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黨碑及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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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戊午吉州饒祖堯跋”；一在融州，為沈千曾孫韋所重勒，有“嘉定辛未跋”。
梁本字畫較大，于諸臣身故者，名下注一故字，與沈本異。
沈本末一行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兩人”。
梁本有惇無珪，梁本内臣有王化臣一人，沈本無之。
衮公适，梁本誤衮為兖；馮百藥，沈本誤馮為洪，龔夬梁誤作史。
按《崇甯诏書》雲“三百九人”，以兩碑所列姓名數之，皆阙其一，當于梁本增入王珪一人，沈本增王化臣一人，乃得其實。
淳安縣學亦有元祐黨碑，為縣尉司馬逨所刊，載于《新定續志》，未見拓本。
是知諸賢之子孫，以此片石一刻再刻，若惟恐碑之淹沒，欲長留天地間為快，且如章惇者，轉歎其适從何來，居集于此也。
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滅，名不可毀！”嗚呼！名固不可毀也，京亦愚矣。
紹興中，嘗命張章簡公綱，看詳黨籍碑，據其覆奏則初刻本計九十八人，除王珪一人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
《元城語錄》雲“元祐黨人隻七十八人”，則所謂九十七人者，已附益十九人矣。
蘇轼死後還沒安葬，章惇、安惇、蔡京、蔡卞就封禁了元祐年間諸公的學術，蘇轼與司馬光等人都被撤銷了官位和爵位。
他們的子孫也不準在京城做官。
宋徽宗崇甯、大觀年間，凡是蘇轼的文章筆墨全部銷毀，國内流傳誦讀他的文章時都稱他毘陵先生，不稱呼名字。
（陸遊為《蘇氏易傳》題跋時說道：“這本書是我父親在宣和年間到蜀地獲得的，當時正封殺蘇家的學術，所以稱呼蘇轼為毘陵先生。
”）政和年間（也是徽宗年号），忽然松弛了封禁，而且求索蘇轼的手稿極其迫切。
（當時徽宗皇帝在寶箓宮打醮，道士趴在那裡上章，很久才起來，徽宗皇帝問他緣故，他說：“剛才到了天帝所在，正好遇見奎宿正在啟奏事情，等他結束，我才上達了旨意給天帝。
”徽宗問：“奎宿是什麼天神？”道士回答說：“就是本朝的蘇轼。
”徽宗大吃一驚，因此追贈蘇轼為龍圖閣待制。
這個故事記載于張端義《貴耳集》。
這大概是道士的假托諷谏，明代嘉靖年間術士假托扶乩請神靈來驅逐了嚴嵩，大約是宋代道士的故伎吧。
）到了南宋以後，趙汝愚當朝為政，禁令全面放開。
跟金國求和的議論興起以後，秦桧又再度封禁。
宋高宗紹興末年，又放開禁令，鄭丙等人因為忌憚朱熹，又重新封禁。
元祐黨案，一下子變成了慶元黨案。
這兩個案子都關系到南、北宋的存亡。
元祐黨籍，或稱元祐黨人、元祐奸黨，崇甯元年九月，蔡京規定黨人順序：待制以上官員，以蘇轼為首，宰相以文彥博為首。
名單由徽宗皇帝親筆禦書，刻碑樹立在端禮門上，蔡京又自己抄了一份，頒行到各州縣刻碑。
崇甯三年六月，蔡京又将要把自己平時厭惡的人作為附屬名單加入黨籍，仍然以蘇轼名列待制的首位，而宰相以司馬光居首，蘇轼的弟弟蘇轍列名于執政大臣中，蘇門各位賢者，比如秦觀、張耒、黃庭堅、王鞏、李格非、晁說之、家願等人也都名列其中。
初次刻碑有的說是一百二十人，有的說是九十八人，重刻碑三百零九人，史書所記的人數也參差不齊，姓名各異，大概因為毀碑之後（崇甯五年隕石降落，毀壞了朝堂的石碑，别的地方的石碑也下令毀壞去除），雖然也有翻刻，免不了有傳聞不真的地方。
（按：三百零九人的事迹，記載最完備的莫過于龔頤正撰寫的《列傳譜述》一百卷，隻缺了四個人沒寫，因為龔氏離北宋不是很久遠，有很多文獻資料可以征用，編纂比較容易，可惜這部書已經亡佚，見不到了。
） 黨籍中好幾位賢者已經去世多年，蔡京是想污蔑他們，讓其子孫也蒙上羞辱，他哪裡知道公道自在人心，最終不會被泯滅。
