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代漢奸及傀儡組織
關燈
小
中
大
公著等的混合内閣。
更後便進一步發展為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範純仁等人的政權，這就是曆史家所歌頌的“元祐之政”。
自宋代南渡以後，由于南方殘存的大生産的勢力之加入，遂使小生産在政治的地位逐漸削弱。
在兩宋時代，不但有内政方面的紛争，而且也有對遊牧民族之南侵的和戰的國策的鬥争。
我們試一翻閱兩宋的曆史，主和派則有李邦彥、張邦昌、唐恪、耿南仲、劉豫、胡安國、汪伯彥、秦桧、董宋臣之流。
主戰派則有李綱、種師道、呂好問、吳價兄弟、呂文德、嶽飛、韓侂胄、鄭清之、文天祥等文吏或武官。
三 從依賴政策到投降政策 宋代的主和派為甚麼要主和？很顯然地他們是想憑借外力，來推翻他人的政權，以鞏固他們的統治。
這種事實，在中國曆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我們常常可以看見，每當中原的社會經濟秩序發生變動，社會的利害沖突銳化的時候，便招緻邊境民族的侵入。
雖然每一次這樣的侵入，都有其客觀條件之曆史的必然，然而其中有不少的次數，卻是王朝的内部的敗類，為了支持個人的或集團的利益而引緻的。
為了鎮壓或消滅自己的政敵或農民叛變，他們便不惜引入外力，甘願與外力勾結，妥協以至于投降。
他們企圖用外力來解決國内的矛盾，然而結果卻是千篇一律，不但國内矛盾不能解決，反而加上了一個種族矛盾。
宋代的曆史就在這種交織中發展，諸遊牧民族就在宋代政治不一緻，不統一的隙縫中，獲得其突飛猛進之發展。
結果是宋代的政派并倒，鞑靼帝國出現。
宋代遊牧民族之侵入，固然有其客觀的原因，然而使這些遊牧民族之得以順利地向中國内部進展，深入以至長期地鞏固下去，則當時内部的不團結與漢奸對外的投降政策，替遊牧民族肅清了侵略的道路。
所謂客觀的原因，就是經濟上的原因。
我們知道，自漢唐以來，中國西北東北方面遊牧種族的生活必需品，大部分都仰給于中原，無論采取奪掠的形式抑或是交換的形式，而其取給于中原，則是同一的。
宋代統一中原後，一方面駐兵西北以防守遊牧民族之侵襲；另一方面，其商業交通，卻完全轉向于東南之海洋方面。
這樣對于遊牧民族，幾乎是施行經濟的封鎖。
交換關系既已中斷，于是遊牧民族便不能不加緊其對中國物品掠奪之軍事行動。
所以遊牧民族的南侵，在最初，與其說是政治的意義，毋甯說是單純的掠奪意義。
從這每次議和條件中，可以看出。
據《宋史》所載： 宋真宗時，宋遼和議，宋歲貢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仁宗時，宋遼和議，宋歲貢遼銀增十萬兩，絹增十萬匹。
仁宗時，西夏獻地請和稱臣，但要求宋年賜銀、絹、茶等二十餘萬。
徽宗時，宋金和議，宋年貢金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外加燕京代稅錢百萬缗。
欽宗時，除此歲貢外，金又索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絹帛百萬匹。
以後高宗、孝宗、甯宗時，宋對金之歲貢，疊有增加。
自然在徽宗以後，他們對中國的軍事掠奪，已漸次失去其原意；他們已把單純的軍事掠奪，轉化為疆土占領與政治收奪了。
從主觀方面說來，石敬瑭為支持其封建的割據，割燕雲十六州與契丹，以遐一日“兒皇帝”之榮寵，使契丹在内地獲得其軍事上之根據，又為侵入之基礎。
這與幾年前殷汝耕之冀東僞組織，有其同樣的曆史意義。
但是假使當時宋代的政府乘契丹勢力尚未鞏固之時，加以打擊，未始不可将契丹驅逐于燕雲之外；然而不此之圖，他們的對外政策，一開始便是依賴主義，他們卻有一種幻想，希望女真替他打退契丹，收複失地，而自己卻空出手來拼命搜刮農民，以其搜刮之一部作為貢奉獻女真。
女真利用中國的金錢，擊潰契丹，但卻将燕雲十六州據為己有，而建國曰金。
然而即使如此，假使宋朝的内部一緻團結，共同赴敵，則尚可以建威以消金人之萌；然而不此之圖，卻仍然貫徹其妥協投降政策，不斷供給敵人以金錢與糧食，使敵人坐大于河北。
殆至1127年，金人攻陷汴京，北宋君臣，毫無抵抗；康王更倉皇南渡，以求偏安。
康王南渡以後，宋朝尚擁有江南廣大的領土與人民，假使利用現有的物力與人力，從事抵抗，則宋代的曆
