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盤旋曲折之新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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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制。
安集延踞吐魯番之頭人帕夏阿古柏，能以詐力制伏回衆，與白逆通，善持兩端。
此時跧伏未動，且貌為馴順，以示無他。
如遽加以兵，則減後勁之軍，增前路之賊，非計之得也。
漢趙充國之讨羌，急先零而釋罕開，厥後先零平而罕開自服，效猶可睹。
現之屯兵哈密，修水利，興屯田，一為鸠集哈回，以固藩衛，一為置子中央，杜賊勾結，而取刍糧，節挽輸，猶其小者。
此為言撫者策也。
關于軍糧一點，宗棠仍主盡量就關外設法供應，以省勞費；并拟就歸化、包頭一帶，試辦采運，以廣來源，于哈密一帶，興辦屯墾，以期增産。
此外宗棠對于谕旨所詢人事各項，另有片密陳： 奉谕旨：關外現有統帥及現有兵力，能否剿滅此賊，抑或尚有未協之處，應如何調度，始能奏效，或必須有人遙制，俾關外諸軍，作為前敵，專任剿賊，方能有所禀承，着通盤籌畫，詳細密陳。
臣謹案：關外統帥景廉，素稱正派，亦有學問，承平時，回翔台閣，足式群僚。
惟泥古太過，無應變之本，所倚信之人，如裕厚等，阿谀取巧，少所匡助，而倚勢淩人，時所不免。
額爾慶額初到時，因采辦糧食，與局弁商辦。
局弁備舉以告。
裕厚惡其漏洩，立将局弁棍責三百，額爾慶額銜之。
又額爾慶額初見景廉，接待不甚款洽，自此晉見甚稀，不樂為用。
額爾慶額雖性情粗莽，不甚曉事，然膽力尚優，如有以慰其心，未嘗不可得其力也。
此金順在安西州時，曾與張曜言者。
金順在肅時，曾誅黎獻叛卒頭目，而收其散卒百餘入營，複遣劉宏發帶五營赴古城，此散卒即雜附其内。
到後，複為黎獻誘去，并勾引其同營勇丁與俱，金順嘗為張曜言之。
桂錫桢于時禀來，亦言彼間近有勾緻外營勇丁之事，大約指此，景廉不知也。
兵農既分，不能複合，景廉泥古寓兵于農之說，誤拟屯丁為戰兵。
上冬，曾委一金姓統領，率五營，駐濟木薩附近地方，甫築營壘，偶聞賊警，一夕潰退。
臣初不信，後接其書牍稱，該軍頻年且戰且耕，近多疲乏，茲特委員入關，于肅、甘一帶，募勇丁，補缺額，屬轉饬各屬速為資給。
是屯丁潰退之說，似非無因。
并悟其前奏仿古徙民實邊，欲調取關内戶口，赴古城、濟木薩耕墾，為寓兵于農起見，不料其經曆有年，若不知農之不可為兵，遊勇之不足恃也。
巴古濟各處，糧非寬裕，臣前疊接額爾慶額、桂錫桢等禀報采糧地方及糧價數目，疑其不實。
比函緻金順，附開原單，囑其逐加察看。
茲接金順正月二十四日巴裡坤來函，具言巴城辦糧三千餘石，價漸增至十七八兩，且無買處。
奇古濟一帶已分途廣采，僅得一萬石，除劉宏發五營食用外，隻剩數千石。
南山口一帶，聞可采者，不過數百石。
紅木坂灘一帶，并稻米可采二三千石，又經錫大臣綸采辦甚多，所示采糧原單，數目相符。
惟景大臣亦在各處采買，故僅得此數。
是人言景大臣已為金都統順訂買二萬數千石，實非無因。
如果巴、古糧绌，景廉肯于北路設法采買，不勒定本境市價，人情趨利若鹜，境内價高，商販聞風而至，糧價自當平減，何至各軍到境，百貨價值，尚均如常，糧價獨騰貴數倍乎？現在關外議論，均謂景軍有糧無兵，金兵有兵無糧，按其增募部勇，力止金軍，足知其計之拙也。
金順為人，心性和平，失之寬緩，雖有時觊便乘利，而究知服善愛好，無忌嫉之心，故亦為衆情所附。
平時粥粥無能，帶隊臨陣，尚能奮勉。
臣前在肅州，目擊而知，觀其在軍營數載，過無可指，功有可言，其人之大概可想。
臣于景廉而知古所稱殷浩、房琯，終不失為清流也。
臣于金順而知古所稱宮之奇、董安于，終不失為智士也。
