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元祐之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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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出任颍州。
不久改任揚州，沒過一年，便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召回朝廷，兼任侍讀。
元祐八年，宣仁太皇太後去世，哲宗皇帝親自主持政務，蘇轼請求到地方任職，于是蘇轼以龍圖閣、端明殿兩學士的身份出任定州知州。
這時國家政策将要大變，蘇轼不能夠進入皇宮跟皇帝辭行，出發後，便上書說： 天下的太平和衰亂，就看底下的情況是否能上達朝廷。
最太平的時候，小百姓都能自己表達意見；到大亂時，即使皇帝身邊的近臣也不能發表自己意見。
陛下即位九年了，除了執政大臣、禦史谏官外，從不和群臣接觸。
現在親政開始，應當把通曉下情、除去壅塞蒙蔽當作緊急要務。
臣每天侍從于皇帝身邊，馬上要到邊地戍守，臨走卻不能見您一面，何況疏遠的小臣想進谏自陳意見，就更難了。
但臣不敢因不能面見的緣故，就不盡忠。
古代的聖人将要有所作為，必然先在暗處觀察明處，處于靜态觀察動态，那樣，萬物的情況，就全部呈現在面前了。
陛下聖明才智過于常人，年紀正盛。
臣希望陛下虛心地推求事理，一切尚未有所作為時，默默地觀察各種事情的利弊和群臣的好壞。
用三年作為期限，等到得出事物的實際情形，然後根據事物的實際情形而采取相應的行動。
讓有所行動之後，天下沒有怨氣，陛下也沒有悔恨。
由此看來，陛下的有所作為，隻怕太早，不怕稍遲，也是很明白的事了。
臣怕急進近利的人，擅自勸陛下輕易有所改變，所以呈進此說。
紹聖元年（曾布上書請求改元順從天意，便把元祐九年改為紹聖元年），繼承神宗時代新法的提議興起（考試進士時，李清臣出了策論的題目，提議誅殺元祐時代的各位大臣，和靖先生尹焞沒有應答就離開了）。
六月份，朝廷采用殿中侍禦史來之劭的建議，命蘇轼以承議郎的身份出任英州知州，還沒到任，又把蘇轼降職授予宣遠軍節度副使，安置于惠州。
【評論】 攻擊元佑黨人的林希曾經作《謝執政諸公啟》，提到蘇轍時說：“他們父子三人都憑借蓋世的文章享譽全國，才能超越了王淵、楊雄、司馬相如，兄弟二人又參加賢良方正科，對策比晁錯、董仲舒、公孫弘的還好。
”等到紹聖年間，林希草拟的貶谪蘇轍的判詞寫道：“父子兄弟三人用詭詐權謀的學術，使愚人驚歎，讓庸人迷惑。
”蘇轍捧着判詞哭着說：“我們兄弟二人固然不值一提，死去的父親大人有什麼罪過啊！”貶谪蘇轼的判詞寫道：“你蘇轼，文章足以惑亂大衆，辯論足以文過飾非，如此是自己要跟皇帝斷絕關系，又怨誰呢？”這人就是如此反複無常。
元祐年間，呂大防、劉摯當政，想漸漸起用熙甯、元豐年間的舊黨，用來化解過去的恩怨，稱之為“調停”，蘇轍對他們說不可以，這才停止。
後來賈易、趙君錫攻擊蘇轼，太後對二人很憤怒，呂大防請求太後将蘇轼也一起罷免，就是根據他們所秉持的調停政策。
