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外患與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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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真理。
後來他應用這方法，著了一部二十四卷的字典，名曰《字說》。
此書也曾經神宗頒行，其後來的作用和影響與《三經新義》等。
此書可惜現在已佚，但從後人所引，還可以看見它的片斷。
撰此書時安石已罷政，但在書中還念念不忘統一思想；書中解“同”字道：“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冂一口，則是非同矣。
” 以上分類略述神宗的新政見。
此外還有一要項為這三類所不能包括的：即元豐三年新官制的頒行。
這新官制的内容這裡不能細述，大要是恢複唐代台省寺監的實權，而裁減宋朝在這組織外所加的上層機構。
新制以尚書左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以尚書左右丞代替參知政事，樞密院仍保存。
六 神宗在熙甯七年以前對邊境的經營，從是年三月間韓琦所上的一封奏疏可見大略。
在這奏疏裡，他列舉神宗所為足以引起契丹疑心的凡七事：“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将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将及我，二也；遍植榆柳于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創團保，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又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七也。
” 第二項所謂熙河，略當今甘肅洮河流域之地。
此地東北鄰接西夏，為羌族所分布，久屬吐蕃。
德安（江西）人王韶建議招降諸蕃部，撫有其地，以為圖謀西夏的初步。
先是王安石子王雱十三歲時，聞陝西邊卒說洮河事，以為此可以規取，若西夏得之，則國家之患無窮。
至是安石力贊王韶之說。
神宗便派王韶主持開熙河事。
王韶于熙甯四年到邊，三年之間，剿撫兼施，并擊敗吐蕃軍，遂定其地。
有一次捷書到，神宗解所佩玉帶賜安石，以賞其功。
其後韶入朝，以宦者李憲繼之，史（《宋史·王韶傳》）稱韶“用兵有機略。
臨出師，召諸将授以指，不複更問。
每戰必捷。
當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韶因熙河功，擢樞密副使，後以與安石不協去職。
熙河撫定的次年，契丹忽然蠢動，侵入邊境，并遣使來求割所據之地。
上文所引韓琦的奏疏就是為此事而發的。
宋與契丹往複談判，經二年之久，至八年秋，神宗終用王安石“将欲取之必固與之”之說，割河東邊地東西七百裡以與契丹。
次年有交阯之役。
交阯本先南漢節度州，南漢亡，名受宋冊封，實自主。
太宗時曾乘其内亂，遣軍進取，無功而還。
至是分三路入寇，陷邕、欽、廉等州，屠邕民五萬八千。
神宗命老将郭逵往讨，逵派别将收複失地，自領主力，攻其後路，進至富良江，交人以精兵乘船迎戰，宋軍砍樹作炮機，發炮石如雨，盡壞敵船，又設伏邀擊，殺敵數千并其王太子。
交王恐懼乞降。
而宋軍八萬冒暑行瘴地，也死亡過半。
神宗開邊的第一個目标，原是西夏。
自從慶曆四年宋與西夏和議成後，西北的邊境平靜了二十餘年。
到英宗末年，西夏又開始尋釁。
自此年至熙甯四年間（公元一○六六至一○七一），西夏三次入寇，宋二次反擊，互有勝負。
但其中熙甯四年西夏最後一次的攻侵是大獲勝利的。
元豐四年夏，西夏内變，國主為母後所囚。
神宗認為這是進攻西夏的最好時機。
經三個月多的布置，然後發動。
這一役的意義，從他八月底給熙河路軍帥李憲和鄜延路軍帥種谔的诏書可以看出。
前一封诏書裡說：“今來舉動，不同凡敵，圖人百年一國，甚非細事。
苟非上下畢力，将士協心，曷以共濟？須不惜爵賞，鼓勵三軍之氣。
&hellip&hellip朝廷唯務滅賊，其他固無愛惜。