以僚友私誼而言，奚必求全責備，惟既蒙聖明垂詢及之，固有不敢不盡者。
以現在通籌全局而言，金順既居前敵，任戰事，似宜以戰事責之。
關外統馭之權，在烏魯木齊都統，若以景廉之任，改畀金順，令得節制各城領隊大臣，而以金順所任京秩，改畀景廉，似于前敵事宜，呼應靈通，較易措手。
關外兵力，本不為薄，惟勝兵少而冗食多，以緻曠日稽時，難觊成效。
于此而欲從新布置，非嚴加汰遣不可。
臣前在肅州，與金順定議，先将舊部挑汰資遣，足成十二營，外挑留明春所帶成祿舊部，并成三營，合為十五營。
金順又請調臣部馮桂增馬隊一營，炮隊一起。
以勇丁五百，夫二百為一營計算，已近萬人。
嗣明春奉旨授哈密幫辦大臣，不歸金順統領，金順又廣收投效将弁勇丁，遂至營數漸增，多至二十營有奇。
如果一律精實，則此二十營已足敷攻剿之用，不須更調。
現在賊勢無增，而官軍漸增漸多，不符原議之數。
若就現有兵力而言，豈複尚虞不足。
至用兵之道，規摹局勢，先後緩急，尚可預為商酌；至臨敵審幾緻決，瞬息不同，兵情因賊勢而生，勝負正争呼吸，斷無遙制之理。
臣自忝預軍事至今，閱時頗久，竊維用兵一事，在先察險夷地勢，審彼己情形，而以平時所知将士長短應之，乃能稍有把握。
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隻七八分，而效過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賊不應，并有賊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始歎古雲“多算勝少算”，及“每一發兵，須發為白”，非虛語也。
平時用兵，親臨前敵，于地勢賊情軍情，審之又審，盡力圖之，可免贻誤。
有時不必親履行陣，但畫定大局，料定賊情，用其相信之将領，并所部之人才，亦可集事。
惟過則歸己，功則歸人，以策後效，以勵将來，可常勝而不敗。
蓋于所部将士，知之有素，所部饷需，計之已深，故随事随時泛應，而可期其曲當也。
若以此驟加之别部，行之異地，譬如盲人道黑白，又若絷人手足，令其搏鬥求勝，不能盡人之長，适成己之短，其害将不止人己兩負，此可見遙制之難也。
關外之事，自嘉峪至哈密，臣漸有布置，并拟辦理巴裡坤事宜。
惟該管鎮迪道，照例雖應歸督臣統轄，而烏魯木齊都統久視為專屬，不樂其别有禀承。
緻關外事體，不相聞問，甚至到任履曆，并不呈遞，尋常寒暄啟候，亦不之及，現任之鎮迪道，即系如此。
臣非于部文中見其名，尚不知其誰何，況望其禀商公事乎？應請敕下烏魯木齊都統，仍歸舊制，凡鎮迪道所有公事，随時禀報督臣備檔，以憑考核。
督臣得以借悉一切，遇事盡心贊畫，或可稍資裨助。
否則阃闼之内，畛域攸分，督臣無從過問，何能借箸代籌？至遙制之說，尤非疆臣分所當然，易生嫌隙，不特事非舊制，難議更張，且一人智慮才力，責以數千裡外擘劃經營，勢固不逮，徒滋诿謝之端，更啟觀望之漸，無益于事，而又害之，實非宜也。
谕旨：“肅州克複後，令将所部裁并遣撤，以備出關饷需，并着一并奏聞。
”臣謹按：各路楚軍，并甘肅向存各營，改照楚軍發饷者，除絡續撤遣四十餘營外，現存馬步一百四十一營，每年共應發滿饷四百八十萬兩。
各路就地召募土勇，預拟改為額兵者四千餘名，每年應發實銀十八萬餘兩。
西甯、甘、涼、肅各提鎮标營，每年共需實銀約三十餘萬兩，合計軍饷項下，共需實銀五百數十萬兩。
此外軍需項下，如軍裝、軍火、采買置辦之費，每年需實銀三十餘萬兩，并棉衣、單衣及各防軍糧價津貼，約共需實銀四十餘萬兩，加入水陸轉運腳費，台局薪糧津貼各項下，每年約共需實銀三十餘萬兩。
總饷需實數計之，共銀六百數十萬兩。
自辦理西路出關采運以來，每年出款，又增實銀二百餘萬兩。
合饷需實數計之，一歲入款，近五百萬兩，出款需八百餘萬兩，以入抵出，不敷實銀三百餘萬兩。
