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族的起源與史前之鄂爾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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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于貴德盆地中之黃河河谷、西甯河谷及洮河河谷等地，開始了定住的村落生活，組成了許多以畜牧種植為生的氏族。
據安氏雲：“考遠古殖民，多喜就此佳麗之河谷，&hellip&hellip蓋彼時河谷中林木暢茂，禽獸繁多，而畜牧種植等事，亦可得極良好之機會也。
”[19] 同時在青海東北一帶的海岸也組成許多以漁業為生的氏族，因為在史前青海的水量與今日無多差異，故亦為适宜于史前人類生存之地。
此外在鎮番以西之今日的沙漠地帶中，也布滿了西夏之族，因為今日鎮番以西的沙漠，乃發生于古址之後，在史前，鎮番以西，固為一美麗的草原。
其東徙者，則在今日山西西南一帶的汾河河谷開始定住，從西陰村的遺址看來，這裡在史前亦為适宜于畜牧種植之地，因為除遺址的西南有高出地面三四尺的岩壁而外，皆為可耕之地。
同時，在河南西北的黃河河谷，也組成了許多農業氏族，他們在傾斜極微的平原上，建立了村落。
唯殘留于故鄉的一部分夏族，則其發展，似漸趨衰微，這大概是由于那裡的自然環境之逐漸惡化的原因。
吾人由此而知史前的甘肅西南與山西、河南交界處一帶，實為史前夏族文化兩大根據之地，亦即中國文化兩大出發之點。
論者或以為河南、山西的史前文化及甘肅的史前文化與鄂爾多斯無關，因而證明其不是淵源于鄂爾多斯，亦即不是屬于夏族所有。
但吾人根據現有的考古學資料及文獻上的傳說，尚可以追尋此兩大文化巨流遷徙之迹，而其出發點，則皆在鄂爾多斯。
關于東夏之遷徙，近來已有考古學的發現。
阿恩氏在其所著《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的序言上說：“據安博士之報告，着色陶器亦出自山西保德州、陝西府谷縣。
”[20]同時據衛聚賢氏《中國考古小史》中報告山西萬泉縣荊村，亦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多處。
按保德州在山西西北，府谷縣在陝西東北，此兩地皆臨黃河，而且隔河相望于黃河南曲之處。
若當時的人類沿黃河而南下，則此兩地，實為必經之處。
又萬泉縣正當汾河與黃河彙流之處，若當時人類沿汾河而折入山西西南，又為必經之處。
現在在這些地方，都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遺物，則不啻于鄂爾多斯舊石器文化與山西、河南新石器文化之間發現一相互關聯的标志，而示吾人以山西、河南新石器文化之來自鄂爾多斯實為信而有征。
在萬泉縣，尤其保德州與府谷縣的遺存，毫無可疑，必為夏族東徙途程中之所遺，吾人于此，又知當夏族進入山西、河南之前，于山、陝分界之黃河兩岸，曾經有一個長時期的勾留。
除考古學的發現以外，中國古代的傳說，也暗示這種遷徙的内容。
在傳說中，禹出于土方，禱于陽纡，已為許多學者所論述，但傳說中之禹的都城卻在山西西南，《史記》正義雲：“（禹）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城。
”[21]《國語》韋昭注雲：“禹都陽城，伊洛所近。
”[22]是禹原住鄂爾多斯，以後遷于山西。
餘以為舜亦如此。
《尚書·舜典》後附亡書序雲：“帝釐下土方。
