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外患與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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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一人為保丁，兩丁以外的餘丁亦選其壯勇的充保丁；每大保每夜輪派五人警盜，同保有犯強盜、殺人、放火等等重罪而知情不舉的坐罪，保内有容留強盜三人以上過三日以上者，其鄰舍雖不知情亦坐罪。
此法先行于畿内，以次推及全國。
第二步（熙甯四年）：獎勵畿内保丁習武，每年于農隙分地舉行會試，試騎步射法，上等的授官職，以次至四等予賞有差。
第三步（熙甯五年）：許畿内主戶保丁“上番”（即赴各縣巡檢司服巡警之役），十日一換；月給口糧和薪菜錢。
第四步（元豐二年至四年）：予保甲長及保丁以嚴格的武藝教練，先以禁軍的教頭教大保長，三年藝成，乃以大保長為教頭，教保丁。
此法先行于畿内，次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
到了熙甯四年，這三路共有受訓完畢的保丁約七十萬人。
第四步的開始施行已在王安石去位後三年。
與保甲法約略同時實行的是募兵的裁減，但所裁減的，廂兵居多（其數不詳），禁兵較少。
計禁軍總數在英宗末年為六十六萬餘，在熙甯間為五十六萬餘，在元豐間為六十一萬餘。
在安石的軍事計劃中，保甲法原是恢複府兵制以代替募兵制的準備。
在施行保甲法第一步之前，安石已與神宗講論府兵之制，打算以漸複行之。
關于此事，安石在所撰《熙甯奏對日錄》中曾有記載，此書已佚（此書百二十卷為我國曆史文件中稀有之寶，佚去太可惜，幸大部分已為李焘采入《續通鑒長編》中，但經删修，本來面目已失，惟宋人陳瓘《四明尊堯集》引五十餘則，可于此見其内容一斑），茲據朱熹所引，摘錄如下： 餘&hellip&hellip為上言募兵之害，終不可經久。
佥以為如此。
餘曰：今養兵雖多，及用則患少，以民與兵為兩故也。
又五代禍亂之虞，終不能去；以此等皆本無賴奸猾之人故也。
上因問府兵之制曰：何處言府兵最備？ 餘曰：李邺侯傳言之詳備。
上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否？ 餘曰：今上番供役，則以衣糧給之，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
雖未有租庸調法，亦可為也。
但義勇不須刺手背。
刺手背何補于制禦之實？今既以良民為之，當以禮義獎養。
刺手背但使其不樂，而實無補也。
又擇其鄉闾豪傑為之将校，量加獎拔，則人自悅服。
今募兵為宿衛，乃有積官至刺史防團者。
移此與彼，固無不可。
況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樂為之。
陛下審擇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材，則他時可令分将此等軍。
今募兵出于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可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大計也。
上良以為然。
随後安石即奏上記載唐府兵法最詳的邺侯家傳。
此奏原稿曾為朱熹所藏。
朱熹說：“（予）獨愛其紙尾三行，語氣淩厲，筆勢低昂，尚有以見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
疑此非小故也。
”又說：“抑公此紙，詞氣激烈，筆勢低昂，高視一時，下陋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載，乃更為卑順容悅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厲已甚，而抑損之，其慮深矣。