”後一封诏書裡說：“朝廷昨于諸路大發師徒，本候齊集與逐路遣兵并力，擇時鼓行，覆賊巢穴。
”總之，神宗要一舉蕩平西夏，要把他十數年來富國強兵的成績，作一次壯烈的表現。
同知樞密院事孫固卻不贊成此舉，他以為“舉兵易，解禍難”。
神宗說：“西夏有隙可乘，我不取，便為遼人所有，時機不可失。
”其後孫固又對神宗說：“現在五路進兵，卻無總帥，即使成功，也怕有内亂。
”神宗說：“總帥确是難得合式的人。
”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道：“既然沒有合式的人，何不罷乎？”九月底，河東路軍帥王中正（宦者）領兵六萬自麟州出發；鄜延路種谔領兵九萬三千自綏德城出發；環慶路高遵裕領兵八萬七千自慶州出發；泾原路劉昌祚領兵三萬自泾州出發；先是李憲已收複古蘭州城，至是領本路及秦鳳路軍七軍（數未詳），并吐蕃兵三萬自蘭州出發：約定五路會師于興、靈（興州今甯夏省會，西夏首都；靈州今靈武縣）。
劉昌祚軍首先到達靈州城下，高遵裕軍繼之，兩軍沿路皆有大捷。
昌祚本受遵裕節制，而遵裕疾惡之，屢加淩侮。
兩軍不協，圍靈州城十八日不下，而饷道已斷絕。
夏人決水灌其營，乘其避水而追擊之，宋軍潰亂，死已無算，遂退。
種谔沿無定河而進，連破銀（今陝西米脂一帶）、石（今地未詳）、夏州（今陝西橫山一帶）；自夏州繼進，糧饷斷絕，又遇大雪，士卒死亡十之二三，潰散南奔的亦十之四五，遂退。
王中正屠宥州城（今陝西靖邊東），繼進，糧盡，士卒死二萬人，遂退。
李憲東進至泾原邊境，稍有斬獲，時諸路已退，亦于十一月中奉诏撤歸熙河。
是役，西夏的戰略是堅壁清野，縱敵人深入，而聚精兵保興、靈，以輕騎抄截敵人的饷道。
是役，宋軍雖不能達到原來的目的，卻恢複了淪陷百餘年的銀、夏、宥等州。
這新占領區的設防是一大問題。
次年秋，經邊将對這問題反複讨論後，神宗決定建築永樂城（今陝西米脂西北）。
這城才建築成，西夏便派三十萬大軍來攻奪。
這城依山，下臨無定河。
城中無泉無井，給水全靠城外。
既被包圍，臨渴掘井，得到的水隻夠将領之用。
兵士絞馬糞汁充飲，渴死大半。
而援兵和饋饷皆為敵人所阻截。
城遂陷。
将校死數百人，兵士和伕役死二十餘萬人；辎重的損失，不可計算。
神宗得訊，悲憤不食，臨朝痛哭。
他想到呂公著和孫固的話，有點後悔了。
七 我們若更把神宗和漢武帝作一對比，則永樂之役相當于征和三年貳師之役。
後者是武帝一生事業的收場，前者是神宗一生事業的收場。
貳師之役後三年而武帝死，永樂之役後也恰恰三年而神宗死。
神宗死後一年餘，王安石亦死。
安石自熙甯三年杪進位宰相後，诋誣怨謗，矢集一身，□背親交，盡成政敵。
似乎為減少新法的阻力計，并為勞極少休計，他于七年四月，請求解職，奏六上乃得請，歸居金陵。
臨去，他薦呂惠卿等自代（惠卿旋擢參知政事），并答應他日可以重來。
次年二月，神宗召他複位，他即兼程而至。
但複位不到兩年，便又堅請退休，從此不複問政。
他最後告退的原因，是宋史的一個謎。
據反對黨的記載，那是因為他和呂惠卿起了内哄，惠卿把他的私信中有一封說過“毋使上知”的，繳呈神宗，神宗從此對他失了信任，他不得不去。
安石複位後不久，便與惠卿失和，那是事實，但發私書一事，并無确據。
安石與惠卿交惡的原因也是宋史的一個謎。
這一段曆史安石在《熙甯奏對日錄》的後四十卷中原有詳細的記載，但這四十卷給他的女婿蔡卞抽毀掉，不傳于世。
據呂惠卿家傳（李焘引），二人的沖突是由于安石惡惠卿擅政，改了他所定的《三經新義》，并聽信了左右的讒間。
這當然隻是一面之辭。
至于安石引退的原因，我們在加以推測時，不可忘卻此事前三個月他所受的一生最大的打擊：他的獨子王雱的英年（卅三）摧折。
這時他已五十六歲了。
他退休後隐居金陵十年而死。
自古英雄亦苦辛！行藏端欲付何人？ 當時黯黮猶承誤，末學紛纭更亂真。
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
區區不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
從安石這首詩看來，他身後的遭遇，自己是預料到的。
安石死遲神宗一年餘是他的大不幸。
神宗死後，長子（即哲宗）繼位，年才十歲，太皇太後（英宗後高氏）垂簾聽政。
她一向是司馬光的同志，認祖宗家法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她一聽政，便開始廢除新法，旋起用司馬光。
