellip遂蓄反謀，殺其将關勝，率百姓降金。
百姓不從，豫缒城納款。
&hellip&hellip” 《張邦昌傳》雲：“欽宗即位&hellip&hellip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
會姚平仲夜斫金營，斡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
&hellip&hellip既而康王還，金人複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河北路割地使。
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
及行，乃要欽宗署禦批無變割地議，不許。
又請以玺書付河北，亦不許。
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
” 由此，我們知道，劉豫、張邦昌皆為公開賣國之傀儡漢奸，并不假借任何幌子，以求掩飾。
所以金兵入汴後，隻承認“異姓”如張邦昌者“堪為人主”。
乃不此之圖，而當時民族敗類，卻反而主張投降到底，受金冊封，而為其臣屬。
他們按年繳納歲貢以求支持其偏安江左之殘局。
這些貴族隻看見自己的利益，而忘記國家與民族。
他們南渡以後，由于統治地域的縮小，益加強其剝削的程度。
于是一般農民在歲貢與軍費的浩大負擔之下，變為窮無所歸。
據《宋史》的記載，當時歲貢為銀絹各二十萬。
運費總額達八千萬貫，官僚薪傣之開支為錢一千六百九十六萬貫，金一萬四千八百七十兩，銀六十二萬兩。
這些巨額的開支，當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據《宋史》記載，當時農民除負擔田賦以外，還有稱為“加耗”的田賦附加稅，有丁口稅和許多苛捐雜稅。
此外還有所謂“和買”，這種“和買”最初是政府出錢收買，以後便變成無代價的貢物。
在這種苦痛的負擔之下，當時農民的生活，便陷于極端的悲慘，據《宋史》記載：“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冒僞，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
”又說北宋既如此，南渡以來，更進展矣。
“強宗巨室，阡陌相望，且多無稅之田。
”（卷一七三）又說：“亂亡之後，田廬荒廢，诏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與之，于是腴田悉為豪戶所占，流民至無所歸。
”（卷二九五《謝绛傳》）同時，封建貴族及官僚把礦山在“收歸國有”的美名之下據為自己所有，據《宋史·食貨志》所載，宋代有金、銀、銅、鐵、鉛、錫等礦區冶金所、礦務所二百餘所，在皇祐年間（1050年前後），政府所收的礦稅，年額為金15095兩，銀219829兩，銅5100834斤，鐵72412000斤，鉛98151斤，錫330695斤，水銀2200斤，後來到元豐年間，更有增加。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宋朝民族敗類為甚麼主張投降，因為他們深深知道，假使抗戰，則社會經濟秩序必然多少有些變動，尤其民不聊生，這對于他們的投降政權，是難保沒有危險的。
為了繼續支持其對江南農民的壓榨，為了繼續利用投降政權以擴大其自己的私圖，他們不得不投到敵人的懷抱，轉而假借敵人的威脅以敲詐民衆。
沒有民衆基礎之投降的南宋政府，是宋朝亡國的根本原因。
四 從張邦昌劉豫的傀儡政權到秦桧的漢奸政府 現在，我們轉向具體的曆史事實，宋代的投降派是如何反對當時的抗戰派，最後是如何把抗戰派抑壓下去，而貫徹其亡國滅種的主張。
在宋朝投降派中，雖然有不少的人物，然而起重大作用的，則為劉豫、張邦昌與秦桧。
這三個曆史上的民族敗類，雖同為投降派，但卻以不同的姿态出現于當時的曆史舞台。
劉豫則以傀儡政權而出現，張邦昌則以敵探出現，秦桧則以政治漢奸而出現。
不管他們怎樣出現，而其同為漢奸則一也。
這正與今日他們的後輩王克敏、梁鴻志、汪精衛等之漢奸活動的形式，如出一轍。
不管他們的作風如何不同，而其同為出賣祖國，出賣民族則一也。
據《宋史·劉豫傳》雲：“劉豫字彥遊，景州阜城人也。
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元符中登第。
&hellip&hellip政和二年召拜殿中侍禦史&hellip&hellip宣和六年，判國子監，除河北提刑&hellip&hellip建炎二年正月，用悫薦除知濟南府&hellip&hellip是冬，金人攻濟南&hellip&hellip因遣人啖豫以利&hellip&hellip遂蓄反謀，殺其将關勝，率百姓降金。
百姓不從，豫缒城納款。
&hellip&hellip” 《張邦昌傳》雲：“欽宗即位&hellip&hellip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
會姚平仲夜斫金營，斡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
&hellip&hellip既而康王還，金人複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河北路割地使。
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
及行，乃要欽宗署禦批無變割地議，不許。
又請以玺書付河北，亦不許。
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
” 由此，我們知道，劉豫、張邦昌皆為公開賣國之傀儡漢奸，并不假借任何幌子，以求掩飾。
所以金兵入汴後，隻承認“異姓”如張邦昌者“堪為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