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族與史前渤海系諸氏族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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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又《史記》上之“簡狄”，索隐謂“舊本狄作易”。
[12]從而我們知道“有狄”即“有易”。
至于“有扈”，據王國維考證：“雇字古書多作扈。
”[13]因而以為即“韋雇既伐”之“雇”而以為其地在河南。
我以為王氏的這種解釋與傳說的内容不符，果如王氏之說，則“雇”在最初亦當在易水流域，而為有易族中之一支，後來移徙到河南的，才能解釋得通。
總之，這些傳說都是暗射着同一曆史内容，即殷族的遠祖“王亥”還是活動于鄰近“有易”的今日易水流域一帶。
這種傳說在現在并且已被考古學的發現證實了。
在今日的易水流域之易州曾經發現了被考古學家所稱為“商三句兵”的殷族遺存。
[14]證明了殷族之一部，直到銅器時代，還定住在那裡。
殷族之向東南渤海灣一帶移徙，恐怕是在“季”的時代，亦即傳說中“夏少康”的時代。
據《竹書紀年》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夏後杼十三年，“冥死于河”。
因為在“季”的時代，殷族的一部已經達到今日渤海灣的黃河口一帶，所以“上甲微”才能“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
第二，從殷族的移徙過程中，可以看出他們之一部是走向遼東半島乃至朝鮮半島，因而渤海北岸的諸文化民族也是從河北平原北部的易水流域出發。
關于殷族的移徙，《史記》卷三殷本紀說：“自契至湯八遷”。
關于這八遷，王國維氏曾有如次之考證： 今考之古籍，則《世本·居篇》雲：“契居蕃”。
契本帝喾之子，實本居亳，今居于蕃，是一遷也。
《世本》又雲：“昭明居砥石”。
由蕃遷于砥石，是二遷也。
《荀子·成相篇》雲：“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
”是昭明又由砥石遷商，是三遷也。
《左氏》襄九年傳雲：“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士因之，故商主大火。
”是以商邱為昭明子相土所遷。
又定九年傳“祝鮀論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則相土之時，曾有二都，康叔取其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則當在東嶽之下，蓋如泰山之祊為鄭有者，此為東都，則商邱乃其西都矣。
疑昭明遷商邱後，相土又徙泰山下，後複歸商邱，是四遷、五遷也。
《今本竹書紀年》雲：“帝芬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
”是六遷也。
“又孔甲九年殷侯複歸于商邱。
”是七遷也。
至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是八遷。
[15] 據王氏的考證，自契至湯雖八遷，而實則輾轉流浪于五個地方，即“蕃”、“砥石”、“商邱”、“殷”、“亳”之間。
而同時王氏又以為這五個地方，都在山東、河南之間。
但依據傳說，則商侯冥以前，殷族似乎尚未達到山東的腹部，故殷族在傳說中之“契”、“昭明”的時代，應該還在河北平原以至河北境内之渤海沿岸一帶活動，因而所謂“契居蕃”之“蕃”“昭明居砥石”之“砥石”，乃至“相土之東都”，都不應該在山東境内。
依據其他傳說的暗示，殷族之遷徙，既非整族出動，亦非全部南徙，其中有一部分，始終停留于河北。
另一部則沿海而北，即後來甲骨文中之箕方等，而這一支，後來就分化為肅慎，高句麗等，再有一部分，則南徙于山東半島，乃至于河南東部。
所以《左傳》昭公九年說：“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 又根據《詩經·商頌》雲：“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則在相土之時，殷族的大本營，尚在“海外”“有截”之地。
關于“有截”之“截”甲骨文作。
王國維認為“與虎敦之&lsquo&rsquo及石鼓文之&lsquo&rsquo略同。
古文以為載字，殆即《春秋》隐九年伐載之載（其地在今河南歸德府考城）”。
[16]我不同意王氏的這種考釋。
因為《商頌》明言“有截”在“海外”，決不能在河南，而且就字的構造上說，甲骨文之從，而虎敦與石鼓文之二字皆從食，顯然各為一字，亦即各為一地。
因此我以為在相土時，遼東半島一定有一個“有截”的氏族，證之《詩經·商頌》雲：“有截其所湯孫之緒”，則此“有截”與殷族還有其親近的血緣關系。
因此，我以為“契居蕃”之“蕃”以及“昭明居砥石”之“砥石”，皆應在遼東。
此外，甲骨文中有箕方。
這樣我們又明白了《史記·宋微子世家》所雲：“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的曆史内容，并非箕子是賢人，更非武王是聖君，其“不臣也”非不欲臣之也，而實不能臣之也，因為那裡原是殷族的根據地，在殷族被周族擊潰于黃河流域後，一部分殷人之退回老家，這是當然的事。
