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宣仁之知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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谪黃州之第三年(元豐五年),神宗有意複用,而言者沮之(元豐七年),神宗手劄徙汝州,略曰:“蘇轼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
”未至,上書自言有饑寒之憂,有田在常(今江蘇武進縣),願得居之,乃量移常州團練副使。
過金陵,與王安石相見,時安石罷相,寄居金陵,語之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責之乎?” 士大夫知上之卒喜文忠也,方共欣幸,無何,裕陵(神宗陵名)晏駕,虞淵之日既沒,鼎湖之劍何依,因不果用。
哲宗即位,起司馬光為相,罷新法,天下颙颙望治。
诏複文忠朝奉郎,知登州,比至,召為禮部郎中,除中書舍人,蓋朝廷緣神宗意欲用之。
文忠以躐等驟進辭,宰相卒不許,遷翰林學士。
蓋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
每進,談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觊有所啟悟。
文忠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後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
”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
”曰:“何以居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後、陛下。
”曰:“非也。
”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
”公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
”曰:“此先帝意也。
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lsquo奇才,奇才&rsquo,但未及進用卿耳。
”文忠不覺哭失聲,宣仁後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
已而命坐,賜茶,撤禦前金蓮燭送歸院。
司馬公薨。
文忠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往往以此遭忌。
衛尉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贻書戒之曰:“君官非谏官,職非禦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
”文忠不能從。
群賢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
洛黨以程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焘、王岩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極衆;文忠以蜀人為黨魁,故号蜀黨,而呂陶等為輔。
是時安石餘黨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訾議。
惟呂大防秦人,憨直無黨也,範祖禹、司馬光不立黨。
既而哲宗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奸,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
”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時程頤為崇政殿說書,文忠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
于是頤門内右司谏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公。
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曆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
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之漸。
”當軸者恨之,使趙挺之、王觌攻之,文忠知不見容,乞外任。
四年,以龍圖閣學士再知杭州,出郊未發,遣内侍賜龍茶、銀盒,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
【批評】 神宗每讀東坡文歎為奇才,可謂不世出之知遇矣。
方欲向用,乃即晏駕,文人不幸,往往如此。
禁中召對,宣仁說知,益複感激知遇,竭忠輔佐。
旁觀者疑其多事,當局者出于不覺,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古今來豈獨一東坡哉。
從來門戶黨援之習,率由君子小人互相攻讦,如薫莸、冰炭,氣味自爾差池。
未聞正人同處,亦彼此分标樹幟者,若洛、蜀諸黨之說,似未有當也。
然後世之黨,則竟明目張膽,各争權利而無所顧忌矣。
此非但宋賢之所不為,亦唐時牛、李之所不屑者矣。
東坡出守杭州時,文潞公平章軍國事,呂申公平章軍國重事,呂汲公、範堯夫為左右仆射。
潞公諄諄勸公,至杭不可作詩,恐言者箋釋以上申。
東坡出,潞公旋卒,堯夫亦去,以上四人無恨東坡者。
惟中書侍郎劉摯與邢恕善,而東坡與恕同為起居舍人,恕子寬夫因從東坡遊,與恕素無嫌隙。
恕乃傾危之士,凡與相識者,無不構成巨禍,東坡亦為所中。
其後助章惇必欲殺摯者,亦恕所為也。
此等人,惟有不相識之為幸。
蘇轼貶谪到黃州的第三年(元豐五年),神宗有意重新起用蘇轼,被言官阻止(元豐七年)。
神宗皇帝手書聖旨叫蘇轼移居汝州,大意說:“蘇轼貶斥在外反省過錯,時間很長了,這種人才實在是難得,朕不忍心終身摒棄他。
”蘇轼未到汝州,上書自稱有饑餓寒冷的憂患,有田産在常州(在今天江蘇武進縣),希望在那裡居住。
于是獲得恩準遷移到常州做團練副使。
路過金陵,他見到王安石,說:“大的軍事行動和大的刑獄,是漢、唐滅亡的預兆。
如今對西夏用兵,連年不止,東南又興起幾樁大獄,您不說一句話去責問有關部門嗎?” 士大夫知道皇帝最終還是喜愛蘇轼的,正在互相慶幸,沒多久,神宗皇帝就駕崩了。