同治十二年(1873)，辦理奏銷，截算是年臘底止，積欠饷數八百二十餘萬兩，恤養項下實銀三十餘萬兩，以撤遣四十餘營銷抵積欠饷數二百餘萬兩，尚欠六百數十萬兩，加入十三年(1874)欠數又七百餘萬兩。
當此時艱同值，各省協解之款
安集延踞吐魯番之頭人帕夏阿古柏，能以詐力制伏回衆，與白逆通，善持兩端。
此時跧伏未動，且貌為馴順，以示無他。
如遽加以兵，則減後勁之軍，增前路之賊，非計之得也。
漢趙充國之讨羌，急先零而釋罕開，厥後先零平而罕開自服，效猶可睹。
現之屯兵哈密，修水利，興屯田，一為鸠集哈回，以固藩衛，一為置子中央，杜賊勾結，而取刍糧，節挽輸，猶其小者。
此為言撫者策也。
關于軍糧一點，宗棠仍主盡量就關外設法供應，以省勞費；并拟就歸化、包頭一帶，試辦采運，以廣來源，于哈密一帶，興辦屯墾，以期增産。
此外宗棠對于谕旨所詢人事各項，另有片密陳： 奉谕旨：關外現有統帥及現有兵力，能否剿滅此賊，抑或尚有未協之處，應如何調度，始能奏效，或必須有人遙制，俾關外諸軍，作為前敵，專任剿賊，方能有所禀承，着通盤籌畫，詳細密陳。
臣謹案：關外統帥景廉，素稱正派，亦有學問，承平時，回翔台閣，足式群僚。
惟泥古太過，無應變之本，所倚信之人，如裕厚等，阿谀取巧，少所匡助，而倚勢淩人，時所不免。
額爾慶額初到時，因采辦糧食，與局弁商辦。
局弁備舉以告。
裕厚惡其漏洩，立将局弁棍責三百，額爾慶額銜之。
又額爾慶額初見景廉，接待不甚款洽，自此晉見甚稀，不樂為用。
額爾慶額雖性情粗莽，不甚曉事，然膽力尚優，如有以慰其心，未嘗不可得其力也。
此金順在安西州時，曾與張曜言者。
金順在肅時，曾誅黎獻叛卒頭目，而收其散卒百餘入營，複遣劉宏發帶五營赴古城，此散卒即雜附其内。
到後，複為黎獻誘去，并勾引其同營勇丁與俱，金順嘗為張曜言之。
桂錫桢于時禀來，亦言彼間近有勾緻外營勇丁之事，大約指此，景廉不知也。
兵農既分，不能複合，景廉泥古寓兵于農之說，誤拟屯丁為戰兵。
上冬，曾委一金姓統領，率五營，駐濟木薩附近地方，甫築營壘，偶聞賊警，一夕潰退。
臣初不信，後接其書牍稱，該軍頻年且戰且耕，近多疲乏，茲特委員入關，于肅、甘一帶，募勇丁，補缺額，屬轉饬各屬速為資給。
是屯丁潰退之說，似非無因。
并悟其前奏仿古徙民實邊，欲調取關内戶口，赴古城、濟木薩耕墾，為寓兵于農起見，不料其經曆有年，若不知農之不可為兵，遊勇之不足恃也。
巴古濟各處，糧非寬裕，臣前疊接額爾慶額、桂錫桢等禀報采糧地方及糧價數目，疑其不實。
比函緻金順，附開原單，囑其逐加察看。
茲接金順正月二十四日巴裡坤來函，具言巴城辦糧三千餘石，價漸增至十七八兩，且無買處。
奇古濟一帶已分途廣采，僅得一萬石，除劉宏發五營食用外，隻剩數千石。
南山口一帶，聞可采者，不過數百石。
紅木坂灘一帶，并稻米可采二三千石，又經錫大臣綸采辦甚多，所示采糧原單，數目相符。
惟景大臣亦在各處采買，故僅得此數。
是人言景大臣已為金都統順訂買二萬數千石，實非無因。
如果巴、古糧绌，景廉肯于北路設法采買，不勒定本境市價，人情趨利若鹜，境内價高，商販聞風而至，糧價自當平減，何至各軍到境，百貨價值，尚均如常，糧價獨騰貴數倍乎？現在關外議論，均謂景軍有糧無兵，金兵有兵無糧，按其增募部勇，力止金軍，足知其計之拙也。
金順為人，心性和平，失之寬緩，雖有時觊便乘利，而究知服善愛好，無忌嫉之心，故亦為衆情所附。
平時粥粥無能，帶隊臨陣，尚能奮勉。
臣前在肅州，目擊而知，觀其在軍營數載，過無可指，功有可言，其人之大概可想。
臣于景廉而知古所稱殷浩、房琯，終不失為清流也。
臣于金順而知古所稱宮之奇、董安于，終不失為智士也。
以僚友私誼而言，奚必求全責備，惟既蒙聖明垂詢及之，固有不敢不盡者。
以現在通籌全局而言，金順既居前敵，任戰事，似宜以戰事責之。
關外統馭之權，在烏魯木齊都統，若以景廉之任，改畀金順，令得節制各城領隊大臣，而以金順所任京秩，改畀景廉，似于前敵事宜，呼應靈通，較易措手。
