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宣仁之知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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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奉郎之職，改任登州知州，等到蘇轼剛到登州，又禦召蘇轼回朝廷做禮部郎中，任命為中書舍人，大約朝廷因為神宗的遺志想重用蘇轼。
蘇轼越級向皇上進言，宰相最終沒有允許。
蘇轼又改任翰林學士。
自從蘇轼從登州召回以來，十個月之中三次升任高官要職，不久又兼任侍讀。
每次進宮講授史籍，談到國家治亂興衰，法令邪正得失的時候，總是反複開導講解，希望皇帝有所啟發。
蘇轼曾經在宮中鎖門值宿，被召進便殿面見太皇太後和皇帝，宣仁太皇太後問道：“愛卿前年做什麼官？”蘇轼說：“臣做常州團練副使。
”又問：“現在做什麼官？”回答說：“臣現任翰林學士。
” 又問：“憑什麼能驟然升到這個官位？”回答說：“因為碰到了太皇太後、皇帝陛下。
”太皇太後說：“不是。
”蘇轼說：“難道是大臣論奏保薦嗎？”說：“也不是。
”蘇轼驚訝地說：“臣雖然沒有品行，卻不敢從其他途徑謀求晉升。
”太皇太後說：“這是先帝的意思。
先帝每次誦讀你的文章，一定歎賞說&lsquo奇才，奇才&rsquo，隻不過沒來得及進用你罷了。
”蘇轼不覺痛哭失聲，宣仁太皇太後和哲宗皇帝也哭了，左右的人都感動流淚。
一會兒又命蘇轼坐下并賜茶，撤去皇帝面前的金蓮燈台照送蘇轼回翰林院。
這一年司馬光去世。
蘇轼喜歡用文章諷谏切中時政的弊病，常常因此遭到忌恨。
衛尉丞畢仲遊擔心蘇轼因此惹禍上身，便寫信告誡他說：“您既不是谏官，職位又不是禦史，卻喜歡批評人。
本身就危險，還觸犯忌諱，去諷刺時政，大概好比抱着石頭去救溺水的人啊。
”蘇轼沒有聽從他的勸告。
賢能的諸公在朝廷上，往往因為政見不同組成各種黨派，于是便出現洛黨、蜀黨、朔黨這類稱呼。
洛黨以程頤作為首領，朱光庭、賈易作為輔助；朔黨以劉摯、梁焘、王岩叟、劉安世作為首領，輔佐的人極其多；蘇轼是蜀地人的領袖，所以号稱蜀黨，呂陶作為輔助。
當時王安石黨派的人都下野遣派到各種閑職，對這些賢人的怨恨深入骨髓，暗地裡窺伺，尋找可乘之機報複，而衆位賢人大夫都沒覺察，各自樹立黨派互相批評議論。
隻有呂大防是秦地人，憨厚正直，沒有加入各黨派。
範祖禹、司馬光也不結成黨派。
不久哲宗皇帝聽聞有這種事，就問胡宗愈，胡宗愈回答說：“君子指責小人奸詐，小人就指認君子結黨。
陛下如果能挑選重用中立的士人，那麼黨派的隐患就會消除了。
”因而撰寫《君子無黨論》上呈皇帝。
當時程頤身任崇政殿說書，蘇轼說他講經典不近人情，程頤嫉恨在心。
于是程頤門人右司谏賈易、左正言朱光庭一起彈劾蘇轼。
蘇轼曾經侍奉哲宗皇帝誦讀《祖宗寶訓》，因而談到時事，逐個發表看法，說：“如今賞罰不夠分明，無法勸勉善人行善，無法阻止惡人作惡。
黃河水勢正向西流，卻勉強讓它向東流；西夏人入侵我邊關重鎮，殺傷搶掠将近一萬人民，領兵的大臣遮掩過失不向朝廷禀報，朝廷也不加過問。