”是舜亦出于鄂爾多斯，但是傳說中之舜的都城也在山西西南。
《竹書箋注》雲：“舜都蒲坂。
”[23]堯出于何處，雖未說明，但從其與舜、禹的關系看來，其所出之地，也當不能相去甚遠，故亦當在土方，然而傳說中之堯的都城也在山西西南。
《竹書箋注》雲：“（堯）都平陽。
”[24]是堯、舜也是由鄂爾多斯以遷于山西。
《孟子》離婁篇上有一段話，尤能明示舜之遷徙。
他說：“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
”餘以為孟子之說，恰恰相反。
蓋這裡所謂諸馮，乃河伯&lsquo馮夷&rsquo之&lsquo馮&rsquo，其所以冠以&lsquo諸&rsquo字者，亦猶夏之稱諸夏，示其族類之多而已。
這裡所謂&lsquo負夏&rsquo乃&lsquo有夏&rsquo之訛。
&lsquo諸馮&rsquo之族，在鄂爾多斯，而&lsquo有夏&rsquo之居，則在山西、河南交界之處，由鄂爾多斯以遷于山西、河南交界之處，是由西而東，故舜當為西夷之人，而非東夷之人。
總之，在傳說中之堯舜禹的時代，正是夏族東遷之時，他們由鄂爾多斯遷到山西西南，又由山西西南渡河而南奠居于河南西北。
傳說中禹鑿龍門，辟伊阙，甸呂梁的故事，都是暗示夏族南渡的内容。
西夏遷徙之迹在鄂爾多斯與甘肅西南之間，雖尚無考古學的發現，但亦有此種傳說。
《穆天子傳》雲：“爰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所遊居。
”[25]按同書謂河宗氏原住陽纡之山或燕然之山，而陽纡之山或燕然之山，實即今日之陰山，是河宗氏原居固在陰山附近。
但是據考證，溫谷或系今日西甯附近之熱水泉，而樂都則今仍昔名，在湟水流域。
此兩地皆在今日之青海境内，而又皆為河宗氏之所遊居。
是河宗氏遊居的範圍，北自陰山而南達于青海。
我以為這一傳說，正暗示夏族西遷的曆史内容。
證之今日西甯有朱家寨的史前遺址發現，樂都有馬廠沿的史前遺址發現，是為有力之印證。
同時在晉時的隴西郡的大夏縣，尚有禹的傳說。
《晉書地道記》雲：“（大夏）縣有禹廟，禹所出也。
”在
據安氏雲：“考遠古殖民，多喜就此佳麗之河谷，&hellip&hellip蓋彼時河谷中林木暢茂，禽獸繁多，而畜牧種植等事，亦可得極良好之機會也。
”[19] 同時在青海東北一帶的海岸也組成許多以漁業為生的氏族，因為在史前青海的水量與今日無多差異，故亦為适宜于史前人類生存之地。
此外在鎮番以西之今日的沙漠地帶中，也布滿了西夏之族，因為今日鎮番以西的沙漠，乃發生于古址之後，在史前，鎮番以西，固為一美麗的草原。
其東徙者，則在今日山西西南一帶的汾河河谷開始定住，從西陰村的遺址看來，這裡在史前亦為适宜于畜牧種植之地，因為除遺址的西南有高出地面三四尺的岩壁而外，皆為可耕之地。
同時，在河南西北的黃河河谷，也組成了許多農業氏族，他們在傾斜極微的平原上，建立了村落。
唯殘留于故鄉的一部分夏族，則其發展，似漸趨衰微，這大概是由于那裡的自然環境之逐漸惡化的原因。
吾人由此而知史前的甘肅西南與山西、河南交界處一帶，實為史前夏族文化兩大根據之地，亦即中國文化兩大出發之點。
論者或以為河南、山西的史前文化及甘肅的史前文化與鄂爾多斯無關，因而證明其不是淵源于鄂爾多斯，亦即不是屬于夏族所有。
但吾人根據現有的考古學資料及文獻上的傳說，尚可以追尋此兩大文化巨流遷徙之迹，而其出發點，則皆在鄂爾多斯。
關于東夏之遷徙，近來已有考古學的發現。
阿恩氏在其所著《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的序言上說：“據安博士之報告，着色陶器亦出自山西保德州、陝西府谷縣。