關外兵力，本不為薄，惟勝兵少而冗食多，以緻曠日稽時，難觊成效。
于此而欲從新布置，非嚴加汰遣不可。
臣前在肅州，與金順定議，先将舊部挑汰資遣，足成十二營，外挑留明春所帶成祿舊部，并成三營，合為十五營。
金順又請調臣部馮桂增馬隊一營，炮隊一起。
以勇丁五百，夫二百為一營計算，已近萬人。
嗣明春奉旨授哈密幫辦大臣，不歸金順統領，金順又廣收投效将弁勇丁，遂至營數漸增，多至二十營有奇。
如果一律精實，則此二十營已足敷攻剿之用，不須更調。
現在賊勢無增，而官軍漸增漸多，不符原議之數。
若就現有兵力而言，豈複尚虞不足。
至用兵之道，規摹局勢，先後緩急，尚可預為商酌；至臨敵審幾緻決，瞬息不同，兵情因賊勢而生，勝負正争呼吸，斷無遙制之理。
臣自忝預軍事至今，閱時頗久，竊維用兵一事，在先察險夷地勢，審彼己情形，而以平時所知将士長短應之，乃能稍有把握。
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隻七八分，而效過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賊不應，并有賊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始歎古雲“多算勝少算”，及“每一發兵，須發為白”，非虛語也。
平時用兵，親臨前敵，于地勢賊情軍情，審之又審，盡力圖之，可免贻誤。
有時不必親履行陣，但畫定大局，料定賊情，用其相信之将領，并所部之人才，亦可集事。
惟過則歸己，功則歸人，以策後效，以勵将來，可常勝而不敗。
蓋于所部将士，知之有素，所部饷需，計之已深，故随事随時泛應，而可期其曲當也。
若以此驟加之别部，行之異地，譬如盲人道黑白，又若絷人手足，令其搏鬥求勝，不能盡人之長，适成己之短，其害将不止人己兩負，此可見遙制之難也。
關外之事，自嘉峪至哈密，臣漸有布置，并拟辦理巴裡坤事宜。
惟該管鎮迪道，照例雖應歸督臣統轄，而烏魯木齊都統久視為專屬，不樂其别有禀承。
緻關外事體，不相聞問，甚至到任履曆，并不呈遞，尋常寒暄啟候，亦不之及，現任之鎮迪道，即系如此。
臣非于部文中見其名，尚不知其誰何，況望其禀商公事乎？應請敕下烏魯木齊都統，仍歸舊制，凡鎮迪道所有公事，随時禀報督臣備檔，以憑考核。
督臣得以借悉一切，遇事盡心贊畫，或可稍資裨助。
否則阃闼之内，畛域攸分，督臣無從過問，何能借箸代籌？至遙制之說，尤非疆臣分所當然，易生嫌隙，不特事非舊制，難議更張，且一人智慮才力，責以數千裡外擘劃經營，勢固不逮，徒滋诿謝之端，更啟觀望之漸，無益于事，而又害之，實非宜也。
谕旨：“肅州克複後，令将所部裁并遣撤，以備出關饷需，并着一并奏聞。
”臣謹按：各路楚軍，并甘肅向存各營，改照楚軍發饷者，除絡續撤遣四十餘營外，現存馬步一百四十一營，每年共應發滿饷四百八十萬兩。
各路就地召募土勇，預拟改為額兵者四千餘名，每年應發實銀十八萬餘兩。
西甯、甘、涼、肅各提鎮标營，每年共需實銀約三十餘萬兩，合計軍饷項下，共需實銀五百數十萬兩。
此外軍需項下，如軍裝、軍火、采買置辦之費，每年需實銀三十餘萬兩，并棉衣、單衣及各防軍糧價津貼，約共需實銀四十餘萬兩，加入水陸轉運腳費，台局薪糧津貼各項下，每年約共需實銀三十餘萬兩。
總饷需實數計之，共銀六百數十萬兩。
自辦理西路出關采運以來，每年出款，又增實銀二百餘萬兩。
合饷需實數計之，一歲入款，近五百萬兩，出款需八百餘萬兩，以入抵出，不敷實銀三百餘萬兩。
同治十二年(1873)，辦理奏銷，截算是年臘底止，積欠饷數八百二十餘萬兩，恤養項下實銀三十餘萬兩，以撤遣四十餘營銷抵積欠饷數二百餘萬兩，尚欠六百數十萬兩，加入十三年(1874)欠數又七百餘萬兩。
當此時艱同值，各省協解之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