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居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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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一個仆人都被蘇東坡給教壞了。
” 第八章撰寫《資治通鑒》 司馬遷創修《史記》，上始五帝，下訖天漢（漢武帝年号）。
班固以來之書，皆仿其體，惟各自斷代為書耳。
紀、傳、表、志，文字繁多，士人常有畢生未曾閱覽一過者，況人主乎？而《史記》以前，先有《春秋》，《春秋》編年之體，年經事緯，首尾聯貫，實史家不刊之良規。
自司馬遷之書行，編年之史，皆不敢續，而史學便少此一種書。
孔子筆削之後，成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編年史，後世不敢增損其一字，史家遵其成規。
與正史并行，其事實始自公，今所傳之《資治通鑒》是也。
公在京，六任冗官，無以表見。
英宗三年，上命公編曆代君臣事迹。
公言不如續《春秋》作編年史，于是發凡起例。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趙君錫（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助之，後又辟範祖禹（景仁從孫）為助。
初名通志，書未脫稿，神宗已重之，數促使終篇，賜以颍邸舊書二千四百卷。
元豐（神宗年）七年，書成，表上之，神宗為易名《資治通鑒》，親制序文以賜。
又谕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
”遷公為資政殿學士，降诏獎谕。
《資治通鑒》之體裁與公藉往事以規時政之意，悉具于進書表中。
其文如左： “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為皆出人下。
獨于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私家力薄，無由可成。
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爰诏下臣，俾之編集。
書未進禦，先帝違棄群臣。
陛下紹應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賜之嘉名。
每開經筵，常令進讀。
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甚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
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遍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牍盈積，浩如煙海，抉摘幽隐，校計毫厘。
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
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
又參考群書，詳其同異，俾歸一途，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
重念臣違離阙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
顧以驽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
臣之精力盡于此書，伏願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
以清間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 當公修史時，得自選屬，官置局于崇文院，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崇文、龍圖、天章，皆宋藏書之處）。
内府時頒筆墨缯帛及禦前錢以供果餌。
神宗朝，王安石用事。
公數上書斥新法之擾民，小人欲中傷之，而公行義無可訾者。
乃倡為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禦府果餌金錢之賜耳。
以此議公幾同兒戲，亦見小人之害君子無所不至有如此者。
公進讀《資治通鑒》至漢賈山疏，因言從谏之美，拒谏之禍。
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
”公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也。
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奸邪，而為安石謀主，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奸邪也。
”又讀至張釋之論啬夫利口，因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人君苟以為然，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
”時呂惠卿在坐，公蓋指之也。
【批評】 王安石用事時，溫公居洛，修《資治通鑒》。
神宗許以書局自随，其寵任之不可謂不至，獨不能退王安石而用公。
《通鑒》成，公年六十六歲矣，晚景無多，君恩未報，一腔忠愛，既悉寄于書中。
遇進讀之時，又複借古鑒今，随事進規。
千載之下，其心如見。
溫公修通鑒未成時，讒言朋興，公于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表雲：“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牍盈積，浩于淵海，其間牴牾，不敢自保。
”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
《通鑒》一書，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
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朱文公之《綱目》，雖因溫公之書，無所增益，而義例謹嚴，猶能成一家言。
若明人薛方山之《續通鑒》，于宋、遼、金、元四史，尚未能尋其要領，況在正史之外乎？溫公之書，多采格言，使人易憶，非徒以記聞為博也。
後之作史者既無溫公之學，乏三館之書，又不得劉恕、範祖禹助其讨論，而欲
” 第八章撰寫《資治通鑒》 司馬遷創修《史記》，上始五帝，下訖天漢（漢武帝年号）。
班固以來之書，皆仿其體，惟各自斷代為書耳。
紀、傳、表、志，文字繁多，士人常有畢生未曾閱覽一過者，況人主乎？而《史記》以前，先有《春秋》，《春秋》編年之體，年經事緯，首尾聯貫，實史家不刊之良規。
自司馬遷之書行，編年之史，皆不敢續，而史學便少此一種書。
孔子筆削之後，成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編年史，後世不敢增損其一字，史家遵其成規。
與正史并行，其事實始自公，今所傳之《資治通鑒》是也。
公在京，六任冗官，無以表見。
英宗三年，上命公編曆代君臣事迹。
公言不如續《春秋》作編年史，于是發凡起例。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趙君錫（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助之，後又辟範祖禹（景仁從孫）為助。
初名通志，書未脫稿，神宗已重之，數促使終篇，賜以颍邸舊書二千四百卷。
元豐（神宗年）七年，書成，表上之，神宗為易名《資治通鑒》，親制序文以賜。
又谕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
”遷公為資政殿學士，降诏獎谕。
《資治通鑒》之體裁與公藉往事以規時政之意，悉具于進書表中。
其文如左： “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為皆出人下。
獨于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私家力薄，無由可成。
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爰诏下臣，俾之編集。
書未進禦，先帝違棄群臣。
陛下紹應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賜之嘉名。
每開經筵，常令進讀。
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甚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
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遍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牍盈積，浩如煙海，抉摘幽隐，校計毫厘。
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
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
又參考群書，詳其同異，俾歸一途，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
重念臣違離阙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
顧以驽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
臣之精力盡于此書，伏願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
以清間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 當公修史時，得自選屬，官置局于崇文院，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崇文、龍圖、天章，皆宋藏書之處）。
内府時頒筆墨缯帛及禦前錢以供果餌。
神宗朝，王安石用事。
公數上書斥新法之擾民，小人欲中傷之，而公行義無可訾者。
乃倡為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禦府果餌金錢之賜耳。
以此議公幾同兒戲，亦見小人之害君子無所不至有如此者。
公進讀《資治通鑒》至漢賈山疏，因言從谏之美，拒谏之禍。
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
”公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也。
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奸邪，而為安石謀主，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奸邪也。
”又讀至張釋之論啬夫利口，因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人君苟以為然，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
”時呂惠卿在坐，公蓋指之也。
【批評】 王安石用事時，溫公居洛，修《資治通鑒》。
神宗許以書局自随，其寵任之不可謂不至，獨不能退王安石而用公。
《通鑒》成，公年六十六歲矣，晚景無多，君恩未報，一腔忠愛，既悉寄于書中。
遇進讀之時，又複借古鑒今，随事進規。
千載之下，其心如見。
溫公修通鑒未成時，讒言朋興，公于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表雲：“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牍盈積，浩于淵海，其間牴牾，不敢自保。
”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
《通鑒》一書，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
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朱文公之《綱目》，雖因溫公之書，無所增益，而義例謹嚴，猶能成一家言。
若明人薛方山之《續通鑒》，于宋、遼、金、元四史，尚未能尋其要領，況在正史之外乎？溫公之書，多采格言，使人易憶，非徒以記聞為博也。
後之作史者既無溫公之學，乏三館之書，又不得劉恕、範祖禹助其讨論，而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