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黨碑及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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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忠沒未及葬，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與弟卞）禁元祐之學，文忠與司馬光等皆追削官爵，子孫不許官京師。
崇甯、大觀間（均徽宗年号），凡文辭墨迹皆毀之，海内誦習傳說，稱毘陵先生而不名。
（放翁題跋《蘇氏易傳》雲：“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時所得也，方禁蘇氏學，故謂之毘陵先生雲。
”）政和（亦徽宗年号）間，忽弛其禁，求文忠墨迹甚銳。
（時寶箓宮設醮，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問其故，答曰：“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畢，始達。
”上問：“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蘇轼也。
”上大驚，乃贈轼龍圖閣待制。
語見張端義《貴耳集》。
按此蓋道士之托諷，明嘉靖中方士托乩仙以逐嚴嵩，蓋師此道士之故智耳。
）南渡後，趙汝愚當國，盡馳其禁，和議起，秦桧又禁之。
紹興（高宗年号）之末，又馳之，鄭丙諸人為忌朱子，又啟之，則由元祐黨案，一變為慶元黨案矣。
此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也。
元祐黨籍，或謂之元祐黨人，或謂之元祐奸黨，崇甯元年九月，蔡京定之：待制以上官，文忠為首，宰執以文彥博為首，徽宗禦書，刻于端禮門，京又自書一通，頒行州縣，刻之。
三年六月，京又将上書人及己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黨籍，仍以文忠列待制以上首，而宰執以司馬光居首，文忠之弟文定列執政中，蘇門諸賢，如秦觀、張耒、黃庭堅、王鞏、李格非、晁說之、家願，亦均在禁中。
初刻碑或謂百二十人，或謂九十八人，重刻碑三百九人，史書所記人數多寡不一，姓名各異，蓋緣毀碑之後（崇甯五年星變，毀朝堂石刻，其外處亦令除毀），雖有翻刻，不無傳聞失實處耳。
（按：三百九人事迹，莫備于龔頤正之《列傳譜述》一百卷，所阙者隻四人，蓋龔氏去北宋不遠，文獻有征，采輯尚易，惜其書已佚，不可得見矣。
） 黨中諸賢多有墓草已宿者，京之意蓋欲污蔑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抑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
至于摩挲遺刻，曆數姓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洓水、眉山聯名為榮，曾不以為辱也。
嗚呼！愛憎之私，果足以掩是非之公耶？碑之所列，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乃至刻工安民亦得與之并傳，何其幸也。
元祐之碑固章、蔡成之，而蜀黨、洛黨之争則由來已久，其事之得失，張溥（字天如，華亭人，明季複社黨魁）論之詳矣。
其言曰： “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蘇轼以翰林學士召，鹹拔擢不次，在帝左右。
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轼，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
六、七年間，廢罷不一，終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内惜之。
唐長慶（穆宗年号）、太和（文宗年号）之召黨也，始于李宗闵、李逢吉、牛僧孺惡李德裕、李紳而排之，目以為黨，傾軋報複垂四十年。
宋慶曆之有黨也，始于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惡範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為黨，飛章抵毀，一網立盡。
此皆小人結約，急為身謀，功名累心而恩怨自迫，明知君子有益于國，而深畏其不利于已，是以背公論，聚死黨，奮發橫溢而不顧也。
轼與頤合志同方，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堅卧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遇主，攜手偕行。
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馬光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語參商，攻讦競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争若新法；仕塗抵巘，怨若牛李也。
右頤者诋轼曰&lsquo謗讪&rsquo，右轼者诋頤曰&lsquo矯激&rsquo，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為仇，特以師友之故，辭色不下，嘲侮小嫌，诟谇靡已，即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室鬥耳。
迨章惇、蔡京專國反政，頤、轼之徒，貶竄接路，端門之碑，姓名并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忿詢角立者，小人斥為一黨而并擊之。
治世不同福，亂世則同禍，諸賢當此，亦當自悔其籓籬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
