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代漢奸及傀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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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好的曆史教材
中國曆史上最慘痛最恥辱的一幕，是宋代的曆史。
“明恥教戰”是中國一句有名的格言，所以這一段曆史，對于目前正在抗戰中的中國人民，是一個最好的教育材料。
在結束了“五代十國”長期的混亂局面之後，中國曾經建立大宋王朝的統治（960&mdash1279）。
但這個統治，不但給中國帶來了社會的變動，也帶來了民族的屈辱。
由于這個政權所執行的一貫的妥協與投降的政策，遂使中國北部的諸遊牧民族&mdash&mdash契丹、女真、鞑靼&mdash&mdash輪流更替在中原建立了遼、金、元的統治，時長400餘年。
這種統治一直到今日以前572年大明王朝的建立（1368），才結束。
在五六百年後的今天，中國曆史，又幾乎重新走上這一類似的階段。
今日中國的政府，緊接着北洋軍閥十餘年割據混戰以及帝國主義勢力深入與錯雜于中國的混亂局面，這與宋朝緊接着五代十國幾乎是相同的。
今日中國的政府，在曆年來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也與宋朝相似。
不過曆史決不是循環的，今日的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了的文化民族，這與宋代的諸遊牧民族在本質上是不同的；今日的中國政府，是具有抵抗外族侵略決心的革命政府，這與宋代官僚的腐敗政府，在本質上又是不同的。
因此，中國今日的曆史，在形式上，雖與宋代曆史頗有類似之處，而在本質上，則是在新的曆史基礎上所形成的新的曆史局面。
不過，無論如何，宋代幾百年的沉痛曆史，總是我們中國民族一個深刻的教訓，我們決不能漠視這種教訓。
反之，應該以這種可寶貴的曆史教訓，提高我們的警惕。
當着我們中國的人民大衆在亞細亞的原野樹起了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大旗的時候，當着我們民族解放戰争接近于勝利的時候，尤其當着我們民族内部的漢奸、賣國賊汪逆等正在進行組織統一的傀儡政府的時候，我們提出宋代的曆史，是具有深刻而重要的意義的。
二 從變法與反變法到主戰與主和 要了解宋代的曆史，首先要了解大宋王朝政權的性質。
我們說過宋代的統治是承繼着五代十國大混亂的局面之後。
中國的生産，已經遭受了空前的毀滅，農業人口的死亡與逃散，引起了土地的荒蕪，土地壟斷的破壞，失業的農民形成了龐大的“盜匪”集團或則被雇傭而為士兵，他們不斷地襲擊和搶劫，加之北方民族的統治者對宋朝施行一般的無慈悲的榨取，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社會經濟遂開始其崩潰的過程。
在社會經濟矛盾發展的過程中，農民的鬥争，顯然以破壞土地壟斷為其手段，而其目的則是徹底地發展其小生産者的經濟。
這些新興的小生産者，在當時形成了龐大的社會力量，他們厭倦封建戰争，要求安定生活。
在這種曆史基礎上及反映出來的群衆心理或意識形态，便具體地體現為曆史上所謂“黃袍加身”。
其次，在小生産的經濟基礎之上，展開了宋代的都市經濟。
它們要求打破唐代遺留下來的“藩鎮制度”。
這種制度給與商業發展以許多障礙，所以這種群衆心理，便具體地體現為曆史上之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
因此，我們可以說，宋代的政權，是完全建築在小生産的經濟基礎之上。
但這裡所言，也不過指一種主導的形态而已。
在政治上，一方面以農業小生産為趨向的王安石以變革土地關系的資格而展開了變法運動。
另一方面，維持土地壟斷一派，則以司馬光為領袖而形成其政派，這種政派後來分化為“蜀社”與“洛社”。
王安石變法中的“免役”與“青苗”，這正是小生産的迫切要求，然而同時也是農民的要求，因此小生産者就借此把農民抓住在自己的手中，以鞏固并擴大其優勢。
但是終于在各方反抗之下，王安石的變法歸于失敗。
小生産的經濟政策雖然失敗，但他們的社會經濟的地位并不因此而動搖。
所以終兩宋之世，他們在政治上的紛争，是一直持續着的。
從宋代現實的政治演進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以下的趨勢，從王安石變法開始以後又有韓绛、呂惠卿等繼起，以及王安石之再度執政。
