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 鹽政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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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靖遠、修城，經會甯、隴西、甯遠、秦州，轉運漢中、南陽銷售。
不得改道，以免侵灌漳鹽引地。
(二)規定蒙鹽每一百斤收稅銀八分，又收厘銀八分。
蓋較漳鹽在産地照繳引稅外，複在甘肅運銷，每斤抽厘錢十文者，為低。
俾商人不緻抑勒蒙人賤售。
并規定稅由總商繳納，厘由向總商販鹽之商人繳納，與蒙人無關，以免妨礙邊民生計。
按阿拉善之蒙鹽輸入甘肅，每歲不下五萬駝，每駝二百四五十斤。
故依宗棠估計，每年可共收稅厘銀約二萬兩。
注747 綜括宗棠在陝甘整理鹽政，凡為兩種：原有課稅者，并入厘金征收；原無課稅者，酌征稅厘。
然以人口稀少，且鮮知腌制，故銷鹽不多。
除阿拉善蒙鹽外，其實際收入，自同治十一年(1872)終，訖光緒六年(1880)終，僅得六萬零八百十六兩。
而原有引課者，以後仍漸攤入丁糧焉。
兩淮鹽課最巨，而鹽務亦最壞。
當嘉慶、道光年間，經陶澍整頓一次，至太平軍興而複敗壞。
太平軍平定後，國藩與宗棠先後任兩江總督，均有所規畫。
所謂兩淮者，鹽區以淮河為界，北為淮北，南為淮南也。
注748 淮南鹽在各省之引地，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之一部分，即所謂揚子四岸。
當太平軍時期，因運道梗阻，安徽借銷淮北鹽與浙江鹽，江西借銷浙江鹽與廣東鹽，湖北借銷四川鹽，湖南借銷四川鹽與廣東鹽。
此四省當局隻求有鹽可資抽厘以給饷，自不暇顧及淮南之引地，國家之鹽課。
同治三年(1864)，太平軍肅清，國藩兩任兩江總督，悉心整理，一面改引制為票制，一面收回原有引地。
後者除安徽、江西兩省因屬兩江總督轄境自無問題外，湖北、湖南兩省借銷川粵鹽已曆十年，在鹽商因利其銷路，在官吏尤利其厘金，故不願遽将川粵鹽取締，并将淮鹽原有引地交還。
坐是，淮南鹽在此兩省，仍大受打擊，而在湖北為尤甚，以淮南鹽運銷湖北者原占全部引額十分之六也。
惟川鹽質味較佳，運輸較近，自難與競争。
國藩數度力争不得，當與議定：暫以若幹部分，容川鹽與淮鹽并銷；又以若幹部分專銷淮鹽，其川鹽顆粒不容侵入。
及宗棠到任，查得鹹豐元年(1851)淮南鹽在湖北與湖南引額原為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五十六引(每引六百斤)，同治三年(1864)以後隻行二十七萬二千引，不足十四萬一千四百五十六引；在安徽引額原為十一萬四千八百五十八引，隻行七萬二千引，不足四萬二千八百五十八引。
惟在江西引額原為十四萬五千一百二十引者，反增至十七萬引者。
當奏陳應力圖興複原引額，而注意四事： 一曰講求鹽質也。
淮鹽約有兩種：淮北曬鹽，借風日之力而成，色白而味佳；淮南煎鹽，取鹵注鍋镬，火煮而成，色黯而味微澀。
北鹽較南鹽利于銷售。
惟場分無多，産鹽不盛，不如南鹽産地多而配銷引岸又遠且廣也。
川粵之鹽，略與淮北相近，色味均較淮南為佳。
引地之被其侵占，雖由成本之輕，亦由鹽質高于淮南之故。
從來辦理鹽務，莫要于緝私。
而欲私淨官銷，莫先于減價。
誠以價平則銷數自暢也。
然鹽價雖較私為減，而官鹽色味不如私鹽之佳，則其勢不足敵私，民食終難舍彼而就此。
故收回引地，從前官商未嘗不意度及之，而終不免懷疑自阻者，以色味不逮也。
臣按煮海成鹽，既資人力，則色味高下，自由人力緻之。
訪知揚垣存鹽之向稱上色者，曰真梁、正梁、頂梁三種。
尤貴者，重淋一種，其色味與淮北無異。
重淋雲者，蓋即取場竈存鹽，重加水淋，濾出而成者。
取至驗視，色白味佳，較蜀粵所産，殆有過之，而其價每斤不過增錢一文有奇而已。
現饬場員、垣商儀征掣驗委員通照重淋一色煎收，嚴禁攙和混雜，為正本清源之計。
蓋無論能否敵私，而講求鹽質，裕課便民，本鹽政應辦之事也。
一曰裁減雜款規費也。
鹽務本腥羶之場，自鹽政、運司，至掣驗、分司、經曆、大使、知事、文武印委各衙門，例有公費外，善舉有費，供應雜差有費，以及挂名差使薪水幹脩，凡取之鹽務，并入票本積算者，繁巨日增。
茲拟善舉有益地方，準随時酌議加增；此外應裁者裁，應減者減，逐加厘定備案。
嗣後不準别立名色，違章巧取。
以身先之，期于共濟。
庶幾成本可輕，而減價敵私之效可睹也。
一曰緝私宜嚴也。
私鹽之侵鄂岸者，川鹽為大宗。
其借岸行銷者，不必論。