所以《後漢書·東夷傳論》雲：“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
”這與武王的“封”、“不封”
又《史記》上之“簡狄”，索隐謂“舊本狄作易”。
[12]從而我們知道“有狄”即“有易”。
至于“有扈”，據王國維考證：“雇字古書多作扈。
”[13]因而以為即“韋雇既伐”之“雇”而以為其地在河南。
我以為王氏的這種解釋與傳說的内容不符，果如王氏之說，則“雇”在最初亦當在易水流域，而為有易族中之一支，後來移徙到河南的，才能解釋得通。
總之，這些傳說都是暗射着同一曆史内容，即殷族的遠祖“王亥”還是活動于鄰近“有易”的今日易水流域一帶。
這種傳說在現在并且已被考古學的發現證實了。
在今日的易水流域之易州曾經發現了被考古學家所稱為“商三句兵”的殷族遺存。
[14]證明了殷族之一部，直到銅器時代，還定住在那裡。
殷族之向東南渤海灣一帶移徙，恐怕是在“季”的時代，亦即傳說中“夏少康”的時代。
據《竹書紀年》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夏後杼十三年，“冥死于河”。
因為在“季”的時代，殷族的一部已經達到今日渤海灣的黃河口一帶，所以“上甲微”才能“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
第二，從殷族的移徙過程中，可以看出他們之一部是走向遼東半島乃至朝鮮半島，因而渤海北岸的諸文化民族也是從河北平原北部的易水流域出發。
關于殷族的移徙，《史記》卷三殷本紀說：“自契至湯八遷”。
關于這八遷，王國維氏曾有如次之考證： 今考之古籍，則《世本·居篇》雲：“契居蕃”。
契本帝喾之子，實本居亳，今居于蕃，是一遷也。
《世本》又雲：“昭明居砥石”。
由蕃遷于砥石，是二遷也。
《荀子·成相篇》雲：“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
”是昭明又由砥石遷商，是三遷也。
《左氏》襄九年傳雲：“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士因之，故商主大火。
”是以商邱為昭明子相土所遷。
又定九年傳“祝鮀論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則相土之時，曾有二都，康叔取其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則當在東嶽之下，蓋如泰山之祊為鄭有者，此為東都，則商邱乃其西都矣。
疑昭明遷商邱後，相土又徙泰山下，後複歸商邱，是四遷、五遷也。
《今本竹書紀年》雲：“帝芬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
”是六遷也。
“又孔甲九年殷侯複歸于商邱。
”是七遷也。
至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是八遷。
[15] 據王氏的考證，自契至湯雖八遷，而實則輾轉流浪于五個地方，即“蕃”、“砥石”、“商邱”、“殷”、“亳”之間。
而同時王氏又以為這五個地方，都在山東、河南之間。
但依據傳說，則商侯冥以前，殷族似乎尚未達到山東的腹部，故殷族在傳說中之“契”、“昭明”的時代，應該還在河北平原以至河北境内之渤海沿岸一帶活動，因而所謂“契居蕃”之“蕃”“昭明居砥石”之“砥石”，乃至“相土之東都”，都不應該在山東境内。
依據其他傳說的暗示，殷族之遷徙，既非整族出動，亦非全部南徙，其中有一部分，始終停留于河北。
另一部則沿海而北，即後來甲骨文中之箕方等，而這一支，後來就分化為肅慎，高句麗等，再有一部分，則南徙于山東半島，乃至于河南東部。
所以《左傳》昭公九年說：“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 又根據《詩經·商頌》雲：“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則在相土之時，殷族的大本營，尚在“海外”“有截”之地。
關于“有截”之“截”甲骨文作。
王國維認為“與虎敦之&lsquo&rsquo及石鼓文之&lsquo&rsquo略同。
古文以為載字，殆即《春秋》隐九年伐載之載（其地在今河南歸德府考城）”。
[16]我不同意王氏的這種考釋。
因為《商頌》明言“有截”在“海外”，決不能在河南，而且就字的構造上說，甲骨文之從，而虎敦與石鼓文之二字皆從食，顯然各為一字，亦即各為一地。
因此我以為在相土時，遼東半島一定有一個“有截”的氏族，證之《詩經·商頌》雲：“有截其所湯孫之緒”，則此“有截”與殷族還有其親近的血緣關系。
因此，我以為“契居蕃”之“蕃”以及“昭明居砥石”之“砥石”，皆應在遼東。
此外，甲骨文中有箕方。
這樣我們又明白了《史記·宋微子世家》所雲：“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的曆史内容，并非箕子是賢人，更非武王是聖君，其“不臣也”非不欲臣之也，而實不能臣之也，因為那裡原是殷族的根據地，在殷族被周族擊潰于黃河流域後，一部分殷人之退回老家，這是當然的事。
所以《後漢書·東夷傳論》雲：“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
”這與武王的“封”、“不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