神宗皇帝都死去了,還能倚仗皇帝什麼呢,因而沒能重用蘇轼。
哲宗皇帝即位,啟用司馬光為宰相,停止新法,全國人民翹首企盼天下大治。
皇帝下诏書恢複蘇轼
”未至,上書自言有饑寒之憂,有田在常(今江蘇武進縣),願得居之,乃量移常州團練副使。
過金陵,與王安石相見,時安石罷相,寄居金陵,語之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責之乎?” 士大夫知上之卒喜文忠也,方共欣幸,無何,裕陵(神宗陵名)晏駕,虞淵之日既沒,鼎湖之劍何依,因不果用。
哲宗即位,起司馬光為相,罷新法,天下颙颙望治。
诏複文忠朝奉郎,知登州,比至,召為禮部郎中,除中書舍人,蓋朝廷緣神宗意欲用之。
文忠以躐等驟進辭,宰相卒不許,遷翰林學士。
蓋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
每進,談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觊有所啟悟。
文忠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後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
”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
”曰:“何以居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後、陛下。
”曰:“非也。
”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
”公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
”曰:“此先帝意也。
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lsquo奇才,奇才&rsquo,但未及進用卿耳。
”文忠不覺哭失聲,宣仁後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
已而命坐,賜茶,撤禦前金蓮燭送歸院。
司馬公薨。
文忠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往往以此遭忌。
衛尉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贻書戒之曰:“君官非谏官,職非禦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
”文忠不能從。
群賢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
洛黨以程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焘、王岩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極衆;文忠以蜀人為黨魁,故号蜀黨,而呂陶等為輔。
是時安石餘黨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訾議。
惟呂大防秦人,憨直無黨也,範祖禹、司馬光不立黨。
既而哲宗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奸,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
”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時程頤為崇政殿說書,文忠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
于是頤門内右司谏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公。
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曆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
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之漸。
”當軸者恨之,使趙挺之、王觌攻之,文忠知不見容,乞外任。
四年,以龍圖閣學士再知杭州,出郊未發,遣内侍賜龍茶、銀盒,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
【批評】 神宗每讀東坡文歎為奇才,可謂不世出之知遇矣。
方欲向用,乃即晏駕,文人不幸,往往如此。
禁中召對,宣仁說知,益複感激知遇,竭忠輔佐。
旁觀者疑其多事,當局者出于不覺,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古今來豈獨一東坡哉。
從來門戶黨援之習,率由君子小人互相攻讦,如薫莸、冰炭,氣味自爾差池。
未聞正人同處,亦彼此分标樹幟者,若洛、蜀諸黨之說,似未有當也。
然後世之黨,則竟明目張膽,各争權利而無所顧忌矣。
此非但宋賢之所不為,亦唐時牛、李之所不屑者矣。
東坡出守杭州時,文潞公平章軍國事,呂申公平章軍國重事,呂汲公、範堯夫為左右仆射。
潞公諄諄勸公,至杭不可作詩,恐言者箋釋以上申。
東坡出,潞公旋卒,堯夫亦去,以上四人無恨東坡者。
惟中書侍郎劉摯與邢恕善,而東坡與恕同為起居舍人,恕子寬夫因從東坡遊,與恕素無嫌隙。
恕乃傾危之士,凡與相識者,無不構成巨禍,東坡亦為所中。
其後助章惇必欲殺摯者,亦恕所為也。
此等人,惟有不相識之為幸。
蘇轼貶谪到黃州的第三年(元豐五年),神宗有意重新起用蘇轼,被言官阻止(元豐七年)。
神宗皇帝手書聖旨叫蘇轼移居汝州,大意說:“蘇轼貶斥在外反省過錯,時間很長了,這種人才實在是難得,朕不忍心終身摒棄他。
”蘇轼未到汝州,上書自稱有饑餓寒冷的憂患,有田産在常州(在今天江蘇武進縣),希望在那裡居住。
于是獲得恩準遷移到常州做團練副使。
路過金陵,他見到王安石,說:“大的軍事行動和大的刑獄,是漢、唐滅亡的預兆。
如今對西夏用兵,連年不止,東南又興起幾樁大獄,您不說一句話去責問有關部門嗎?” 士大夫知道皇帝最終還是喜愛蘇轼的,正在互相慶幸,沒多久,神宗皇帝就駕崩了。
神宗皇帝都死去了,還能倚仗皇帝什麼呢,因而沒能重用蘇轼。
哲宗皇帝即位,啟用司馬光為宰相,停止新法,全國人民翹首企盼天下大治。
皇帝下诏書恢複蘇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