至于摩挲着遺留的石碑，依次細數姓名，燦爛得就好像天上的繁星，即使是他們的子孫也會以自己的祖父跟富弼、蘇轼等人聯名為榮，根本不覺得恥辱！唉！人的私人愛恨，果真能夠掩蓋是非的公道麼？石碑上所列的姓名，德行事業默默無聞的居多，然而靠這個碑的保存，讓後代的天下人知道他們屬于君子一黨，甚至刻碑工人安民也得以跟他們一起流傳，這是何等的幸運啊！ 元祐黨碑固然是章惇、蔡京造出，可蜀黨、洛黨的紛争是由來已久
梁本字畫較大，于諸臣身故者，名下注一故字，與沈本異。
沈本末一行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兩人”。
梁本有惇無珪，梁本内臣有王化臣一人，沈本無之。
衮公适，梁本誤衮為兖；馮百藥，沈本誤馮為洪，龔夬梁誤作史。
按《崇甯诏書》雲“三百九人”，以兩碑所列姓名數之，皆阙其一，當于梁本增入王珪一人，沈本增王化臣一人，乃得其實。
淳安縣學亦有元祐黨碑，為縣尉司馬逨所刊，載于《新定續志》，未見拓本。
是知諸賢之子孫，以此片石一刻再刻，若惟恐碑之淹沒，欲長留天地間為快，且如章惇者，轉歎其适從何來，居集于此也。
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滅，名不可毀！”嗚呼！名固不可毀也，京亦愚矣。
紹興中，嘗命張章簡公綱，看詳黨籍碑，據其覆奏則初刻本計九十八人，除王珪一人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
《元城語錄》雲“元祐黨人隻七十八人”，則所謂九十七人者，已附益十九人矣。
蘇轼死後還沒安葬，章惇、安惇、蔡京、蔡卞就封禁了元祐年間諸公的學術，蘇轼與司馬光等人都被撤銷了官位和爵位。
他們的子孫也不準在京城做官。
宋徽宗崇甯、大觀年間，凡是蘇轼的文章筆墨全部銷毀，國内流傳誦讀他的文章時都稱他毘陵先生，不稱呼名字。
（陸遊為《蘇氏易傳》題跋時說道：“這本書是我父親在宣和年間到蜀地獲得的，當時正封殺蘇家的學術，所以稱呼蘇轼為毘陵先生。
”）政和年間（也是徽宗年号），忽然松弛了封禁，而且求索蘇轼的手稿極其迫切。
（當時徽宗皇帝在寶箓宮打醮，道士趴在那裡上章，很久才起來，徽宗皇帝問他緣故，他說：“剛才到了天帝所在，正好遇見奎宿正在啟奏事情，等他結束，我才上達了旨意給天帝。
”徽宗問：“奎宿是什麼天神？”道士回答說：“就是本朝的蘇轼。
”徽宗大吃一驚，因此追贈蘇轼為龍圖閣待制。
這個故事記載于張端義《貴耳集》。
這大概是道士的假托諷谏，明代嘉靖年間術士假托扶乩請神靈來驅逐了嚴嵩，大約是宋代道士的故伎吧。
）到了南宋以後，趙汝愚當朝為政，禁令全面放開。
跟金國求和的議論興起以後，秦桧又再度封禁。
宋高宗紹興末年，又放開禁令，鄭丙等人因為忌憚朱熹，又重新封禁。
元祐黨案，一下子變成了慶元黨案。
這兩個案子都關系到南、北宋的存亡。
元祐黨籍，或稱元祐黨人、元祐奸黨，崇甯元年九月，蔡京規定黨人順序：待制以上官員，以蘇轼為首，宰相以文彥博為首。
名單由徽宗皇帝親筆禦書，刻碑樹立在端禮門上，蔡京又自己抄了一份，頒行到各州縣刻碑。
崇甯三年六月，蔡京又将要把自己平時厭惡的人作為附屬名單加入黨籍，仍然以蘇轼名列待制的首位，而宰相以司馬光居首，蘇轼的弟弟蘇轍列名于執政大臣中，蘇門各位賢者，比如秦觀、張耒、黃庭堅、王鞏、李格非、晁說之、家願等人也都名列其中。
初次刻碑有的說是一百二十人，有的說是九十八人，重刻碑三百零九人，史書所記的人數也參差不齊，姓名各異，大概因為毀碑之後（崇甯五年隕石降落，毀壞了朝堂的石碑，别的地方的石碑也下令毀壞去除），雖然也有翻刻，免不了有傳聞不真的地方。
（按：三百零九人的事迹，記載最完備的莫過于龔頤正撰寫的《列傳譜述》一百卷，隻缺了四個人沒寫，因為龔氏離北宋不是很久遠，有很多文獻資料可以征用，編纂比較容易，可惜這部書已經亡佚，見不到了。
） 黨籍中好幾位賢者已經去世多年，蔡京是想污蔑他們，讓其子孫也蒙上羞辱，他哪裡知道公道自在人心，最終不會被泯滅。
至于摩挲着遺留的石碑，依次細數姓名，燦爛得就好像天上的繁星，即使是他們的子孫也會以自己的祖父跟富弼、蘇轼等人聯名為榮，根本不覺得恥辱！唉！人的私人愛恨，果真能夠掩蓋是非的公道麼？石碑上所列的姓名，德行事業默默無聞的居多，然而靠這個碑的保存，讓後代的天下人知道他們屬于君子一黨，甚至刻碑工人安民也得以跟他們一起流傳，這是何等的幸運啊！ 元祐黨碑固然是章惇、蔡京造出，可蜀黨、洛黨的紛争是由來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