事情如果都像這樣，恐怕國家慢慢有衰落的趨勢。
”當政的大臣懷恨在心，讓趙挺之、王觌攻讦他，蘇轼知道自己在朝廷沒有立足之地，便請求調任地方官。
元祐四年，他以龍圖閣大學士的身份再次出任杭州知州，出京到郊外還沒起程，皇帝太後派遣宮中太監賜予蘇轼龍茶、銀盒，用的是以前對宰相的施恩慣例，這對蘇轼可謂是慰勞極其隆重了。
【評論】 神宗皇帝每每讀到蘇轼文章總是贊歎他是一代奇才，可以說皇帝對他有世上少有的知遇之恩了，正想重用蘇轼，就駕崩了。
文人的命運往往像這樣不幸。
蘇轼被召入宮中問答，宣仁太皇太後說明緣故，蘇轼越發感恩戴德，竭盡忠誠輔佐君王。
旁觀者疑惑蘇轼多管閑事，當政者的攻讦也出于不自覺。
忠誠可信，卻被懷疑、被诽謗的，古往今來何止蘇轼一人呢？ 自古以來樹立黨派門戶的習氣，大多因為君子和小人互相攻擊指責，猶如香味和臭味、冷冰和熱炭，性質本就是相對的，故而對立。
從沒聽過正派的士人相處在一起還彼此各自分門立派，像洛黨、蜀黨那樣的說法，似乎不大恰當吧！然而後代的黨派竟然能明目張膽，各自為奪取利益和權力，不擇手段，無所顧忌。
這不僅宋代賢人不肯做，也是被唐代牛、李黨争的人物所唾棄的。
蘇轼出任杭州時，文彥博身為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身為平章軍國重事，呂汲公、範堯夫身為左、右仆射。
文彥博諄諄規勸蘇轼到杭州後不要寫詩，生怕言官挑刺上報給皇上。
蘇轼出守杭州，文彥博不久就去世了，範堯夫也離開朝廷，以上四人都不忌恨蘇轼。
隻有中書侍郎劉摯與邢恕交好，蘇轼跟邢恕同為起居舍人的時候，邢恕的兒子刑寬夫跟蘇轼交朋友，蘇轼跟邢恕素無怨仇。
可邢恕是個狡詐之徒，凡是跟他認識的人無不被他構陷成大罪，蘇轼後來也被他中傷。
後來協助章惇一定要殺劉摯也是邢恕所為。
這樣的人，隻希望不要認識最好。
蘇轼越級向皇上進言，宰相最終沒有允許。
蘇轼又改任翰林學士。
自從蘇轼從登州召回以來，十個月之中三次升任高官要職，不久又兼任侍讀。
每次進宮講授史籍，談到國家治亂興衰，法令邪正得失的時候，總是反複開導講解，希望皇帝有所啟發。
蘇轼曾經在宮中鎖門值宿，被召進便殿面見太皇太後和皇帝，宣仁太皇太後問道：“愛卿前年做什麼官？”蘇轼說：“臣做常州團練副使。
”又問：“現在做什麼官？”回答說：“臣現任翰林學士。
” 又問：“憑什麼能驟然升到這個官位？”回答說：“因為碰到了太皇太後、皇帝陛下。
”太皇太後說：“不是。
”蘇轼說：“難道是大臣論奏保薦嗎？”說：“也不是。
”蘇轼驚訝地說：“臣雖然沒有品行，卻不敢從其他途徑謀求晉升。
”太皇太後說：“這是先帝的意思。
先帝每次誦讀你的文章，一定歎賞說&lsquo奇才，奇才&rsquo，隻不過沒來得及進用你罷了。
”蘇轼不覺痛哭失聲，宣仁太皇太後和哲宗皇帝也哭了，左右的人都感動流淚。
一會兒又命蘇轼坐下并賜茶，撤去皇帝面前的金蓮燈台照送蘇轼回翰林院。
這一年司馬光去世。
蘇轼喜歡用文章諷谏切中時政的弊病，常常因此遭到忌恨。
衛尉丞畢仲遊擔心蘇轼因此惹禍上身，便寫信告誡他說：“您既不是谏官，職位又不是禦史，卻喜歡批評人。
本身就危險，還觸犯忌諱，去諷刺時政，大概好比抱着石頭去救溺水的人啊。