更後便進一步發展為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範純仁等人的政權，這就是曆史家所歌頌的“元祐之政”。
自宋代南渡以後，由于南方殘存的大生産的勢力之加入，遂使小生産在政治的地位逐漸削弱。
在兩宋時代，不但有内政方面的紛争，而且也有對遊牧民族之南侵的和戰的國策的鬥争。
我們試一翻閱兩宋的曆史，主和派則有李邦彥、張邦昌、唐恪、耿南仲、劉豫、胡安國、汪伯彥、秦桧、董宋臣之流。
主戰派則有李綱、種師道、呂好問、吳價兄弟、呂文德、嶽飛、韓侂胄、鄭清之、文天祥等文吏或武官。
三 從依賴政策到投降政策 宋代的主和派為甚麼要主和？很顯然地他們是想憑借外力，來推翻他人的政權，以鞏固他們的統治。
這種事實，在中國曆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我們常常可以看見，每當中原的社會經濟秩序發生變動，社會的利害沖突銳化的時候，便招緻邊境民族的侵入。
雖然每一次這樣的侵入，都有其客觀條件之曆史的必然，然而其中有不少的次數，卻是王朝的内部的敗類，為了支持個人的或集團的利益而引緻的。
為了鎮壓或消滅自己的政敵或農民叛變，他們便不惜引入外力，甘願與外力勾結，妥協以至于投降。
他們企圖用外力來解決國内的矛盾，然而結果卻是千篇一律，不但國内矛盾不能解決，反而加上了一個種族矛盾。
宋代的曆史就在這種交織中發展，諸遊牧民族就在宋代政治不一緻，不統一的隙縫中，獲得其突飛猛進之發展。
結果是宋代的政派并倒，鞑靼帝國出現。
宋代遊牧民族之侵入，固然有其客觀的原因，然而使這些遊牧民族之得以順利地向中國内部進展，深入以至長期地鞏固下去，則當時内部的不團結與漢奸對外的投降政策，替遊牧民族肅清了侵略的道路。
所謂客觀的原因，就是經濟上的原因。
我們知道，自漢唐以來，中國西北東北方面遊牧種族的生活必需品，大部分都仰給于中原，無論采取奪掠的形式抑或是交換的形式，而其取給于中原，則是同一的。
宋代統一中原後，一方面駐兵西北以防守遊牧民族之侵襲；另一方面，其商業交通，卻完全轉向于東南之海洋方面。
這樣對于遊牧民族，幾乎是施行經濟的封鎖。
交換關系既已中斷，于是遊牧民族便不能不加緊其對中國物品掠奪之軍事行動。
所以遊牧民族的南侵，在最初，與其說是政治的意義，毋甯說是單純的掠奪意義。
從這每次議和條件中，可以看出。
據《宋史》所載： 宋真宗時，宋遼和議，宋歲貢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仁宗時，宋遼和議，宋歲貢遼銀增十萬兩，絹增十萬匹。
仁宗時，西夏獻地請和稱臣，但要求宋年賜銀、絹、茶等二十餘萬。
徽宗時，宋金和議，宋年貢金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外加燕京代稅錢百萬缗。
欽宗時，除此歲貢外，金又索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絹帛百萬匹。
以後高宗、孝宗、甯宗時，宋對金之歲貢，疊有增加。
自然在徽宗以後，他們對中國的軍事掠奪，已漸次失去其原意；他們已把單純的軍事掠奪，轉化為疆土占領與政治收奪了。
從主觀方面說來，石敬瑭為支持其封建的割據，割燕雲十六州與契丹，以遐一日“兒皇帝”之榮寵，使契丹在内地獲得其軍事上之根據，又為侵入之基礎。
這與幾年前殷汝耕之冀東僞組織，有其同樣的曆史意義。
但是假使當時宋代的政府乘契丹勢力尚未鞏固之時，加以打擊，未始不可将契丹驅逐于燕雲之外；然而不此之圖，他們的對外政策，一開始便是依賴主義，他們卻有一種幻想，希望女真替他打退契丹，收複失地，而自己卻空出手來拼命搜刮農民，以其搜刮之一部作為貢奉獻女真。
女真利用中國的金錢，擊潰契丹，但卻将燕雲十六州據為己有，而建國曰金。
然而即使如此，假使宋朝的内部一緻團結，共同赴敵，則尚可以建威以消金人之萌；然而不此之圖，卻仍然貫徹其妥協投降政策，不斷供給敵人以金錢與糧食，使敵人坐大于河北。
殆至1127年，金人攻陷汴京，北宋君臣，毫無抵抗；康王更倉皇南渡，以求偏安。
康王南渡以後，宋朝尚擁有江南廣大的領土與人民，假使利用現有的物力與人力，從事抵抗，則宋代的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