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族的起源與史前之鄂爾多斯
關燈
小
中
大
漢代蘭州附近，尚有大夏故城，及大夏河。
凡此，皆足以證明在鄂爾多斯與甘肅西南之間，曾為夏族居住之地，從而又證明甘肅的史前文化，實淵源于鄂爾多斯，而決非來自中亞。
論者又或以為史前的甘肅文化與河南、山西的文化之間，稍有差異，而遂謂此兩種文化的創造者不是出自同一人種，彼等以為前者或為中國人種，而後者則為土耳其人種。
吾人對于此種主張，未敢苟同。
吾人以為河南、山西的史前文化與甘肅的史前文化之間，有着某種差異确系事實，其最顯著者，如在山西、河南的遺址中，陶鬲的發現，極為普遍，而此類陶鬲之創造，亦較早于甘肅。
反之，在甘肅出土的彩陶，又較山西、河南更為豐富，其花紋之繁複，色彩之勻調又遠勝于河南。
但是在晚期的甘肅文化中，亦有河南、山西式的陶鬲，而甘肅彩陶上之花紋如直線、曲線、弧形、S形、螺形、帶紋、三角紋、格紋、布紋、繩印紋、圓及半圓等，在河南出土的彩陶上亦有之；所不同者，唯河南出土的彩陶，缺乏動物花彩而已。
但此等動物花紋之出現是在屬辛店期及其以後的彩陶，而此種晚期的彩陶，在河南、山西均尚未發現，因而不能肯定河南的晚期彩陶，無此花紋。
由此而知甘肅史前文化與河南、山西的史前文化之差異，并非根本的差異而僅為時間前後上所發生之差異。
若即根據此種差異而遂謂此兩處文化各為一族，并從而推論其人種亦不同源，則理由殊欠充分。
在相反的方面，甘肅的史前文化與河南的史前文化，其相同之點亦複甚多。
如河南出土物中的半月形及長方形的石鐮之屬，河南史前人民有豢豕之事，有葬埋的習慣，凡此，皆為河南史前文化之諸特征，亦即安特生氏所謂嫡派中國文化之諸特征，而此諸特征均同樣存在于甘肅之史前文化中。
吾人以是而知史前甘肅與河南文化之間，其相同之點甚多，而相異之點甚少。
此種相異之點，乃由于夏族東西分馳以後，因地理上的隔離而引緻之結果。
此種差異并不緻使吾人對于此兩地的文化發生各成一族的觀感，從而發生各為一個人種所創造之推論。
反之，吾人從此兩地的文化之異同中，隻能看出同一文化系統之兩種變型，從而此兩地的文化創造者，隻是同一人種之分支。
假如步達生氏對于中國新石器時代人種研究的結論不錯，則甘肅與河南的史前人種皆系與現在華北人種相似之亞洲嫡派人種，亦即出發于鄂爾多斯的蒙古高原系的人種。
所以吾人以為不僅東夏與西夏的新石器文化，同是從鄂爾多斯舊石器文化中發展出來，而且東夏與西夏的人種，亦同是夏族的苗裔。
（重慶《中山文化季刊》一卷一期，重慶中山文化教育館1943年4月桂林出版） 注解： [1] 安特生（J.G.Andersson）：《甘肅考古記》，樂森譯，轉述。
載《地質專報》甲種第5号農商部地質調查所，1925年6月，北京印本，第28頁。
[2]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27頁。
[3]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27頁。
[4] 阿爾納（T.J.Arne，又譯作阿恩）：《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樂森譯，載《古生物志》丁種第1号第2冊，農商部地質調查所，1925年，北京印本，第26頁。
[5]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23頁。
[6]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24頁。
[7] 阿爾納：《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第25頁。
[8]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34頁。
[9] 步達生（DavidsonBlack）：《甘肅史前人種說略》，李濟譯，載《地質專報》甲種第5号，農商部地質調查所，1925年6月，北京印本，第50頁。
[10] 步達生：《甘肅史前人種說略》，第49頁。
[11]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41&mdash42頁。
[12]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42頁。
[13]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38頁。
[14]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22頁。
[15] 《尚書·舜典》後附亡書序。
見（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所收《尚書正義》卷三。
[16] 郭沫若：《蔔辭通纂》，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440頁。
[17] 《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五四二《烏喇特》。
[18]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23頁。
[19]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5頁。
[20] 阿爾納（T.J.Arne亦譯作阿恩）：《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樂森譯，載《古生物志》丁種第1号第2冊。
1925年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北京印本，第3頁。
[21] 泷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二《夏本紀》。
[22] 《國語》卷一《周語上》韋氏注，《士禮居叢書》本。
[23] 《竹書統箋》卷二，第13頁，光緒三年，浙江書局，《廿二子全書》本。
[24] 同上書，第2頁。