然論其實似不若此紙之雲，發于邂逅感觸之初，尤足以見其胸懷本趣之為快也。
夫以荊公之得神祖，可謂千載之一時矣，顧乃低徊若此，而猶未免有郁郁之懷。
君臣之際，功名之會，嗚呼難哉！” 神宗到底認府兵制為不可複行，故安石罷政後，不再談及，其旨似以保甲為防守的輔助力，而戰鬥的主力仍任募兵。
（乙）保馬法（熙甯五年，元豐七年）。
此與漢武帝時之“馬複令”（許人民養官馬以減免徭役）相近。
其法：于畿内及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許人民領官馬自養，或領官錢買馬自養，每戶不過兩匹；養官馬之家，公家給以錢帛，并免除其捐稅的一部分（後來畿内不給錢帛），同時養戶自然得使用所養官馬。
屬三等以上的養戶十家為一保，屬四等以下的養戶十家為一社；一保之内，馬有死者，十家共償其值；一社之内，馬有死者，十家共償其值之半。
後來又令京東、京西兩路保甲戶一律養馬，而免除其教閱及此外若幹保甲的職責。
（丙）更戍法的廢除（熙甯七年至元豐四年）。
更戍法本以防止兵為将有，但結果“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臨事應變，精神散漫，指揮不靈”；禁軍之不振，這是其原因之一。
神宗和安石有鑒于此，逐漸于各路的軍略要地取消更戍法，而設置固定的駐防禁軍，由固定的主将，就地訓練。
這種駐防軍的設置，當時稱為“置将”。
“将”是當時軍隊新編制中的一種單位，一将約有三千人上下，仿佛現在的一師。
（三）教育 （甲）變科舉。
熙甯四年，罷進士以外的“諸科”（諸科是專考記誦的），令除曾應考“諸科”不第的人外，不得參加此種考試；增加進士的名額；進士試廢詩賦，專用經義策論；所試群經，但取《易》《詩》《書》《周禮》《禮記》及《論語》《孟子》，而廢棄舊有的《春秋》和《儀禮》（同時太學教授及經筵進講亦廢之）。
（乙）變學制與興學校。
（1）宋初的太學隻是品官子弟考“取解”（取解即取得應進士試的資格，平民在本州取解）的機關，有學校之名而無肄學之實。
至仁宗皇祐末，在湖州大儒胡瑗的管領下，太學才成為一真正講學的機關，但其時學生不過二百人，胡瑗去後，又漸複原狀。
神宗即位，增太學生額為三百人，後又增為九百人。
熙甯四年分太學為三舍，外舍生無定員，新生充之（太學生仍限品官子弟）；外舍生經考選入内舍，内舍生額三百人，内舍生經考選入上舍，上舍生額百人；上舍生考取優等的薦于中書，授以官職。
元豐二年，增太學生額外舍二千，内舍三百，上舍一百；規定除月考外，每年各舍總考一次，決定外、内舍生的升舍，上舍生的等第。
上舍生考上等的等于進士及第，即授官職；中等的免進士的禮部試；下等的免取解。
（2）仁宗慶曆四年，當範仲淹為參知政事時，曾“令州各縣皆立學（校），本路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于鄉裡宿學有道業者”。
但當時諸州奉行的不多，其後又限舊時節度使所領州方得立學。
熙甯四年，複令各路、州、府立學，每郡給田十頃以贍養學生。
其後又派定諸路的州府學教授凡五十三員。
（3）仁宗慶曆間，胡瑗曾建議興武學（即中央軍官學校），朝議格而不行。
熙甯五年始行其議。
（丙）《三經新義》的纂修和頒行。
所謂三經是《周官》《書經》《詩經》，《新義》始修于熙甯六年，頒行于八年，主纂的人物為王安石、其子王雱和安石最得力的助手呂惠卿。
《三經新義》乃安石對付敵黨的思想的武器，也是他所謂“一道德、同風俗”的工具。
自從新法開始頒行以來，所有元老重臣和清流名士一緻反對；在朝的謗議洶起，在外任的百方阻撓，使新黨辨護窮于辨護，神宗谪黜窮于谪黜。
反對黨的最後論據，可用三朝元老文彥博的話代表。
熙甯四年三月，他論新法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
”神宗問：“更張法制，士大夫誠多不悅，但于百姓何所不便？”彥博道：“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神宗和安石的堅毅到底戰勝了一般士大夫的口舌，而貫徹了新法的推行。
