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黃河南北的義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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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動員義軍到解散義軍
1126年，即宋欽宗靖康元年，金人由河北、山西兩路南侵。
在山西方面，金将粘沒喝（粘罕）攻陷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渡河而南，進陷西京（洛陽）。
當金兵進薄平陽，平陽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
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
”[1] 在河北方面，金将斡離不攻陷真定、懷、衛、浚、滑，渡河而南，直逼汴京（開封）。
當金兵渡河時，“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
金人笑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2] 在此金兵兩路渡河，兵臨城下的緊張形勢之下，于是欽宗采納了耿南仲、李邦彥、吳敏、李腄等的意見，派遣耿南仲為河東割地使，使于粘沒喝。
聶昌為河北割地使，使于斡離不。
但當時，大河以上，義軍蜂起：在山東則張仙衆十萬，張迪衆五萬。
在河北則高托山号三十萬，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在山西，則忠義豪傑，遍據山寨。
他們都主張抵抗，反對割地。
所以耿南仲至衛州，百姓不納。
聶昌至绛州，州人殺之。
據《三朝北盟會編》雲：“耿南仲與金人王汭至衛州。
&hellip&hellip南仲獨至衛州城下，守臣徐淩欲出城迎見，百姓不許。
雲：&lsquo門下與虜人同行，不可令入城&rsquo，閉城不納。
南仲遂往相州”。
（卷六六）“聶昌往河東割地，&hellip&hellip虜使偕行。
至绛州&hellip&hellip绛人怒昌割地&hellip&hellip百姓攻之，執昌同虜皆殺之”。
（卷六七） 李綱深知民氣甚憤，可因以制敵；同時，“既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
欲以義軍之力，解京師之圍。
因上疏謂：“（河東河北）兩路士民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
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亦不下萬人”。
[3]請号召河北義軍勤王。
于是欽宗慨然下诏曰： 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于蕃夷，各宜自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
監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誠結集，北道州軍，自以為保守疆土，使予中國不失于蕃夷。
天下平安，朕與汝等分土共享之。
朕言及此，痛若碎首，故茲诏示，宜體至懷。
[4] 于是張所即冒圍以蠟書馳赴河北，招募義軍。
據李綱《建炎進退志》雲：“蠟書至，河北士民皆喜曰：&lsquo朝廷欲棄我于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rsquo應募者凡十七萬人”。
由此足見河北人民抗敵情緒高漲之一斑。
同時，傅亮帶領三萬人，由河北應诏馳赴汴京勤王。
于是李綱遂舉張所、傅亮二人招撫河北義軍。
不久，汴京陷落、徽、欽被擄。
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在汴京建立了一個傀儡政府，而以徽、欽及在汴皇族與大量的子女玉帛卷而北走。
于是康王即帝位于歸德，南渡臨安，是為南宋高宗。
康王即位之初，以中原淪陷，二帝被擄，頗有收複失地、複仇雪恥的雄心。
他曾經轉戰河北，深知義軍可用，故毅然于建炎元年八月八日及十四日，兩次下诏，号召義軍。
其诏有雲： 近者使臣來自朔部，審問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恃犬羊之衆，敢肆攻圍，而能卒勵士民，屢挫醜虜。
其忠義軍民等倡義結集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
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
靖康之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将以保全社稷，止兵息民。
而金人不退，攻破都城，易姓改号，劫銮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焉？已命将遣帥，以為應援。
兩路州縣官守臣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酬其勳庸，授以節钺。
其餘官軍吏兵等，第加優賞。
應賦稅貨财，悉許移用；官吏将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
為國藩屏，以昭茂功。
[5] 金人北去，宋都南徙，政府以宗澤留守汴京。
“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橹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
而宗澤“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寨，連結河東、河北山水寨忠義民兵”。
[6]迅速恢複了汴京的秩序，鞏固了沿河的防禦。
并且“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複，可指日冀。
有志弗就，識者恨之”。
[7] 從以上的史實看來，在汴京淪陷後的一瞬間，南宋朝野上下，實有一緻抗敵的精神，但可惜不久以後，黃潛善汪伯彥之徒執政，便企圖偷安江左，苟延性命，一意屈辱，割地賠款，稱臣進貢。
于是一面竄李綱于瓊州以謝金人；另一面，又于建炎元年十月下令：“罷諸路召募潰兵忠義等人，及寄居官擅集勤王兵者”。
[8]當此之時，宗澤曾慨然上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懑争舊，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裡争先勤王。
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而緻耳。
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寨者，不知凡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争先救駕者，複不知其幾？此诏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複有願忠效義之心哉！”[9]以後汪伯彥等欲獻媚于金人，更進一步指勤王者為盜賊。
宗澤又上疏雲：“今河東、河西&hellip&hellip節義丈夫不敢顧愛其身而自黥面，争先救駕者幾萬數人，今日陛下以勤王者為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其面者，豈能自顧耶？”（《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五）又雲：“但見刑部指揮雲，不得譽播赦文于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10] 二 普遍全國的“忠義巡社” 當時義軍之所能蓬勃地興起彌漫大河南北，決非偶然。
首先是政府的幾次号召，激發了淪陷區域人民愛護祖國的熱忱。
因當“時乃割地之初，以大河為界。
北方盛傳南帝親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陰置兵器，以備緩急。
沿河州郡，尤為謠言所惑，至于晝為罷市，夜或披衣以伺風聲者”。
[11]河北的人民，期望以自己的鬥争，迎接祖國的北伐軍“使予中國不失于蕃夷”。
其次，由于金人的嚴刑重賦，使人民窮無所歸。
據《大金國志》雲： 太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今不從金國。