近由荊州、監利而上，浸至借岸之外，而武(昌)、漢(陽)、黃(州)、德(安)一帶并受其患矣。
私之浸湘岸者，粵為大宗。
其專岸行銷者不必論，近越衡(州)、永(州)、寶(慶)三郡之外，浸至專岸之外，而長沙各屬并受其患矣。
此猶下遊之
不得改道，以免侵灌漳鹽引地。
(二)規定蒙鹽每一百斤收稅銀八分，又收厘銀八分。
蓋較漳鹽在産地照繳引稅外，複在甘肅運銷，每斤抽厘錢十文者，為低。
俾商人不緻抑勒蒙人賤售。
并規定稅由總商繳納，厘由向總商販鹽之商人繳納，與蒙人無關，以免妨礙邊民生計。
按阿拉善之蒙鹽輸入甘肅，每歲不下五萬駝，每駝二百四五十斤。
故依宗棠估計，每年可共收稅厘銀約二萬兩。
注747 綜括宗棠在陝甘整理鹽政，凡為兩種：原有課稅者，并入厘金征收；原無課稅者，酌征稅厘。
然以人口稀少，且鮮知腌制，故銷鹽不多。
除阿拉善蒙鹽外，其實際收入，自同治十一年(1872)終，訖光緒六年(1880)終，僅得六萬零八百十六兩。
而原有引課者，以後仍漸攤入丁糧焉。
兩淮鹽課最巨，而鹽務亦最壞。
當嘉慶、道光年間，經陶澍整頓一次，至太平軍興而複敗壞。
太平軍平定後，國藩與宗棠先後任兩江總督，均有所規畫。
所謂兩淮者，鹽區以淮河為界，北為淮北，南為淮南也。
注748 淮南鹽在各省之引地，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之一部分，即所謂揚子四岸。
當太平軍時期，因運道梗阻，安徽借銷淮北鹽與浙江鹽，江西借銷浙江鹽與廣東鹽，湖北借銷四川鹽，湖南借銷四川鹽與廣東鹽。
此四省當局隻求有鹽可資抽厘以給饷，自不暇顧及淮南之引地，國家之鹽課。
同治三年(1864)，太平軍肅清，國藩兩任兩江總督，悉心整理，一面改引制為票制，一面收回原有引地。
後者除安徽、江西兩省因屬兩江總督轄境自無問題外，湖北、湖南兩省借銷川粵鹽已曆十年，在鹽商因利其銷路，在官吏尤利其厘金，故不願遽将川粵鹽取締，并将淮鹽原有引地交還。
坐是，淮南鹽在此兩省，仍大受打擊，而在湖北為尤甚，以淮南鹽運銷湖北者原占全部引額十分之六也。
惟川鹽質味較佳，運輸較近，自難與競争。
國藩數度力争不得，當與議定：暫以若幹部分，容川鹽與淮鹽并銷；又以若幹部分專銷淮鹽，其川鹽顆粒不容侵入。
及宗棠到任，查得鹹豐元年(1851)淮南鹽在湖北與湖南引額原為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五十六引(每引六百斤)，同治三年(1864)以後隻行二十七萬二千引，不足十四萬一千四百五十六引；在安徽引額原為十一萬四千八百五十八引，隻行七萬二千引，不足四萬二千八百五十八引。
惟在江西引額原為十四萬五千一百二十引者，反增至十七萬引者。
當奏陳應力圖興複原引額，而注意四事： 一曰講求鹽質也。
淮鹽約有兩種：淮北曬鹽，借風日之力而成，色白而味佳；淮南煎鹽，取鹵注鍋镬，火煮而成，色黯而味微澀。
北鹽較南鹽利于銷售。
惟場分無多，産鹽不盛，不如南鹽産地多而配銷引岸又遠且廣也。
川粵之鹽，略與淮北相近，色味均較淮南為佳。
引地之被其侵占，雖由成本之輕，亦由鹽質高于淮南之故。
從來辦理鹽務，莫要于緝私。
而欲私淨官銷，莫先于減價。
誠以價平則銷數自暢也。
然鹽價雖較私為減，而官鹽色味不如私鹽之佳，則其勢不足敵私，民食終難舍彼而就此。
故收回引地，從前官商未嘗不意度及之，而終不免懷疑自阻者，以色味不逮也。
臣按煮海成鹽，既資人力，則色味高下，自由人力緻之。
訪知揚垣存鹽之向稱上色者，曰真梁、正梁、頂梁三種。
尤貴者，重淋一種，其色味與淮北無異。
重淋雲者，蓋即取場竈存鹽，重加水淋，濾出而成者。
取至驗視，色白味佳，較蜀粵所産，殆有過之，而其價每斤不過增錢一文有奇而已。
現饬場員、垣商儀征掣驗委員通照重淋一色煎收，嚴禁攙和混雜，為正本清源之計。
蓋無論能否敵私，而講求鹽質，裕課便民，本鹽政應辦之事也。
一曰裁減雜款規費也。
鹽務本腥羶之場，自鹽政、運司，至掣驗、分司、經曆、大使、知事、文武印委各衙門，例有公費外，善舉有費，供應雜差有費，以及挂名差使薪水幹脩，凡取之鹽務，并入票本積算者，繁巨日增。
茲拟善舉有益地方，準随時酌議加增；此外應裁者裁，應減者減，逐加厘定備案。
嗣後不準别立名色，違章巧取。
以身先之，期于共濟。
庶幾成本可輕，而減價敵私之效可睹也。
一曰緝私宜嚴也。
私鹽之侵鄂岸者，川鹽為大宗。
其借岸行銷者，不必論。
近由荊州、監利而上，浸至借岸之外，而武(昌)、漢(陽)、黃(州)、德(安)一帶并受其患矣。
私之浸湘岸者，粵為大宗。
其專岸行銷者不必論，近越衡(州)、永(州)、寶(慶)三郡之外，浸至專岸之外，而長沙各屬并受其患矣。
此猶下遊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