楊康國向皇帝議論蘇轍：“蘇轍兄弟二人說他們沒有文學才華吧，也不能這麼說，隻是他們對道學尚未入門，他們的學問不過是從戰國時代的縱橫家張儀、蘇秦學來的罷了。
他們文章大多追求自由奔放，議論上都是縱橫家那一套手段，沒有清靜的義理。
陛下如果喜歡蘇轍的文字而任用不懷疑，那又是任用了一個王安石了。
蘇轍在文學上很自負，為人倔強，好勝心強，跟王安石沒什麼區别。
”洛黨裡面的人用以攻讦蘇家兄弟的借口也不外乎這些話，總之是不足以讓天下人信服。
楊康國的奏章，是元祐年間洛黨、蜀黨互相攻讦的一件大事，評論家認為這是程頤指使幹的。
實際情況是當時的程頤已經被罷官四年了，而且還在服喪期間，怎麼能夠勸禦史指摘蘇轍呢？ 蘇轍所寫的《蘇轼墓志》，在元祐六年蘇轼招入翰林期間的事情記載道：“當政者不高興，指使禦史指摘蘇轼。
”按蘇轍自己寫的《颍濱遺老傳》裡面說道：“劉摯曾經身任禦史中丞，禦史台裡許多舊官員很多被他收為己用，前後他都有意要指摘我。
”蘇轼的《杭州召乞郡狀》說：“承蒙皇恩，将我召回朝廷，和将我弟弟蘇轍委任執政大臣（做尚書中丞），都不是劉摯大人的本意，當日我就上表辭去職務，走到半道，果然聽聞弟弟蘇轍被禦史、谏官指摘，搬出辦公的屋子等待定罪。
”又說：“賈易兼任禦史，擁有了大權，必定要指摘我跟弟弟蘇轍。
”以上都記載于《蘇轼墓志》，當政者指使禦史指摘蘇轼的證據，禦史、谏官上奏的折子一個接一個，蘇轼兄弟兩人知道肯定有一個要被罷免以消除衆人的議論，蘇轍已經進入政府，一舉一動關乎政府形象，不可立即罷免，那麼蘇轼被罷免就顯而易見了。
明知道一定會被彈劾進入陷阱，不如自己請求外放，既可以遠離禍害，又能為國效力。
宣仁太後不明白其中的利害關系，甚至于蘇轼親自請求守衛邊疆也不被允許，因此蘇轼不得不進入政府，越發遭受束縛，坐等着彈劾他的奏章。
劉摯任用洛黨的人來除掉蘇轼兄弟，自己卻脫卻了幹系，蘇轼被罷免，他還假惺惺地為他說話，官場的險惡，是如此讓人害怕。
不久改任揚州，沒過一年，便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召回朝廷，兼任侍讀。
元祐八年，宣仁太皇太後去世，哲宗皇帝親自主持政務，蘇轼請求到地方任職，于是蘇轼以龍圖閣、端明殿兩學士的身份出任定州知州。
這時國家政策将要大變，蘇轼不能夠進入皇宮跟皇帝辭行，出發後，便上書說： 天下的太平和衰亂，就看底下的情況是否能上達朝廷。
最太平的時候，小百姓都能自己表達意見；到大亂時，即使皇帝身邊的近臣也不能發表自己意見。
陛下即位九年了，除了執政大臣、禦史谏官外，從不和群臣接觸。
現在親政開始，應當把通曉下情、除去壅塞蒙蔽當作緊急要務。
臣每天侍從于皇帝身邊，馬上要到邊地戍守，臨走卻不能見您一面，何況疏遠的小臣想進谏自陳意見，就更難了。
但臣不敢因不能面見的緣故，就不盡忠。
古代的聖人将要有所作為，必然先在暗處觀察明處，處于靜态觀察動态，那樣，萬物的情況，就全部呈現在面前了。
陛下聖明才智過于常人，年紀正盛。
臣希望陛下虛心地推求事理，一切尚未有所作為時，默默地觀察各種事情的利弊和群臣的好壞。
用三年作為期限，等到得出事物的實際情形，然後根據事物的實際情形而采取相應的行動。
讓有所行動之後，天下沒有怨氣，陛下也沒有悔恨。
由此看來，陛下的有所作為，隻怕太早，不怕稍遲，也是很明白的事了。
臣怕急進近利的人，擅自勸陛下輕易有所改變，所以呈進此說。