蜀、洛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所快也，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于此者。
” 【批評】 元祐黨籍碑，今世所傳皆南宋人所翻三百九人之本，一在靜江府，為梁焘曾孫律所重勒，有“慶
崇甯、大觀間（均徽宗年号），凡文辭墨迹皆毀之，海内誦習傳說，稱毘陵先生而不名。
（放翁題跋《蘇氏易傳》雲：“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時所得也，方禁蘇氏學，故謂之毘陵先生雲。
”）政和（亦徽宗年号）間，忽弛其禁，求文忠墨迹甚銳。
（時寶箓宮設醮，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問其故，答曰：“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畢，始達。
”上問：“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蘇轼也。
”上大驚，乃贈轼龍圖閣待制。
語見張端義《貴耳集》。
按此蓋道士之托諷，明嘉靖中方士托乩仙以逐嚴嵩，蓋師此道士之故智耳。
）南渡後，趙汝愚當國，盡馳其禁，和議起，秦桧又禁之。
紹興（高宗年号）之末，又馳之，鄭丙諸人為忌朱子，又啟之，則由元祐黨案，一變為慶元黨案矣。
此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也。
元祐黨籍，或謂之元祐黨人，或謂之元祐奸黨，崇甯元年九月，蔡京定之：待制以上官，文忠為首，宰執以文彥博為首，徽宗禦書，刻于端禮門，京又自書一通，頒行州縣，刻之。
三年六月，京又将上書人及己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黨籍，仍以文忠列待制以上首，而宰執以司馬光居首，文忠之弟文定列執政中，蘇門諸賢，如秦觀、張耒、黃庭堅、王鞏、李格非、晁說之、家願，亦均在禁中。
初刻碑或謂百二十人，或謂九十八人，重刻碑三百九人，史書所記人數多寡不一，姓名各異，蓋緣毀碑之後（崇甯五年星變，毀朝堂石刻，其外處亦令除毀），雖有翻刻，不無傳聞失實處耳。
（按：三百九人事迹，莫備于龔頤正之《列傳譜述》一百卷，所阙者隻四人，蓋龔氏去北宋不遠，文獻有征，采輯尚易，惜其書已佚，不可得見矣。
） 黨中諸賢多有墓草已宿者，京之意蓋欲污蔑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抑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
至于摩挲遺刻，曆數姓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洓水、眉山聯名為榮，曾不以為辱也。
嗚呼！愛憎之私，果足以掩是非之公耶？碑之所列，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乃至刻工安民亦得與之并傳，何其幸也。
元祐之碑固章、蔡成之，而蜀黨、洛黨之争則由來已久，其事之得失，張溥（字天如，華亭人，明季複社黨魁）論之詳矣。
其言曰： “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蘇轼以翰林學士召，鹹拔擢不次，在帝左右。
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轼，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
六、七年間，廢罷不一，終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内惜之。
唐長慶（穆宗年号）、太和（文宗年号）之召黨也，始于李宗闵、李逢吉、牛僧孺惡李德裕、李紳而排之，目以為黨，傾軋報複垂四十年。
宋慶曆之有黨也，始于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惡範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為黨，飛章抵毀，一網立盡。
此皆小人結約，急為身謀，功名累心而恩怨自迫，明知君子有益于國，而深畏其不利于已，是以背公論，聚死黨，奮發橫溢而不顧也。
轼與頤合志同方，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堅卧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遇主，攜手偕行。
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馬光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語參商，攻讦競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争若新法；仕塗抵巘，怨若牛李也。
右頤者诋轼曰&lsquo謗讪&rsquo，右轼者诋頤曰&lsquo矯激&rsquo，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為仇，特以師友之故，辭色不下，嘲侮小嫌，诟谇靡已，即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室鬥耳。
迨章惇、蔡京專國反政，頤、轼之徒，貶竄接路，端門之碑，姓名并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忿詢角立者，小人斥為一黨而并擊之。
治世不同福，亂世則同禍，諸賢當此，亦當自悔其籓籬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
蜀、洛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所快也，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于此者。
” 【批評】 元祐黨籍碑，今世所傳皆南宋人所翻三百九人之本，一在靜江府，為梁焘曾孫律所重勒，有“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