”蘇轼沒有聽從他的勸告。
賢能的諸公在朝廷上，往往因為政見不同組成各種黨派，于是便出現洛黨、蜀黨、朔黨這類稱呼。
洛黨以程頤作為首領，朱光庭、賈易作為輔助；朔黨以劉摯、梁焘、王岩叟、劉安世作為首領，輔佐的人極其多；蘇轼是蜀地人的領袖，所以号稱蜀黨，呂陶作為輔助。
當時王安石黨派的人都下野遣派到各種閑職，對這些賢人的怨恨深入骨髓，暗地裡窺伺，尋找可乘之機報複，而衆位賢人大夫都沒覺察，各自樹立黨派互相批評議論。
隻有呂大防是秦地人，憨厚正直，沒有加入各黨派。
範祖禹、司馬光也不結成黨派。
不久哲宗皇帝聽聞有這種事，就問胡宗愈，胡宗愈回答說：“君子指責小人奸詐，小人就指認君子結黨。
陛下如果能挑選重用中立的士人，那麼黨派的隐患就會消除了。
”因而撰寫《君子無黨論》上呈皇帝。
當時程頤身任崇政殿說書，蘇轼說他講經典不近人情，程頤嫉恨在心。
于是程頤門人右司谏賈易、左正言朱光庭一起彈劾蘇轼。
蘇轼曾經侍奉哲宗皇帝誦讀《祖宗寶訓》，因而談到時事，逐個發表看法，說：“如今賞罰不夠分明，無法勸勉善人行善，無法阻止惡人作惡。
黃河水勢正向西流，卻勉強讓它向東流；西夏人入侵我邊關重鎮，殺傷搶掠将近一萬人民，領兵的大臣遮掩過失不向朝廷禀報，朝廷也不加過問。
事情如果都像這樣，恐怕國家慢慢有衰落的趨勢。
”當政的大臣懷恨在心，讓趙挺之、王觌攻讦他，蘇轼知道自己在朝廷沒有立足之地，便請求調任地方官。
元祐四年，他以龍圖閣大學士的身份再次出任杭州知州，出京到郊外還沒起程，皇帝太後派遣宮中太監賜予蘇轼龍茶、銀盒，用的是以前對宰相的施恩慣例，這對蘇轼可謂是慰勞極其隆重了。
【評論】 神宗皇帝每每讀到蘇轼文章總是贊歎他是一代奇才，可以說皇帝對他有世上少有的知遇之恩了，正想重用蘇轼，就駕崩了。
文人的命運往往像這樣不幸。
蘇轼被召入宮中問答，宣仁太皇太後說明緣故，蘇轼越發感恩戴德，竭盡忠誠輔佐君王。
旁觀者疑惑蘇轼多管閑事，當政者的攻讦也出于不自覺。
忠誠可信，卻被懷疑、被诽謗的，古往今來何止蘇轼一人呢？ 自古以來樹立黨派門戶的習氣，大多因為君子和小人互相攻擊指責，猶如香味和臭味、冷冰和熱炭，性質本就是相對的，故而對立。
從沒聽過正派的士人相處在一起還彼此各自分門立派，像洛黨、蜀黨那樣的說法，似乎不大恰當吧！然而後代的黨派竟然能明目張膽，各自為奪取利益和權力，不擇手段，無所顧忌。
這不僅宋代賢人不肯做，也是被唐代牛、李黨争的人物所唾棄的。
蘇轼出任杭州時，文彥博身為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身為平章軍國重事，呂汲公、範堯夫身為左、右仆射。
文彥博諄諄規勸蘇轼到杭州後不要寫詩，生怕言官挑刺上報給皇上。
蘇轼出守杭州，文彥博不久就去世了，範堯夫也離開朝廷，以上四人都不忌恨蘇轼。
隻有中書侍郎劉摯與邢恕交好，蘇轼跟邢恕同為起居舍人的時候，邢恕的兒子刑寬夫跟蘇轼交朋友，蘇轼跟邢恕素無怨仇。
可邢恕是個狡詐之徒，凡是跟他認識的人無不被他構陷成大罪，蘇轼後來也被他中傷。
後來協助章惇一定要殺劉摯也是邢恕所為。
這樣的人，隻希望不要認識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