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 鹽政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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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鹽征稅，本為财政上一種不良之制度。
顧吾國榷鹽，遠在漢時。
雖曆有變遷，然常為國家收入之一大來源。
清代行鹽，其先大抵采用一種引制。
就某一區域，按其食鹽可能之消費量，歸商人擔認運銷。
因運銷數量之單位曰引，故運銷之口岸曰引地，運銷之商人曰引商。
每引若幹斤，納稅若幹，均由政府規定。
且擔認運銷若幹，須在規定時期如數銷訖，否則仍應按引繳足稅銀。
其後複有一種票制，準商人各視财力所及，認銷若幹引之鹽。
照繳稅銀後，給予鹽票，憑票面所載認銷數量及指定區域運鹽經銷。
惟鹽務情形複雜，素為弊薮。
而其稅厘(引商納稅不納厘，票商稅厘并納)，則關系國家收入，其供求又關系生産者與消費者之生活。
苟非管理得宜，極易形成嚴重之局面。
故吾國自來名臣懷抱經濟者，無不于鹽政注意探讨。
況清代産鹽省區之總督均兼管鹽政，故于行鹽一事，尤不能不深切關懷，随時有所設施，如陶澍、曾國藩、左宗棠皆其俦也。
浙江行鹽，向采引制。
由本省之杭州、嘉興、紹興、甯波、台州、溫州及江蘇之松江七屬分管。
松江一屬包括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及太倉等四府一州，又所謂蘇五屬者也。
每年規定銷額：正引八十萬五千三百九十六道，照改餘引八萬道，餘引十五萬道。
共征課銀三十二萬數千兩。
但當道光年間，已每年僅能銷至五六成。
自鹹豐三年(1853)，太平軍入據江甯省城，江浙政治失其常軌，杭州、嘉興與松江三所所轄引地，逐漸為淮鹽所侵灌，浙鹽銷數益大減。
惟紹興一所因借銷淮鹽在江西之引地，不至全行廢堕。
然自十年(1860)以後，安徽與江蘇在江南之各郡縣相繼淪陷，已而浙江同是遍地戰氛，運道阻塞。
于是紹興引課，亦複崩潰。
此為宗棠未入浙江以前狀況。
同治二年(1863)，宗棠督師衢州，嗣浙東各郡縣先後克複，始饬紹興行鹽試改票制。
及全省肅清，而調查鹽政案牍，蕩然無存，鹽商鹽竈大半凋零，間有一二舊商，皆避亂甫歸，赤貧如洗，勢難責令繼續領引銷鹽。
于是令杭州、嘉興、松江三所一律暫改票制。
無論新商、舊商，但能納資到庫，即給票認地行運。
自同治四年(1865)起，以一年為期别由政府助以下列四端： (一)首重緝私，以疏票引； (二)痛改浮費，以纾商困； (三)核減賣價，以敵鄰私； (四)嚴查煎數，以杜影射。
注734冀原引課之早日如數恢複。
福建行鹽，當道光、鹹豐年間，有官幫，有商幫。
官幫之中間，又有福州、興化、漳州與泉州四府屬二十一廳縣之各幫及縣澳各幫。
商辦之中，又有官代商運一種。
官幫每年應完正課銀三萬八千四百餘兩，溢課及額外盈餘四萬二千七百餘兩，共八萬一千一百餘兩。
商幫每年應完正課銀十一萬五千五百餘兩，溢課及額外盈餘九萬五百餘兩，共二十萬六千一百餘兩。
官商兩幫合計，二十八萬七千三百餘兩。
此兩幫均積弊重重，而鹽場人員尤為腐敗。
就福州等幫言之：課皆向歸州縣征收，無論已未征數，均應按日計算，責令完繳。
因州縣畏難苟安，任人包辦，名曰穙戶(即館辦之别名)。
其以地方民情刁蠻，不敷征解者，固非無有；而獲有盈餘者，實亦不少。
徒以甲年所收之課，必待乙年奏銷；相率以二三分抵充布政使庫軍需，冒銷無着之款，避免革職處分。
其餘則盡飽私囊，攘為己有。
縱經鹽法道嚴劄頻催，而抗延不交，竟成積習。
就縣澳各幫言之：距鹽場較近，收私賣私，習為固然。
其始地方官姑為隐忍，久之官勢浸衰，私枭浸熾。
于埕私、場私、包私、船私、幫私、引私之外，複有糾黨持械，明目張膽之擔私。
與官争利，與商為仇。
到處皆然，無從捕治。
就西路商幫言之：一商倒幫，分派各商代課。
課額愈多，成本愈重。
又加以規費之需索，流交之帑息，海溪之險阻，虧折坐耗，不數年而資産蕩然，倒罷相繼。
又就官代商運言之：商幫倒罷，篷額無人認配，又變為官運。
試辦之始，銷路尚覺疏通。
久之，官視為利薮，開銷挪墊，虛抵搪塞，辦運者扣費以入私橐，督銷者賣私以取盈餘。
比課額太懸，又捏報失水、搶毀等情，上下分肥，弊端百出，緻所領成本，逐漸消磨。
至鹽場人員本有督曬配運之責，有緝私修坎之責。
今因場署大半無存，官坎莫考，遂不駐場經理，借寓省城。
遇有海私進口，商人收買運銷；又冒認場分，指私為官，截角收買，借圖漁利。
緻埕坎全廢，遍地皆私。
