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代漢奸及傀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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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日寇入北平後，亦隻承認“中國人”如王克敏者“堪稱傀儡”。
此種漢奸，在當時作惡之力并不甚大，因為他們早已在民衆面前現出了漢奸的原形，從而他們也就早已失去其對民衆的影響。
在當時，漢奸中最有反動作用的還是秦桧。
秦桧不僅是一個徹底的投降主義者，而且還希望假借外族的力量消滅自己的敵人&mdash&mdash抗戰派&mdash&mdash的力量，以求在異族的支持之下，保持其私利與統治。
至于他的出賣國家與民族的技術，也比劉豫、張邦昌高明得多。
他始終鞏固自己在宋朝政府中的地位，用他的政治地位，去盡量阻礙抗戰，消滅抗戰。
而在表面上，則巧妙的裝出一副忠君愛國的樣子。
這在目前的漢奸中隻有汪精衛近似之。
汪精衛不僅承繼了秦桧的投降主義，而且發展了他的投降主義。
秦桧隐藏在康王左右，而汪精衛則隐藏在黨的機構中。
秦桧在最初以主戰言論僞裝自己，而汪精衛在抗戰初期亦以“愛國主義”僞裝自己。
汪精衛超越于秦桧的地方，即他能集漢奸之大成，形成“統一”（？）的傀儡組織，徹底地實現敵人以“中國攻中國的陰謀”。
而這一點則是秦桧引為遺恨的。
據《宋史·秦桧傳》雲：“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鎮。
桧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評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
”因此，設無後來之事實，則誰能謂秦桧不與嶽飛同為中國曆史上之民族英雄？至少又誰能識其為出賣國家與民族之首魁！ 在同傳中又雲：金兵陷汴京，百官共議立張邦昌事，桧進狀曰：“桧荷國厚恩，甚愧無報。
今金人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桧盡死以辨。
非特忠于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爾。
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
頃緣奸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至生靈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hellip&hellip恭為臣子。
今乃變易前議，臣安忍畏死不論哉？”從這一段話看來，我們深信“大奸似忠”的格言之正确。
證之目前的事實汪逆精衛等，在發表賣國的宣言以前，又何嘗不是滿口的為國犧牲，民族革命。
這些古今的漢奸，他們之所以作僞，主要的是要借此等待更好的投機機會，借此以取得中國人民之信仰，在中國政治上建立其威望，以取得敵人方面之重視。
事實上，秦桧不僅是投降主義的執行者，而且是首倡者。
本傳雲：“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桧始。
蓋桧在金廷，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
”由此看來，可見宋朝在最初還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轉向絕對的投降主義，則是秦桧之主張也。
本傳又雲：“上召直學士院綦崈禮入對，示以桧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
&hellip&hellip洎金使李永壽、王翊偕來，求盡還北俘，與桧前議吻合。
識者益知桧與金人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
”由此看來，秦桧一面承認劉豫之傀儡組織，一面承認金人之武裝占領，而最無恥的，則是隐藏在宋朝的政權内，執行金人之陰謀。
事實上，秦桧到後來，也公開地顯露其漢奸面貌，本傳雲：“粘罕行軍至淮上，桧嘗為之草檄。
”可惜當時的民衆愚暗，不能即時與以鏟除。
所以當着嶽飛等抗戰隊伍堅持抗戰時，他便盡量與以打擊，使之不能實現。
據《宋史·嶽飛傳》雲，飛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于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hellip&hellip”又雲：“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沖，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
”又雲：“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
他日欲複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
”從這些建議中，可以看出嶽飛在當時，已經徹底地指出敵人以中國攻中國的政治陰謀，指出敵我的形勢，指出抗戰的重要性，然而可惜所得的是“不報”二字。
不但如此，嶽飛并且深刻地指出要使抗戰勝利，必須盡可能的改善人民生活，以為鞏固大後方之前提。
本傳雲：“飛奏襄陽等六郡
此種漢奸，在當時作惡之力并不甚大，因為他們早已在民衆面前現出了漢奸的原形，從而他們也就早已失去其對民衆的影響。
在當時，漢奸中最有反動作用的還是秦桧。
秦桧不僅是一個徹底的投降主義者，而且還希望假借外族的力量消滅自己的敵人&mdash&mdash抗戰派&mdash&mdash的力量，以求在異族的支持之下，保持其私利與統治。
至于他的出賣國家與民族的技術，也比劉豫、張邦昌高明得多。
他始終鞏固自己在宋朝政府中的地位，用他的政治地位，去盡量阻礙抗戰，消滅抗戰。
而在表面上，則巧妙的裝出一副忠君愛國的樣子。
這在目前的漢奸中隻有汪精衛近似之。
汪精衛不僅承繼了秦桧的投降主義，而且發展了他的投降主義。
秦桧隐藏在康王左右，而汪精衛則隐藏在黨的機構中。
秦桧在最初以主戰言論僞裝自己，而汪精衛在抗戰初期亦以“愛國主義”僞裝自己。
汪精衛超越于秦桧的地方，即他能集漢奸之大成，形成“統一”（？）的傀儡組織，徹底地實現敵人以“中國攻中國的陰謀”。
而這一點則是秦桧引為遺恨的。
據《宋史·秦桧傳》雲：“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鎮。
桧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評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
”因此，設無後來之事實，則誰能謂秦桧不與嶽飛同為中國曆史上之民族英雄？至少又誰能識其為出賣國家與民族之首魁！ 在同傳中又雲：金兵陷汴京，百官共議立張邦昌事，桧進狀曰：“桧荷國厚恩，甚愧無報。
今金人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桧盡死以辨。
非特忠于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爾。
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
頃緣奸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至生靈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hellip&hellip恭為臣子。
今乃變易前議，臣安忍畏死不論哉？”從這一段話看來，我們深信“大奸似忠”的格言之正确。
證之目前的事實汪逆精衛等，在發表賣國的宣言以前，又何嘗不是滿口的為國犧牲，民族革命。
這些古今的漢奸，他們之所以作僞，主要的是要借此等待更好的投機機會，借此以取得中國人民之信仰，在中國政治上建立其威望，以取得敵人方面之重視。
事實上，秦桧不僅是投降主義的執行者，而且是首倡者。
本傳雲：“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桧始。
蓋桧在金廷，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
”由此看來，可見宋朝在最初還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轉向絕對的投降主義，則是秦桧之主張也。
本傳又雲：“上召直學士院綦崈禮入對，示以桧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
&hellip&hellip洎金使李永壽、王翊偕來，求盡還北俘，與桧前議吻合。
識者益知桧與金人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
”由此看來，秦桧一面承認劉豫之傀儡組織，一面承認金人之武裝占領，而最無恥的，則是隐藏在宋朝的政權内，執行金人之陰謀。
事實上，秦桧到後來，也公開地顯露其漢奸面貌，本傳雲：“粘罕行軍至淮上，桧嘗為之草檄。
”可惜當時的民衆愚暗，不能即時與以鏟除。
所以當着嶽飛等抗戰隊伍堅持抗戰時，他便盡量與以打擊，使之不能實現。
據《宋史·嶽飛傳》雲，飛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于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hellip&hellip”又雲：“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沖，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
”又雲：“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
他日欲複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
”從這些建議中，可以看出嶽飛在當時，已經徹底地指出敵人以中國攻中國的政治陰謀，指出敵我的形勢，指出抗戰的重要性，然而可惜所得的是“不報”二字。
不但如此，嶽飛并且深刻地指出要使抗戰勝利，必須盡可能的改善人民生活，以為鞏固大後方之前提。
本傳雲：“飛奏襄陽等六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