紹聖元年（曾布上書請求改元順從天意，便把元祐九年改為紹聖元年），繼承神宗時代新法的提議興起（考試進士時，李清臣出了策論的題目，提議誅殺元祐時代的各位大臣，和靖先生尹焞沒有應答就離開了）。
六月份，朝廷采用殿中侍禦史來之劭的建議，命蘇轼以承議郎的身份出任英州知州，還沒到任，又把蘇轼降職授予宣遠軍節度副使，安置于惠州。
【評論】 攻擊元佑黨人的林希曾經作《謝執政諸公啟》，提到蘇轍時說：“他們父子三人都憑借蓋世的文章享譽全國，才能超越了王淵、楊雄、司馬相如，兄弟二人又參加賢良方正科，對策比晁錯、董仲舒、公孫弘的還好。
”等到紹聖年間，林希草拟的貶谪蘇轍的判詞寫道：“父子兄弟三人用詭詐權謀的學術，使愚人驚歎，讓庸人迷惑。
”蘇轍捧着判詞哭着說：“我們兄弟二人固然不值一提，死去的父親大人有什麼罪過啊！”貶谪蘇轼的判詞寫道：“你蘇轼，文章足以惑亂大衆，辯論足以文過飾非，如此是自己要跟皇帝斷絕關系，又怨誰呢？”這人就是如此反複無常。
元祐年間，呂大防、劉摯當政，想漸漸起用熙甯、元豐年間的舊黨，用來化解過去的恩怨，稱之為“調停”，蘇轍對他們說不可以，這才停止。
後來賈易、趙君錫攻擊蘇轼，太後對二人很憤怒，呂大防請求太後将蘇轼也一起罷免，就是根據他們所秉持的調停政策。
楊康國向皇帝議論蘇轍：“蘇轍兄弟二人說他們沒有文學才華吧，也不能這麼說，隻是他們對道學尚未入門，他們的學問不過是從戰國時代的縱橫家張儀、蘇秦學來的罷了。
他們文章大多追求自由奔放，議論上都是縱橫家那一套手段，沒有清靜的義理。
陛下如果喜歡蘇轍的文字而任用不懷疑，那又是任用了一個王安石了。
蘇轍在文學上很自負，為人倔強，好勝心強，跟王安石沒什麼區别。
”洛黨裡面的人用以攻讦蘇家兄弟的借口也不外乎這些話，總之是不足以讓天下人信服。
楊康國的奏章，是元祐年間洛黨、蜀黨互相攻讦的一件大事，評論家認為這是程頤指使幹的。
實際情況是當時的程頤已經被罷官四年了，而且還在服喪期間，怎麼能夠勸禦史指摘蘇轍呢？ 蘇轍所寫的《蘇轼墓志》，在元祐六年蘇轼招入翰林期間的事情記載道：“當政者不高興，指使禦史指摘蘇轼。
”按蘇轍自己寫的《颍濱遺老傳》裡面說道：“劉摯曾經身任禦史中丞，禦史台裡許多舊官員很多被他收為己用，前後他都有意要指摘我。
”蘇轼的《杭州召乞郡狀》說：“承蒙皇恩，将我召回朝廷，和将我弟弟蘇轍委任執政大臣（做尚書中丞），都不是劉摯大人的本意，當日我就上表辭去職務，走到半道，果然聽聞弟弟蘇轍被禦史、谏官指摘，搬出辦公的屋子等待定罪。
”又說：“賈易兼任禦史，擁有了大權，必定要指摘我跟弟弟蘇轍。
”以上都記載于《蘇轼墓志》，當政者指使禦史指摘蘇轼的證據，禦史、谏官上奏的折子一個接一個，蘇轼兄弟兩人知道肯定有一個要被罷免以消除衆人的議論，蘇轍已經進入政府，一舉一動關乎政府形象，不可立即罷免，那麼蘇轼被罷免就顯而易見了。
明知道一定會被彈劾進入陷阱，不如自己請求外放，既可以遠離禍害，又能為國效力。
宣仁太後不明白其中的利害關系，甚至于蘇轼親自請求守衛邊疆也不被允許，因此蘇轼不得不進入政府，越發遭受束縛，坐等着彈劾他的奏章。
劉摯任用洛黨的人來除掉蘇轼兄弟，自己卻脫卻了幹系，蘇轼被罷免，他還假惺惺地為他說話，官場的險惡，是如此讓人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