濱海之民久不知場員為何官，配鹽為何事。
坐是種種原因，故當鹹豐初年，已認有整理必要。
彼時所拟辦法：曰就場征課，曰按包抽稅。
隻以主管鹽政者之因循，複經太平軍之竄擾，而全省鹽
顧吾國榷鹽，遠在漢時。
雖曆有變遷，然常為國家收入之一大來源。
清代行鹽，其先大抵采用一種引制。
就某一區域，按其食鹽可能之消費量，歸商人擔認運銷。
因運銷數量之單位曰引，故運銷之口岸曰引地，運銷之商人曰引商。
每引若幹斤，納稅若幹，均由政府規定。
且擔認運銷若幹，須在規定時期如數銷訖，否則仍應按引繳足稅銀。
其後複有一種票制，準商人各視财力所及，認銷若幹引之鹽。
照繳稅銀後，給予鹽票，憑票面所載認銷數量及指定區域運鹽經銷。
惟鹽務情形複雜，素為弊薮。
而其稅厘(引商納稅不納厘，票商稅厘并納)，則關系國家收入，其供求又關系生産者與消費者之生活。
苟非管理得宜，極易形成嚴重之局面。
故吾國自來名臣懷抱經濟者，無不于鹽政注意探讨。
況清代産鹽省區之總督均兼管鹽政，故于行鹽一事，尤不能不深切關懷，随時有所設施，如陶澍、曾國藩、左宗棠皆其俦也。
浙江行鹽，向采引制。
由本省之杭州、嘉興、紹興、甯波、台州、溫州及江蘇之松江七屬分管。
松江一屬包括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及太倉等四府一州，又所謂蘇五屬者也。
每年規定銷額：正引八十萬五千三百九十六道，照改餘引八萬道，餘引十五萬道。
共征課銀三十二萬數千兩。
但當道光年間，已每年僅能銷至五六成。
自鹹豐三年(1853)，太平軍入據江甯省城，江浙政治失其常軌，杭州、嘉興與松江三所所轄引地，逐漸為淮鹽所侵灌，浙鹽銷數益大減。
惟紹興一所因借銷淮鹽在江西之引地，不至全行廢堕。
然自十年(1860)以後，安徽與江蘇在江南之各郡縣相繼淪陷，已而浙江同是遍地戰氛，運道阻塞。
于是紹興引課，亦複崩潰。
此為宗棠未入浙江以前狀況。
同治二年(1863)，宗棠督師衢州，嗣浙東各郡縣先後克複，始饬紹興行鹽試改票制。
及全省肅清，而調查鹽政案牍，蕩然無存，鹽商鹽竈大半凋零，間有一二舊商，皆避亂甫歸，赤貧如洗，勢難責令繼續領引銷鹽。
于是令杭州、嘉興、松江三所一律暫改票制。
無論新商、舊商，但能納資到庫，即給票認地行運。
自同治四年(1865)起，以一年為期别由政府助以下列四端： (一)首重緝私，以疏票引； (二)痛改浮費，以纾商困； (三)核減賣價，以敵鄰私； (四)嚴查煎數，以杜影射。
注734冀原引課之早日如數恢複。
福建行鹽，當道光、鹹豐年間，有官幫，有商幫。
官幫之中間，又有福州、興化、漳州與泉州四府屬二十一廳縣之各幫及縣澳各幫。
商辦之中，又有官代商運一種。
官幫每年應完正課銀三萬八千四百餘兩，溢課及額外盈餘四萬二千七百餘兩，共八萬一千一百餘兩。
商幫每年應完正課銀十一萬五千五百餘兩，溢課及額外盈餘九萬五百餘兩，共二十萬六千一百餘兩。
官商兩幫合計，二十八萬七千三百餘兩。
此兩幫均積弊重重，而鹽場人員尤為腐敗。
就福州等幫言之：課皆向歸州縣征收，無論已未征數，均應按日計算，責令完繳。
因州縣畏難苟安，任人包辦，名曰穙戶(即館辦之别名)。
其以地方民情刁蠻，不敷征解者，固非無有；而獲有盈餘者，實亦不少。
徒以甲年所收之課，必待乙年奏銷；相率以二三分抵充布政使庫軍需，冒銷無着之款，避免革職處分。
其餘則盡飽私囊，攘為己有。
縱經鹽法道嚴劄頻催，而抗延不交，竟成積習。
就縣澳各幫言之：距鹽場較近，收私賣私，習為固然。
其始地方官姑為隐忍，久之官勢浸衰，私枭浸熾。
于埕私、場私、包私、船私、幫私、引私之外，複有糾黨持械，明目張膽之擔私。
與官争利，與商為仇。
到處皆然，無從捕治。
就西路商幫言之：一商倒幫，分派各商代課。
課額愈多，成本愈重。
又加以規費之需索，流交之帑息，海溪之險阻，虧折坐耗，不數年而資産蕩然，倒罷相繼。
又就官代商運言之：商幫倒罷，篷額無人認配，又變為官運。
試辦之始，銷路尚覺疏通。
久之，官視為利薮，開銷挪墊，虛抵搪塞，辦運者扣費以入私橐，督銷者賣私以取盈餘。
比課額太懸，又捏報失水、搶毀等情，上下分肥，弊端百出，緻所領成本，逐漸消磨。
至鹽場人員本有督曬配運之責，有緝私修坎之責。
今因場署大半無存，官坎莫考，遂不駐場經理，借寓省城。
遇有海私進口，商人收買運銷；又冒認場分，指私為官，截角收買，借圖漁利。
緻埕坎全廢，遍地皆私。
濱海之民久不知場員為何官，配鹽為何事。
坐是種種原因，故當鹹豐初年，已認有整理必要。
彼時所拟辦法：曰就場征課，曰按包抽稅。
隻以主管鹽政者之因循，複經太平軍之竄擾，而全省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