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治群之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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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與文忠，以政策不能相同，乃使禦史謝景溫論奏其過（景溫結好安石，得驟進侍禦史，司馬光嘗薦文忠為谏官，至是，範景仁複應诏推舉，景溫遂力排之，懼其彈安石也），窮治無所得。
文忠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
杭州為東南勝地，至則觞詠其間，暢發天機，不以遷谪為意，而亦不廢公事。
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每因法以便民，民以少安。
高麗入貢，使者淩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钤轄亢禮。
文忠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
”押伴者懼，為之小戢。
使者發币幹官吏，書稱甲子，公卻之曰：“高麗于本朝稱臣，而不奉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甯，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
守杭三年，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
熙甯七年，移知密州。
秋末離杭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财産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
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
文忠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于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
”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
熙甯八年冬，作《杞菊賦》，序雲：“予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廚蕭然。
”蓋自登第至是，剛十九年，宦而能貧，豈他人可及也？ 自密徙徐。
熙甯十年，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在今開縣西南，此黃河南北分流之始），而徐适當其沖。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遂緻潰決。
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彙于梁山張澤泺（在壽張縣東南梁山下，即古钜野澤，下流汶濟二水，會而成泺。
宋時決河，彙入其中，綿延數百裡，後大河南徙，歲久填淤，遂成平陸）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即古濟水），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
此誠巨災，乃适于文忠治徐之日出現，蓋天欲以盤根錯節試其利器也。
黃水彙于徐州，漲不得洩，城将崩，富民争出避水。
文忠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
”驅使複入。
乃履屦仗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
”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
”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台，尾屬于城。
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
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沒者三闆，文忠廬于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
事聞，诏褒之，在徐奏書論徐州之重要并設備之方甚備。
未幾，移知湖州，到任三月，文字之獄又起。
【批評】 士大夫生當亂世，大權在握，興利除弊，奠國家于苞桑之固，登斯民于袵席之安，豈不幸甚？若困于下僚，限于職守，局促如轅下駒，有棄官而去者矣，有飲酒賦詩不理民事者矣。
東坡獨不然，既無法以止新法，冀于奉行之際委曲求全，官多盡一分之心，民多得一分之益，即為國家多存一分元氣也。
安石對于新法，志在必行，趨時者且變本加厲以媚時宰。
東坡獨面折提舉，是何等膽氣。
手實法者，因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乃創此法。
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以田畝、屋宅、資貨、蓄産随價自占。
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
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産錢币，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
其事仿佛今外國之财産稅與所得稅，彼行之不以為病者，由于民權發達，官吏不能欺蔽，雖上下交征而一時尚不覺有何險象耳。
王安石跟蘇轼因為政見不合，因此讓禦史謝景溫向皇帝奏報論述蘇轼的過錯（謝景溫跟王安石結為姻親，得以快速上升到侍禦史的地位，司馬光曾經推薦蘇轼做谏官，如今，範景仁也奉皇帝诏書推舉蘇轼，謝景溫竭力排擠蘇轼，生怕蘇轼當了谏官會彈劾王安石），經徹底調查沒有發現問題。
蘇轼也不曾辯解過一句話，為了躲避這些人，請求離京任地方官，到杭州做通判去了。
杭州是東南地區的風景名勝之地，蘇轼到了那就在湖光山色間飲酒詠詩，盡情釋放天賦的才華，不将貶谪當一回事，而同時也不荒怠公務。
當時全國各地施行青苗法、免疫法、市易法，浙江西部地區同時還施行水利鹽法，蘇轼往往設法使這些法律便利百姓，百姓因此得到稍微的安甯。
高麗派遣使者來上貢，使者淩駕州府官員之上，态度十分輕蔑，陪同使臣都是本行政區域的管庫，乘勢驕傲蠻橫，甚至跟兵馬钤轄禮節對等。
蘇轼派人對陪同使臣說：“
文忠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
杭州為東南勝地，至則觞詠其間，暢發天機，不以遷谪為意，而亦不廢公事。
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每因法以便民，民以少安。
高麗入貢，使者淩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钤轄亢禮。
文忠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
”押伴者懼，為之小戢。
使者發币幹官吏，書稱甲子，公卻之曰：“高麗于本朝稱臣，而不奉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甯，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
守杭三年，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
熙甯七年，移知密州。
秋末離杭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财産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
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
文忠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于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
”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
熙甯八年冬，作《杞菊賦》，序雲：“予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廚蕭然。
”蓋自登第至是，剛十九年，宦而能貧，豈他人可及也？ 自密徙徐。
熙甯十年，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在今開縣西南，此黃河南北分流之始），而徐适當其沖。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遂緻潰決。
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彙于梁山張澤泺（在壽張縣東南梁山下，即古钜野澤，下流汶濟二水，會而成泺。
宋時決河，彙入其中，綿延數百裡，後大河南徙，歲久填淤，遂成平陸）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即古濟水），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
此誠巨災，乃适于文忠治徐之日出現，蓋天欲以盤根錯節試其利器也。
黃水彙于徐州，漲不得洩，城将崩，富民争出避水。
文忠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
”驅使複入。
乃履屦仗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
”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
”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台，尾屬于城。
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
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沒者三闆，文忠廬于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
事聞，诏褒之，在徐奏書論徐州之重要并設備之方甚備。
未幾，移知湖州，到任三月，文字之獄又起。
【批評】 士大夫生當亂世，大權在握，興利除弊，奠國家于苞桑之固，登斯民于袵席之安，豈不幸甚？若困于下僚，限于職守，局促如轅下駒，有棄官而去者矣，有飲酒賦詩不理民事者矣。
東坡獨不然，既無法以止新法，冀于奉行之際委曲求全，官多盡一分之心，民多得一分之益，即為國家多存一分元氣也。
安石對于新法，志在必行，趨時者且變本加厲以媚時宰。
東坡獨面折提舉，是何等膽氣。
手實法者，因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乃創此法。
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以田畝、屋宅、資貨、蓄産随價自占。
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
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産錢币，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
其事仿佛今外國之财産稅與所得稅，彼行之不以為病者，由于民權發達，官吏不能欺蔽，雖上下交征而一時尚不覺有何險象耳。
王安石跟蘇轼因為政見不合，因此讓禦史謝景溫向皇帝奏報論述蘇轼的過錯（謝景溫跟王安石結為姻親，得以快速上升到侍禦史的地位，司馬光曾經推薦蘇轼做谏官，如今，範景仁也奉皇帝诏書推舉蘇轼，謝景溫竭力排擠蘇轼，生怕蘇轼當了谏官會彈劾王安石），經徹底調查沒有發現問題。
蘇轼也不曾辯解過一句話，為了躲避這些人，請求離京任地方官，到杭州做通判去了。
杭州是東南地區的風景名勝之地，蘇轼到了那就在湖光山色間飲酒詠詩，盡情釋放天賦的才華，不将貶谪當一回事，而同時也不荒怠公務。
當時全國各地施行青苗法、免疫法、市易法，浙江西部地區同時還施行水利鹽法，蘇轼往往設法使這些法律便利百姓，百姓因此得到稍微的安甯。
高麗派遣使者來上貢，使者淩駕州府官員之上，态度十分輕蔑，陪同使臣都是本行政區域的管庫，乘勢驕傲蠻橫，甚至跟兵馬钤轄禮節對等。
蘇轼派人對陪同使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