一個被宮牆圈禁了五十年的老婦人（她是自幼養在宮中的）和一個被成見圈禁了二十年的老紳士，同心合力，揮着政治的鋤頭，期年之間，硬把神宗和安石辛苦營構的成績芟除得根株盡絕。
原載《思想與時代》第5、6期，1941年12月、1942年1月
後來他應用這方法，著了一部二十四卷的字典，名曰《字說》。
此書也曾經神宗頒行，其後來的作用和影響與《三經新義》等。
此書可惜現在已佚，但從後人所引，還可以看見它的片斷。
撰此書時安石已罷政，但在書中還念念不忘統一思想；書中解“同”字道：“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冂一口，則是非同矣。
” 以上分類略述神宗的新政見。
此外還有一要項為這三類所不能包括的：即元豐三年新官制的頒行。
這新官制的内容這裡不能細述，大要是恢複唐代台省寺監的實權，而裁減宋朝在這組織外所加的上層機構。
新制以尚書左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以尚書左右丞代替參知政事，樞密院仍保存。
六 神宗在熙甯七年以前對邊境的經營，從是年三月間韓琦所上的一封奏疏可見大略。
在這奏疏裡，他列舉神宗所為足以引起契丹疑心的凡七事：“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将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将及我，二也；遍植榆柳于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創團保，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又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七也。
” 第二項所謂熙河，略當今甘肅洮河流域之地。
此地東北鄰接西夏，為羌族所分布，久屬吐蕃。
德安（江西）人王韶建議招降諸蕃部，撫有其地，以為圖謀西夏的初步。
先是王安石子王雱十三歲時，聞陝西邊卒說洮河事，以為此可以規取，若西夏得之，則國家之患無窮。
至是安石力贊王韶之說。
神宗便派王韶主持開熙河事。
王韶于熙甯四年到邊，三年之間，剿撫兼施，并擊敗吐蕃軍，遂定其地。
有一次捷書到，神宗解所佩玉帶賜安石，以賞其功。
其後韶入朝，以宦者李憲繼之，史（《宋史·王韶傳》）稱韶“用兵有機略。
臨出師，召諸将授以指，不複更問。
每戰必捷。
當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韶因熙河功，擢樞密副使，後以與安石不協去職。
熙河撫定的次年，契丹忽然蠢動，侵入邊境，并遣使來求割所據之地。
上文所引韓琦的奏疏就是為此事而發的。
宋與契丹往複談判，經二年之久，至八年秋，神宗終用王安石“将欲取之必固與之”之說，割河東邊地東西七百裡以與契丹。
次年有交阯之役。
交阯本先南漢節度州，南漢亡，名受宋冊封，實自主。
太宗時曾乘其内亂，遣軍進取，無功而還。
至是分三路入寇，陷邕、欽、廉等州，屠邕民五萬八千。
神宗命老将郭逵往讨，逵派别将收複失地，自領主力，攻其後路，進至富良江，交人以精兵乘船迎戰，宋軍砍樹作炮機，發炮石如雨，盡壞敵船，又設伏邀擊，殺敵數千并其王太子。
交王恐懼乞降。
而宋軍八萬冒暑行瘴地，也死亡過半。
神宗開邊的第一個目标，原是西夏。
自從慶曆四年宋與西夏和議成後，西北的邊境平靜了二十餘年。
到英宗末年，西夏又開始尋釁。
自此年至熙甯四年間（公元一○六六至一○七一），西夏三次入寇，宋二次反擊，互有勝負。
但其中熙甯四年西夏最後一次的攻侵是大獲勝利的。
元豐四年夏，西夏内變，國主為母後所囚。
神宗認為這是進攻西夏的最好時機。
經三個月多的布置，然後發動。
這一役的意義，從他八月底給熙河路軍帥李憲和鄜延路軍帥種谔的诏書可以看出。
前一封诏書裡說：“今來舉動，不同凡敵，圖人百年一國，甚非細事。
苟非上下畢力，将士協心，曷以共濟？須不惜爵賞，鼓勵三軍之氣。
&hellip&hellip朝廷唯務滅賊，其他固無愛惜。
”後一封诏書裡說：“朝廷昨于諸路大發師徒，本候齊集與逐路遣兵并力，擇時鼓行，覆賊巢穴。
”總之，神宗要一舉蕩平西夏，要把他十數年來富國強兵的成績，作一次壯烈的表現。
同知樞密院事孫固卻不贊成此舉，他以為“舉兵易，解禍難”。
神宗說：“西夏有隙可乘，我不取，便為遼人所有，時機不可失。
