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族與史前渤海系諸氏族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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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絲毫的關系。
箕子封于朝鮮的傳說，不過是暗射着殷末周初，殷族還在繼續向遼東半島乃至朝鮮一帶移動的曆史内容而已。
這種移動并沒有經過任何戰争，也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而隻是輕輕在一個“封”字之下便完成了，由此足見他們是退回老家。
另外一個傳說也暗射着同一曆史内容，即“伯夷的故事”。
孟子說：“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濱”[17]，《史記·伯夷列傳》說：“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lsquo父命也。
&rsquo遂逃去。
”在這裡，孟子說伯夷之逃為“辟纣”，《史記》則謂為“讓位”，但不管其為“辟纣”抑或“讓位”，而其逃的時間為殷末，其逃的地點為北海之濱，則與前一傳說的内容頗相暗合。
從伯夷叩馬而谏，并謂武王不應以臣伐君，及其“義不食周粟”的傳說看來，則伯夷當然是周族的敵人，亦即殷族的義士，所以他在殷亡之後也逃到渤海北岸去了。
由此看來，殷族當走到渤海岸際的時候，他們并不是向同一方面移動，而是一支沿海而北，一支遵海而南。
大概在傳說中之“相土”的時代，其北徙者則已達到朝鮮半島，而南徙者亦已定住山東半島；所以到相土的時代，殷族便有二都，以“蕃”為東都，而以“商邱”為西都，他們雖然隔海相望，但卻保持相當的聯絡，《詩經》雲“四海來假，來假祁祁”[18]。
其南徙者在後來則“分遷淮甸，漸居中土”，而北徙者則“巢山處海”，世稱東夷。
所以他們雖分布于不同的地域，而實則出發于同一地點，即河北之易水流域。
因此，我以為他們與周口店山頂洞文化的創造者，有着某種文化的乃至人種的關系。
三 共同的血緣關系及其他 殷族與渤海系諸文化民族之屬于同一人種之分布，我們還可以舉出如次的證據。
第一，他們有着共同的血緣關系，如前所述的海外之“有截”，《詩經·商頌》明言“有截其所，湯孫之緒”，則此“有截”直到湯時，殷族還認為他是同一血緣的氏族，此外《竹書紀年》雲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又雲：帝杼十三年，“冥死于河”因而我以為《山海經》上所謂“河伯仆牛”之“河伯”，當即指商侯冥而言，亦即甲骨文中之“季”而言，因為如此，所以後來“上甲微”才得以“假師于伯以伐有易”。
但據《魏書·高句麗傳》雲：“高句麗者出自扶餘，自言先祖朱蒙。
朱蒙母河伯女。
”如此，則高句麗與扶餘之祖，亦出自“河伯”，亦即同為殷之祖“季”的子孫。
第二，他們有着同一的原始氏姓。
《左傳》昭公元年傳雲：“後帝不臧，遷阏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
”又《左傳》昭公十七年傳雲：“宋，大辰之虛也。
”大火謂之大辰。
按宋為殷之後裔，而《左傳》謂為“大辰”之虛，則在春秋時代，殷族尚有“大辰”之稱，且有“辰為商星”之傳說。
而另一方面，據《後漢書·東夷傳》雲：“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hellip&hellip凡七十八國&hellip&hellip皆古之辰國也。
”如此，則史前渤海沿岸諸氏族，皆有“辰族”之稱。
其在渤海南岸者曰“大辰”，而在北岸者曰“韓辰”，曰“弁辰”，其實“皆古之辰國也”。
第三，他們有着共同疆域。
如前所述，直到春秋時代殷之後裔還記得“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肅慎在遼東，則遼東實為殷之北土，蓋無可疑。
又據甲骨文及傳說，殷族在其進入黃河腹部以後，對于西北、西南及東南皆有征伐。
如對于西北則征土方、方，對于西方“則遠征氐、羌、鬼方及周族”，對于西南則“奮伐荊、楚”，對于東南則征蘆林諸族，甚至達到今日浙江之上虞（據郭沫若考證）。
但隻有對于東北，則不言“征”而隻言“步”，由此足證當時中國東北渤海沿岸一帶，實為殷之北土，而黃河流域，實即殷之“邦畿”，其他陝、甘、荊、楚，淮甸則為殷之征服地。
所以《詩經·商頌》雲“宅殷土芒芒”，又說，殷族的“邦畿”，雖然隻有“千裡”，然而他卻“肇域彼四海”，乃至“奄有九有”。
第四，他們被其他種族視為同一族類，而命以同一的名稱。
如《逸周書·明堂篇》雲：“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
”同書《祭公篇》雲：“用夷居之大商之衆。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引《泰誓》雲：“纣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同書昭公四年又雲“纣為黎之蒐，東夷叛之。
