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黨碑及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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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于此事的得與失，明代末年複社的首領張溥曾有過很詳細的議論，他說：
“元祐初年，正直的人被任用，程頤以崇政殿說書被征召，蘇轼以翰林學士被征召，都受到不一般的提拔，侍奉在皇帝身邊。
不久因為兩人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人彈劾蘇轼，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人彈劾程頤，後來被稱為洛黨的人和被稱為蜀黨的人互相攻讦，于是分出了兩個黨派。
六、七年之間，兩黨的人多次被罷官，直到宣宗仁宗政治清明的時代結束，最終也沒受到任用，天下人都覺得可惜。
唐穆宗長慶年間和唐文宗太和年間之所以有黨争，源于李宗闵、李逢吉、牛僧孺嫉恨并且排擠李德裕、李紳，将後者視為朋黨，兩派互相傾軋報複，鬥争了近四十年。
宋仁宗慶曆年間之所以有黨争，源于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嫉恨并且排擠範仲淹、富弼等人，将後者視為朋黨，上奏公文诋毀并将他們一網打盡。
這些都是小人互相勾結，升官心切，功名心極重，加以恩怨之情逼迫，明知道君子對國家有益，卻很怕他們對自己不利，因此違背公論，聚集死黨，用盡功夫，為所欲為而毫無顧忌。
蘇轼與程頤志向和學術相近，出仕隐退也一緻，在熙甯、元豐年間，程頤堅定的隐居山林，蘇轼被放逐到沿海州郡，等某一天遇到賢明君主，兩人便一起進入皇宮。
世人正希望他倆能一心一意奉行公事，更變舊政，推行善政，各位賢者都想他們用力完成司馬光未完成的事業，然而兩人卻因為發生口角，雙方互相攻讦，開始完全沒聽說有像對新法那樣關于國家大政的争論，仕途間的排擠傾軋，也沒有像牛李黨争那樣互相怨恨。
支持程頤的诋毀蘇轼&lsquo毀謗譏刺&rsquo，支持蘇轼的诋毀程頤&lsquo詭異偏激&rsquo，在兩位賢人本身是沒什麼罪過可以指摘，谏官也并非積累怨恨互相為敵，隻不過因為都是師傅朋友的緣故，言語臉色落不下，所以嘲諷侮辱，各種嫌憎，辱罵責備，不得消停。
即便是在朝廷的奏章上，也如同家裡人在室内的吵架一樣。
等到章惇、蔡京把持朝政，程頤、蘇轼等人被接二連三地貶谪，端門上的黨人碑，兩人姓名并列在一起。
這以前本是捋袖子争吵、憤怒對立的兩派人，小人卻将他們指斥為一個黨派一并攻擊。
太平時期不共謀福報，混亂時期就會共受禍患，諸位賢者在這時也會後悔他們的防線不夠堅固，沒想到兩派勢同水火互相傷害，卻讓漁翁得利。
蜀黨、洛黨被貶谪被勒碑，讓呂公著等人痛心，讓章惇等人快意。
元祐年間各位君子的失策，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
” 【評論】 元祐黨籍碑，現在所傳的都是南宋人翻刻的有三百零九人的版本，一本在靜江府，是梁焘的曾孫梁律重新翻刻的，上面還有“慶元戊午吉州饒祖堯跋”；一本在融州，是沈千的曾孫沈韋重新翻刻，有“嘉定辛未跋”。
梁本字比較大，在已去世的各大臣名字下面注了一個“故”字，與沈本不同。
沈本最後一行為“臣不忠曾任宰相，王珪、章惇兩人”。
梁本有章惇，沒王珪，梁本的内臣有王化臣一人，沈本沒有。
衮公适，梁本将衮誤刻成兖；馮百藥，沈本誤刻成洪百藥，龔夬梁誤刻成龔史梁。
按《崇甯诏書》說“三百零九人”，将兩塊碑所羅列的姓名數一下，會發現都各自缺少一人，應當在梁本裡增入王珪，沈本增入王化臣，才是真實情況。
淳安縣學也有元祐黨碑，是縣尉司馬逨刊刻的，被記載于《新定續志》，沒見過拓本。
由此可見各位賢人的子孫，将這一塊碑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刻，生怕石碑埋沒，想把它永遠留在世上。
而且像章惇的名字也在上面，反而會驚訝這是怎麼來的，怎麼會被刻在碑上。
當時要毀壞黨人碑的時候，蔡京大聲說：“石碑可以毀滅，石碑上那些人名不可能被毀滅！”唉！名字本來就不可能被毀滅，蔡京也太愚蠢了些。