”其後孫固又對神宗說：“現在五路進兵，卻無總帥，即使成功，也怕有内亂。
”神宗說：“總帥确是難得合式的人。
”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道：“既然沒有合式的人，何不罷乎？”九月底，河東路軍帥王中正（宦者）領兵六萬自麟州出發；鄜延路種谔領兵九萬三千自綏德城出發；環慶路高遵裕領兵八萬七千自慶州出發；泾原路劉昌祚領兵三萬自泾州出發；先是李憲已收複古蘭州城，至是領本路及秦鳳路軍七軍（數未詳），并吐蕃兵三萬自蘭州出發：約定五路會師于興、靈（興州今甯夏省會，西夏首都；靈州今靈武縣）。
劉昌祚軍首先到達靈州城下，高遵裕軍繼之，兩軍沿路皆有大捷。
昌祚本受遵裕節制，而遵裕疾惡之，屢加淩侮。
兩軍不協，圍靈州城十八日不下，而饷道已斷絕。
夏人決水灌其營，乘其避水而追擊之，宋軍潰亂，死已無算，遂退。
種谔沿無定河而進，連破銀（今陝西米脂一帶）、石（今地未詳）、夏州（今陝西橫山一帶）；自夏州繼進，糧饷斷絕，又遇大雪，士卒死亡十之二三，潰散南奔的亦十之四五，遂退。
王中正屠宥州城（今陝西靖邊東），繼進，糧盡，士卒死二萬人，遂退。
李憲東進至泾原邊境，稍有斬獲，時諸路已退，亦于十一月中奉诏撤歸熙河。
是役，西夏的戰略是堅壁清野，縱敵人深入，而聚精兵保興、靈，以輕騎抄截敵人的饷道。
是役，宋軍雖不能達到原來的目的，卻恢複了淪陷百餘年的銀、夏、宥等州。
這新占領區的設防是一大問題。
次年秋，經邊将對這問題反複讨論後，神宗決定建築永樂城（今陝西米脂西北）。
這城才建築成，西夏便派三十萬大軍來攻奪。
這城依山，下臨無定河。
城中無泉無井，給水全靠城外。
既被包圍，臨渴掘井，得到的水隻夠将領之用。
兵士絞馬糞汁充飲，渴死大半。
而援兵和饋饷皆為敵人所阻截。
城遂陷。
将校死數百人，兵士和伕役死二十餘萬人；辎重的損失，不可計算。
神宗得訊，悲憤不食，臨朝痛哭。
他想到呂公著和孫固的話，有點後悔了。
七 我們若更把神宗和漢武帝作一對比，則永樂之役相當于征和三年貳師之役。
後者是武帝一生事業的收場，前者是神宗一生事業的收場。
貳師之役後三年而武帝死，永樂之役後也恰恰三年而神宗死。
神宗死後一年餘，王安石亦死。
安石自熙甯三年杪進位宰相後，诋誣怨謗，矢集一身，□背親交，盡成政敵。
似乎為減少新法的阻力計，并為勞極少休計，他于七年四月，請求解職，奏六上乃得請，歸居金陵。
臨去，他薦呂惠卿等自代（惠卿旋擢參知政事），并答應他日可以重來。
次年二月，神宗召他複位，他即兼程而至。
但複位不到兩年，便又堅請退休，從此不複問政。
他最後告退的原因，是宋史的一個謎。
據反對黨的記載，那是因為他和呂惠卿起了内哄，惠卿把他的私信中有一封說過“毋使上知”的，繳呈神宗，神宗從此對他失了信任，他不得不去。
安石複位後不久，便與惠卿失和，那是事實，但發私書一事，并無确據。
安石與惠卿交惡的原因也是宋史的一個謎。
這一段曆史安石在《熙甯奏對日錄》的後四十卷中原有詳細的記載，但這四十卷給他的女婿蔡卞抽毀掉，不傳于世。
據呂惠卿家傳（李焘引），二人的沖突是由于安石惡惠卿擅政，改了他所定的《三經新義》，并聽信了左右的讒間。
這當然隻是一面之辭。
至于安石引退的原因，我們在加以推測時，不可忘卻此事前三個月他所受的一生最大的打擊：他的獨子王雱的英年（卅三）摧折。
這時他已五十六歲了。
他退休後隐居金陵十年而死。
自古英雄亦苦辛！行藏端欲付何人？ 當時黯黮猶承誤，末學紛纭更亂真。
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
區區不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
從安石這首詩看來，他身後的遭遇，自己是預料到的。
安石死遲神宗一年餘是他的大不幸。
神宗死後，長子（即哲宗）繼位，年才十歲，太皇太後（英宗後高氏）垂簾聽政。
她一向是司馬光的同志，認祖宗家法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她一聽政，便開始廢除新法，旋起用司馬光。
一個被宮牆圈禁了五十年的老婦人（她是自幼養在宮中的）和一個被成見圈禁了二十年的老紳士，同心合力，揮着政治的鋤頭，期年之間，硬把神宗和安石辛苦營構的成績芟除得根株盡絕。
原載《思想與時代》第5、6期，1941年12月、194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