”《墨子·非命篇上》引《泰誓》雲：“纣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
”同書《天志篇中》引《泰誓》雲
箕子封于朝鮮的傳說，不過是暗射着殷末周初，殷族還在繼續向遼東半島乃至朝鮮一帶移動的曆史内容而已。
這種移動并沒有經過任何戰争，也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而隻是輕輕在一個“封”字之下便完成了，由此足見他們是退回老家。
另外一個傳說也暗射着同一曆史内容，即“伯夷的故事”。
孟子說：“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濱”[17]，《史記·伯夷列傳》說：“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lsquo父命也。
&rsquo遂逃去。
”在這裡，孟子說伯夷之逃為“辟纣”，《史記》則謂為“讓位”，但不管其為“辟纣”抑或“讓位”，而其逃的時間為殷末，其逃的地點為北海之濱，則與前一傳說的内容頗相暗合。
從伯夷叩馬而谏，并謂武王不應以臣伐君，及其“義不食周粟”的傳說看來，則伯夷當然是周族的敵人，亦即殷族的義士，所以他在殷亡之後也逃到渤海北岸去了。
由此看來，殷族當走到渤海岸際的時候，他們并不是向同一方面移動，而是一支沿海而北，一支遵海而南。
大概在傳說中之“相土”的時代，其北徙者則已達到朝鮮半島，而南徙者亦已定住山東半島；所以到相土的時代，殷族便有二都，以“蕃”為東都，而以“商邱”為西都，他們雖然隔海相望，但卻保持相當的聯絡，《詩經》雲“四海來假，來假祁祁”[18]。
其南徙者在後來則“分遷淮甸，漸居中土”，而北徙者則“巢山處海”，世稱東夷。
所以他們雖分布于不同的地域，而實則出發于同一地點，即河北之易水流域。
因此，我以為他們與周口店山頂洞文化的創造者，有着某種文化的乃至人種的關系。
三 共同的血緣關系及其他 殷族與渤海系諸文化民族之屬于同一人種之分布，我們還可以舉出如次的證據。
第一，他們有着共同的血緣關系，如前所述的海外之“有截”，《詩經·商頌》明言“有截其所，湯孫之緒”，則此“有截”直到湯時，殷族還認為他是同一血緣的氏族，此外《竹書紀年》雲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又雲：帝杼十三年，“冥死于河”因而我以為《山海經》上所謂“河伯仆牛”之“河伯”，當即指商侯冥而言，亦即甲骨文中之“季”而言，因為如此，所以後來“上甲微”才得以“假師于伯以伐有易”。
但據《魏書·高句麗傳》雲：“高句麗者出自扶餘，自言先祖朱蒙。
朱蒙母河伯女。
”如此，則高句麗與扶餘之祖，亦出自“河伯”，亦即同為殷之祖“季”的子孫。
第二，他們有着同一的原始氏姓。
《左傳》昭公元年傳雲：“後帝不臧，遷阏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
”又《左傳》昭公十七年傳雲：“宋，大辰之虛也。
”大火謂之大辰。
按宋為殷之後裔，而《左傳》謂為“大辰”之虛，則在春秋時代，殷族尚有“大辰”之稱，且有“辰為商星”之傳說。
而另一方面，據《後漢書·東夷傳》雲：“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hellip&hellip凡七十八國&hellip&hellip皆古之辰國也。
”如此，則史前渤海沿岸諸氏族，皆有“辰族”之稱。
其在渤海南岸者曰“大辰”，而在北岸者曰“韓辰”，曰“弁辰”，其實“皆古之辰國也”。
第三，他們有着共同疆域。
如前所述，直到春秋時代殷之後裔還記得“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肅慎在遼東，則遼東實為殷之北土，蓋無可疑。
又據甲骨文及傳說，殷族在其進入黃河腹部以後，對于西北、西南及東南皆有征伐。
如對于西北則征土方、方，對于西方“則遠征氐、羌、鬼方及周族”，對于西南則“奮伐荊、楚”，對于東南則征蘆林諸族，甚至達到今日浙江之上虞（據郭沫若考證）。
但隻有對于東北，則不言“征”而隻言“步”，由此足證當時中國東北渤海沿岸一帶，實為殷之北土，而黃河流域，實即殷之“邦畿”，其他陝、甘、荊、楚，淮甸則為殷之征服地。
所以《詩經·商頌》雲“宅殷土芒芒”，又說，殷族的“邦畿”，雖然隻有“千裡”，然而他卻“肇域彼四海”，乃至“奄有九有”。
第四，他們被其他種族視為同一族類，而命以同一的名稱。
如《逸周書·明堂篇》雲：“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
”同書《祭公篇》雲：“用夷居之大商之衆。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引《泰誓》雲：“纣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同書昭公四年又雲“纣為黎之蒐，東夷叛之。
”《墨子·非命篇上》引《泰誓》雲：“纣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
”同書《天志篇中》引《泰誓》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