”[20]同時據衛聚賢氏《中國考古小史》中報告山西萬泉縣荊村，亦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多處。
按保德州在山西西北，府谷縣在陝西東北，此兩地皆臨黃河，而且隔河相望于黃河南曲之處。
若當時的人類沿黃河而南下，則此兩地，實為必經之處。
又萬泉縣正當汾河與黃河彙流之處，若當時人類沿汾河而折入山西西南，又為必經之處。
現在在這些地方，都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遺物，則不啻于鄂爾多斯舊石器文化與山西、河南新石器文化之間發現一相互關聯的标志，而示吾人以山西、河南新石器文化之來自鄂爾多斯實為信而有征。
在萬泉縣，尤其保德州與府谷縣的遺存，毫無可疑，必為夏族東徙途程中之所遺，吾人于此，又知當夏族進入山西、河南之前，于山、陝分界之黃河兩岸，曾經有一個長時期的勾留。
除考古學的發現以外，中國古代的傳說，也暗示這種遷徙的内容。
在傳說中，禹出于土方，禱于陽纡，已為許多學者所論述，但傳說中之禹的都城卻在山西西南，《史記》正義雲：“（禹）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城。
”[21]《國語》韋昭注雲：“禹都陽城，伊洛所近。
”[22]是禹原住鄂爾多斯，以後遷于山西。
餘以為舜亦如此。
《尚書·舜典》後附亡書序雲：“帝釐下土方。
”是舜亦出于鄂爾多斯，但是傳說中之舜的都城也在山西西南。
《竹書箋注》雲：“舜都蒲坂。
”[23]堯出于何處，雖未說明，但從其與舜、禹的關系看來，其所出之地，也當不能相去甚遠，故亦當在土方，然而傳說中之堯的都城也在山西西南。
《竹書箋注》雲：“（堯）都平陽。
”[24]是堯、舜也是由鄂爾多斯以遷于山西。
《孟子》離婁篇上有一段話，尤能明示舜之遷徙。
他說：“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
”餘以為孟子之說，恰恰相反。
蓋這裡所謂諸馮，乃河伯&lsquo馮夷&rsquo之&lsquo馮&rsquo，其所以冠以&lsquo諸&rsquo字者，亦猶夏之稱諸夏，示其族類之多而已。
這裡所謂&lsquo負夏&rsquo乃&lsquo有夏&rsquo之訛。
&lsquo諸馮&rsquo之族，在鄂爾多斯，而&lsquo有夏&rsquo之居，則在山西、河南交界之處，由鄂爾多斯以遷于山西、河南交界之處，是由西而東，故舜當為西夷之人，而非東夷之人。
總之，在傳說中之堯舜禹的時代，正是夏族東遷之時，他們由鄂爾多斯遷到山西西南，又由山西西南渡河而南奠居于河南西北。
傳說中禹鑿龍門，辟伊阙，甸呂梁的故事，都是暗示夏族南渡的内容。
西夏遷徙之迹在鄂爾多斯與甘肅西南之間，雖尚無考古學的發現，但亦有此種傳說。
《穆天子傳》雲：“爰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所遊居。
”[25]按同書謂河宗氏原住陽纡之山或燕然之山，而陽纡之山或燕然之山，實即今日之陰山，是河宗氏原居固在陰山附近。
但是據考證，溫谷或系今日西甯附近之熱水泉，而樂都則今仍昔名，在湟水流域。
此兩地皆在今日之青海境内，而又皆為河宗氏之所遊居。
是河宗氏遊居的範圍，北自陰山而南達于青海。
我以為這一傳說，正暗示夏族西遷的曆史内容。
證之今日西甯有朱家寨的史前遺址發現，樂都有馬廠沿的史前遺址發現，是為有力之印證。
同時在晉時的隴西郡的大夏縣，尚有禹的傳說。
《晉書地道記》雲：“（大夏）縣有禹廟，禹所出也。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