[25] 《漢魏叢書》收《穆天子傳》卷一，第4頁。
凡此，皆足以證明在鄂爾多斯與甘肅西南之間，曾為夏族居住之地，從而又證明甘肅的史前文化，實淵源于鄂爾多斯，而決非來自中亞。
論者又或以為史前的甘肅文化與河南、山西的文化之間，稍有差異，而遂謂此兩種文化的創造者不是出自同一人種，彼等以為前者或為中國人種，而後者則為土耳其人種。
吾人對于此種主張，未敢苟同。
吾人以為河南、山西的史前文化與甘肅的史前文化之間，有着某種差異确系事實，其最顯著者，如在山西、河南的遺址中，陶鬲的發現，極為普遍，而此類陶鬲之創造，亦較早于甘肅。
反之，在甘肅出土的彩陶，又較山西、河南更為豐富，其花紋之繁複，色彩之勻調又遠勝于河南。
但是在晚期的甘肅文化中，亦有河南、山西式的陶鬲，而甘肅彩陶上之花紋如直線、曲線、弧形、S形、螺形、帶紋、三角紋、格紋、布紋、繩印紋、圓及半圓等，在河南出土的彩陶上亦有之；所不同者，唯河南出土的彩陶，缺乏動物花彩而已。
但此等動物花紋之出現是在屬辛店期及其以後的彩陶，而此種晚期的彩陶，在河南、山西均尚未發現，因而不能肯定河南的晚期彩陶，無此花紋。
由此而知甘肅史前文化與河南、山西的史前文化之差異，并非根本的差異而僅為時間前後上所發生之差異。
若即根據此種差異而遂謂此兩處文化各為一族，并從而推論其人種亦不同源，則理由殊欠充分。
在相反的方面，甘肅的史前文化與河南的史前文化，其相同之點亦複甚多。
如河南出土物中的半月形及長方形的石鐮之屬，河南史前人民有豢豕之事，有葬埋的習慣，凡此，皆為河南史前文化之諸特征，亦即安特生氏所謂嫡派中國文化之諸特征，而此諸特征均同樣存在于甘肅之史前文化中。
吾人以是而知史前甘肅與河南文化之間，其相同之點甚多，而相異之點甚少。
此種相異之點，乃由于夏族東西分馳以後，因地理上的隔離而引緻之結果。
此種差異并不緻使吾人對于此兩地的文化發生各成一族的觀感，從而發生各為一個人種所創造之推論。
反之，吾人從此兩地的文化之異同中，隻能看出同一文化系統之兩種變型，從而此兩地的文化創造者，隻是同一人種之分支。
假如步達生氏對于中國新石器時代人種研究的結論不錯，則甘肅與河南的史前人種皆系與現在華北人種相似之亞洲嫡派人種，亦即出發于鄂爾多斯的蒙古高原系的人種。
所以吾人以為不僅東夏與西夏的新石器文化，同是從鄂爾多斯舊石器文化中發展出來，而且東夏與西夏的人種，亦同是夏族的苗裔。
（重慶《中山文化季刊》一卷一期，重慶中山文化教育館1943年4月桂林出版） 注解： [1] 安特生（J.G.Andersson）：《甘肅考古記》，樂森譯，轉述。
載《地質專報》甲種第5号農商部地質調查所，1925年6月，北京印本，第28頁。
[2]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27頁。
[3]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27頁。
[4] 阿爾納（T.J.Arne，又譯作阿恩）：《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樂森譯，載《古生物志》丁種第1号第2冊，農商部地質調查所，1925年，北京印本，第26頁。
[5]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23頁。
[6]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24頁。
[7] 阿爾納：《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第25頁。
[8]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34頁。
[9] 步達生（DavidsonBlack）：《甘肅史前人種說略》，李濟譯，載《地質專報》甲種第5号，農商部地質調查所，1925年6月，北京印本，第50頁。
[10] 步達生：《甘肅史前人種說略》，第49頁。
[11]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41&mdash42頁。
[12]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42頁。
[13]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38頁。
[14]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22頁。
[15] 《尚書·舜典》後附亡書序。
見（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所收《尚書正義》卷三。
[16] 郭沫若：《蔔辭通纂》，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440頁。
[17] 《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五四二《烏喇特》。
[18]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23頁。
[19]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5頁。
[20] 阿爾納（T.J.Arne亦譯作阿恩）：《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樂森譯，載《古生物志》丁種第1号第2冊。
1925年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北京印本，第3頁。
[21] 泷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二《夏本紀》。
[22] 《國語》卷一《周語上》韋氏注，《士禮居叢書》本。
[23] 《竹書統箋》卷二，第13頁，光緒三年，浙江書局，《廿二子全書》本。
[24] 同上書，第2頁。
[25] 《漢魏叢書》收《穆天子傳》卷一，第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