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饑馑逃亡，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
（卷十）
在山西方面，金将粘沒喝（粘罕）攻陷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渡河而南，進陷西京（洛陽）。
當金兵進薄平陽，平陽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
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
”[1] 在河北方面，金将斡離不攻陷真定、懷、衛、浚、滑，渡河而南，直逼汴京（開封）。
當金兵渡河時，“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
金人笑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2] 在此金兵兩路渡河，兵臨城下的緊張形勢之下，于是欽宗采納了耿南仲、李邦彥、吳敏、李腄等的意見，派遣耿南仲為河東割地使，使于粘沒喝。
聶昌為河北割地使，使于斡離不。
但當時，大河以上，義軍蜂起：在山東則張仙衆十萬，張迪衆五萬。
在河北則高托山号三十萬，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在山西，則忠義豪傑，遍據山寨。
他們都主張抵抗，反對割地。
所以耿南仲至衛州，百姓不納。
聶昌至绛州，州人殺之。
據《三朝北盟會編》雲：“耿南仲與金人王汭至衛州。
&hellip&hellip南仲獨至衛州城下，守臣徐淩欲出城迎見，百姓不許。
雲：&lsquo門下與虜人同行，不可令入城&rsquo，閉城不納。
南仲遂往相州”。
（卷六六）“聶昌往河東割地，&hellip&hellip虜使偕行。
至绛州&hellip&hellip绛人怒昌割地&hellip&hellip百姓攻之，執昌同虜皆殺之”。
（卷六七） 李綱深知民氣甚憤，可因以制敵；同時，“既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
欲以義軍之力，解京師之圍。
因上疏謂：“（河東河北）兩路士民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
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亦不下萬人”。
[3]請号召河北義軍勤王。
于是欽宗慨然下诏曰： 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于蕃夷，各宜自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
監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誠結集，北道州軍，自以為保守疆土，使予中國不失于蕃夷。
天下平安，朕與汝等分土共享之。
朕言及此，痛若碎首，故茲诏示，宜體至懷。
[4] 于是張所即冒圍以蠟書馳赴河北，招募義軍。
據李綱《建炎進退志》雲：“蠟書至，河北士民皆喜曰：&lsquo朝廷欲棄我于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rsquo應募者凡十七萬人”。
由此足見河北人民抗敵情緒高漲之一斑。
同時，傅亮帶領三萬人，由河北應诏馳赴汴京勤王。
于是李綱遂舉張所、傅亮二人招撫河北義軍。
不久，汴京陷落、徽、欽被擄。
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在汴京建立了一個傀儡政府，而以徽、欽及在汴皇族與大量的子女玉帛卷而北走。
于是康王即帝位于歸德，南渡臨安，是為南宋高宗。
康王即位之初，以中原淪陷，二帝被擄，頗有收複失地、複仇雪恥的雄心。
他曾經轉戰河北，深知義軍可用，故毅然于建炎元年八月八日及十四日，兩次下诏，号召義軍。
其诏有雲： 近者使臣來自朔部，審問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恃犬羊之衆，敢肆攻圍，而能卒勵士民，屢挫醜虜。
其忠義軍民等倡義結集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
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
靖康之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将以保全社稷，止兵息民。
而金人不退，攻破都城，易姓改号，劫銮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焉？已命将遣帥，以為應援。
兩路州縣官守臣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酬其勳庸，授以節钺。
其餘官軍吏兵等，第加優賞。
應賦稅貨财，悉許移用；官吏将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
為國藩屏，以昭茂功。
[5] 金人北去，宋都南徙，政府以宗澤留守汴京。
“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橹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
而宗澤“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寨，連結河東、河北山水寨忠義民兵”。
[6]迅速恢複了汴京的秩序，鞏固了沿河的防禦。
并且“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複，可指日冀。
有志弗就，識者恨之”。
[7] 從以上的史實看來，在汴京淪陷後的一瞬間，南宋朝野上下，實有一緻抗敵的精神，但可惜不久以後，黃潛善汪伯彥之徒執政，便企圖偷安江左，苟延性命，一意屈辱，割地賠款，稱臣進貢。
于是一面竄李綱于瓊州以謝金人；另一面，又于建炎元年十月下令：“罷諸路召募潰兵忠義等人，及寄居官擅集勤王兵者”。
[8]當此之時，宗澤曾慨然上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懑争舊，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裡争先勤王。
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而緻耳。
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寨者，不知凡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争先救駕者，複不知其幾？此诏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複有願忠效義之心哉！”[9]以後汪伯彥等欲獻媚于金人，更進一步指勤王者為盜賊。
宗澤又上疏雲：“今河東、河西&hellip&hellip節義丈夫不敢顧愛其身而自黥面，争先救駕者幾萬數人，今日陛下以勤王者為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其面者，豈能自顧耶？”（《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五）又雲：“但見刑部指揮雲，不得譽播赦文于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10] 二 普遍全國的“忠義巡社” 當時義軍之所能蓬勃地興起彌漫大河南北，決非偶然。
首先是政府的幾次号召，激發了淪陷區域人民愛護祖國的熱忱。
因當“時乃割地之初，以大河為界。
北方盛傳南帝親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陰置兵器，以備緩急。
沿河州郡，尤為謠言所惑，至于晝為罷市，夜或披衣以伺風聲者”。
[11]河北的人民，期望以自己的鬥争，迎接祖國的北伐軍“使予中國不失于蕃夷”。
其次，由于金人的嚴刑重賦，使人民窮無所歸。
據《大金國志》雲： 太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今不從金國。
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饑馑逃亡，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
（卷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