紹興年間，皇帝曾經讓張章簡公綱審閱研究黨籍碑，根據他的禀報結果看，初刻本共計有九十八個人名，除去王珪一人不應該列入黨籍以外，其餘九十七人大多是有名的賢德大臣。
《元城語錄》說“元佑黨人隻有七十八人”，那麼這所謂的九十七人，已經被增添了十九個人了。
不久因為兩人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人彈劾蘇轼，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人彈劾程頤，後來被稱為洛黨的人和被稱為蜀黨的人互相攻讦，于是分出了兩個黨派。
六、七年之間，兩黨的人多次被罷官，直到宣宗仁宗政治清明的時代結束，最終也沒受到任用，天下人都覺得可惜。
唐穆宗長慶年間和唐文宗太和年間之所以有黨争，源于李宗闵、李逢吉、牛僧孺嫉恨并且排擠李德裕、李紳，将後者視為朋黨，兩派互相傾軋報複，鬥争了近四十年。
宋仁宗慶曆年間之所以有黨争，源于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嫉恨并且排擠範仲淹、富弼等人，将後者視為朋黨，上奏公文诋毀并将他們一網打盡。
這些都是小人互相勾結，升官心切，功名心極重，加以恩怨之情逼迫，明知道君子對國家有益，卻很怕他們對自己不利，因此違背公論，聚集死黨，用盡功夫，為所欲為而毫無顧忌。
蘇轼與程頤志向和學術相近，出仕隐退也一緻，在熙甯、元豐年間，程頤堅定的隐居山林，蘇轼被放逐到沿海州郡，等某一天遇到賢明君主，兩人便一起進入皇宮。
世人正希望他倆能一心一意奉行公事，更變舊政，推行善政，各位賢者都想他們用力完成司馬光未完成的事業，然而兩人卻因為發生口角，雙方互相攻讦，開始完全沒聽說有像對新法那樣關于國家大政的争論，仕途間的排擠傾軋，也沒有像牛李黨争那樣互相怨恨。
支持程頤的诋毀蘇轼&lsquo毀謗譏刺&rsquo，支持蘇轼的诋毀程頤&lsquo詭異偏激&rsquo，在兩位賢人本身是沒什麼罪過可以指摘，谏官也并非積累怨恨互相為敵，隻不過因為都是師傅朋友的緣故，言語臉色落不下，所以嘲諷侮辱，各種嫌憎，辱罵責備，不得消停。
即便是在朝廷的奏章上，也如同家裡人在室内的吵架一樣。
等到章惇、蔡京把持朝政，程頤、蘇轼等人被接二連三地貶谪，端門上的黨人碑，兩人姓名并列在一起。
這以前本是捋袖子争吵、憤怒對立的兩派人，小人卻将他們指斥為一個黨派一并攻擊。
太平時期不共謀福報，混亂時期就會共受禍患，諸位賢者在這時也會後悔他們的防線不夠堅固，沒想到兩派勢同水火互相傷害，卻讓漁翁得利。
蜀黨、洛黨被貶谪被勒碑，讓呂公著等人痛心，讓章惇等人快意。
元祐年間各位君子的失策，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
” 【評論】 元祐黨籍碑，現在所傳的都是南宋人翻刻的有三百零九人的版本，一本在靜江府，是梁焘的曾孫梁律重新翻刻的，上面還有“慶元戊午吉州饒祖堯跋”；一本在融州，是沈千的曾孫沈韋重新翻刻，有“嘉定辛未跋”。
梁本字比較大，在已去世的各大臣名字下面注了一個“故”字，與沈本不同。
沈本最後一行為“臣不忠曾任宰相，王珪、章惇兩人”。
梁本有章惇，沒王珪，梁本的内臣有王化臣一人，沈本沒有。
衮公适，梁本将衮誤刻成兖；馮百藥，沈本誤刻成洪百藥，龔夬梁誤刻成龔史梁。
按《崇甯诏書》說“三百零九人”，将兩塊碑所羅列的姓名數一下，會發現都各自缺少一人，應當在梁本裡增入王珪，沈本增入王化臣，才是真實情況。
淳安縣學也有元祐黨碑，是縣尉司馬逨刊刻的，被記載于《新定續志》，沒見過拓本。
由此可見各位賢人的子孫，将這一塊碑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刻，生怕石碑埋沒，想把它永遠留在世上。
而且像章惇的名字也在上面，反而會驚訝這是怎麼來的，怎麼會被刻在碑上。
當時要毀壞黨人碑的時候，蔡京大聲說：“石碑可以毀滅，石碑上那些人名不可能被毀滅！”唉！名字本來就不可能被毀滅，蔡京也太愚蠢了些。
紹興年間，皇帝曾經讓張章簡公綱審閱研究黨籍碑，根據他的禀報結果看，初刻本共計有九十八個人名，除去王珪一人不應該列入黨籍以外，其餘九十七人大多是有名的賢德大臣。
《元城語錄》說“元佑黨人隻有七十八人”，那麼這所謂的九十七人，已經被增添了十九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