此後又有吳充、王珪、蔡确、章惇、張璪等，更後又有蔡确、韓缜、章惇等之繼續執政，一直到神宗以後，才構成妥協政權，即蔡确、韓缜、章惇與司馬光、呂
“明恥教戰”是中國一句有名的格言，所以這一段曆史，對于目前正在抗戰中的中國人民，是一個最好的教育材料。
在結束了“五代十國”長期的混亂局面之後，中國曾經建立大宋王朝的統治（960&mdash1279）。
但這個統治，不但給中國帶來了社會的變動，也帶來了民族的屈辱。
由于這個政權所執行的一貫的妥協與投降的政策，遂使中國北部的諸遊牧民族&mdash&mdash契丹、女真、鞑靼&mdash&mdash輪流更替在中原建立了遼、金、元的統治，時長400餘年。
這種統治一直到今日以前572年大明王朝的建立（1368），才結束。
在五六百年後的今天，中國曆史，又幾乎重新走上這一類似的階段。
今日中國的政府，緊接着北洋軍閥十餘年割據混戰以及帝國主義勢力深入與錯雜于中國的混亂局面，這與宋朝緊接着五代十國幾乎是相同的。
今日中國的政府，在曆年來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也與宋朝相似。
不過曆史決不是循環的，今日的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了的文化民族，這與宋代的諸遊牧民族在本質上是不同的；今日的中國政府，是具有抵抗外族侵略決心的革命政府，這與宋代官僚的腐敗政府，在本質上又是不同的。
因此，中國今日的曆史，在形式上，雖與宋代曆史頗有類似之處，而在本質上，則是在新的曆史基礎上所形成的新的曆史局面。
不過，無論如何，宋代幾百年的沉痛曆史，總是我們中國民族一個深刻的教訓，我們決不能漠視這種教訓。
反之，應該以這種可寶貴的曆史教訓，提高我們的警惕。
當着我們中國的人民大衆在亞細亞的原野樹起了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大旗的時候，當着我們民族解放戰争接近于勝利的時候，尤其當着我們民族内部的漢奸、賣國賊汪逆等正在進行組織統一的傀儡政府的時候，我們提出宋代的曆史，是具有深刻而重要的意義的。
二 從變法與反變法到主戰與主和 要了解宋代的曆史，首先要了解大宋王朝政權的性質。
我們說過宋代的統治是承繼着五代十國大混亂的局面之後。
中國的生産，已經遭受了空前的毀滅，農業人口的死亡與逃散，引起了土地的荒蕪，土地壟斷的破壞，失業的農民形成了龐大的“盜匪”集團或則被雇傭而為士兵，他們不斷地襲擊和搶劫，加之北方民族的統治者對宋朝施行一般的無慈悲的榨取，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社會經濟遂開始其崩潰的過程。
在社會經濟矛盾發展的過程中，農民的鬥争，顯然以破壞土地壟斷為其手段，而其目的則是徹底地發展其小生産者的經濟。
這些新興的小生産者，在當時形成了龐大的社會力量，他們厭倦封建戰争，要求安定生活。
在這種曆史基礎上及反映出來的群衆心理或意識形态，便具體地體現為曆史上所謂“黃袍加身”。
其次，在小生産的經濟基礎之上，展開了宋代的都市經濟。
它們要求打破唐代遺留下來的“藩鎮制度”。
這種制度給與商業發展以許多障礙，所以這種群衆心理，便具體地體現為曆史上之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
因此，我們可以說，宋代的政權，是完全建築在小生産的經濟基礎之上。
但這裡所言，也不過指一種主導的形态而已。
在政治上，一方面以農業小生産為趨向的王安石以變革土地關系的資格而展開了變法運動。
另一方面，維持土地壟斷一派，則以司馬光為領袖而形成其政派，這種政派後來分化為“蜀社”與“洛社”。
王安石變法中的“免役”與“青苗”，這正是小生産的迫切要求，然而同時也是農民的要求，因此小生産者就借此把農民抓住在自己的手中，以鞏固并擴大其優勢。
但是終于在各方反抗之下，王安石的變法歸于失敗。
小生産的經濟政策雖然失敗，但他們的社會經濟的地位并不因此而動搖。
所以終兩宋之世，他們在政治上的紛争，是一直持續着的。
從宋代現實的政治演進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以下的趨勢，從王安石變法開始以後又有韓绛、呂惠卿等繼起，以及王安石之再度執政。
此後又有吳充、王珪、蔡确、章惇、張璪等，更後又有蔡确、韓缜、章惇等之繼續執政，一直到神宗以後，才構成妥協政權，即蔡确、韓缜、章惇與司馬光、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