但為鞏固國是的心理基礎，他們不得不在經典中替新法找尋或制造理論的根據。
《三經新義》便是這種工作的結果。
群經中最可為新法掩護的莫如《周官》，故安石也特别推重《周官》。
《新義》三種中唯獨《周官》一種是安石親自屬筆的，也唯獨此種流傳至今。
《新義》自從頒行以後，在五十餘年間，除了短期的被掩蝕外，支配了整個的思想界：太學和州縣學校用為主要的課本，科舉考試用為絕對的準繩；《新義》以外，三經的一切其他注疏，都無人過問了。
後來宋朝貶斥王安石最（有）力的學者，也公認《新義》富于新穎而确當的解釋，不容廢棄。
我們現在讀《周官新義》，很容易注意到的卻是安石解經的特殊作風，一種奇怪的拆字法。
例如他解“遂”字道：“豕八而辵則遂。
”又例如他解“夫”字道：“夫之字與天皆從一從大，夫者妻之天故也；天大而無上，故一在大上；夫雖一而大，然不如天之無上，故一不得在大上。
”又例如他解“卿”字道：“卿之字從，奏也；從，止也；左從，右從，知進止之意（古節奏字）；從皀，黍稷之氣也，黍稷地産，有養人之道，其皀能上達；卿雖有養人之道而上達，然地類也，故其字如此。
”在字形的淵源上都是毫無根據的。
但安石确信這種拆字法不獨可以得到造字的本意，并且可以得到一切關于人事和天道
此法先行于畿内，以次推及全國。
第二步（熙甯四年）：獎勵畿内保丁習武，每年于農隙分地舉行會試，試騎步射法，上等的授官職，以次至四等予賞有差。
第三步（熙甯五年）：許畿内主戶保丁“上番”（即赴各縣巡檢司服巡警之役），十日一換；月給口糧和薪菜錢。
第四步（元豐二年至四年）：予保甲長及保丁以嚴格的武藝教練，先以禁軍的教頭教大保長，三年藝成，乃以大保長為教頭，教保丁。
此法先行于畿内，次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
到了熙甯四年，這三路共有受訓完畢的保丁約七十萬人。
第四步的開始施行已在王安石去位後三年。
與保甲法約略同時實行的是募兵的裁減，但所裁減的，廂兵居多（其數不詳），禁兵較少。
計禁軍總數在英宗末年為六十六萬餘，在熙甯間為五十六萬餘，在元豐間為六十一萬餘。
在安石的軍事計劃中，保甲法原是恢複府兵制以代替募兵制的準備。
在施行保甲法第一步之前，安石已與神宗講論府兵之制，打算以漸複行之。
關于此事，安石在所撰《熙甯奏對日錄》中曾有記載，此書已佚（此書百二十卷為我國曆史文件中稀有之寶，佚去太可惜，幸大部分已為李焘采入《續通鑒長編》中，但經删修，本來面目已失，惟宋人陳瓘《四明尊堯集》引五十餘則，可于此見其内容一斑），茲據朱熹所引，摘錄如下： 餘&hellip&hellip為上言募兵之害，終不可經久。
佥以為如此。
餘曰：今養兵雖多，及用則患少，以民與兵為兩故也。
又五代禍亂之虞，終不能去；以此等皆本無賴奸猾之人故也。
上因問府兵之制曰：何處言府兵最備？ 餘曰：李邺侯傳言之詳備。
上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否？ 餘曰：今上番供役，則以衣糧給之，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
雖未有租庸調法，亦可為也。
但義勇不須刺手背。
刺手背何補于制禦之實？今既以良民為之，當以禮義獎養。
刺手背但使其不樂，而實無補也。
又擇其鄉闾豪傑為之将校，量加獎拔，則人自悅服。
今募兵為宿衛，乃有積官至刺史防團者。
移此與彼，固無不可。
況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樂為之。
陛下審擇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材，則他時可令分将此等軍。
今募兵出于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可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大計也。
上良以為然。
随後安石即奏上記載唐府兵法最詳的邺侯家傳。
此奏原稿曾為朱熹所藏。
朱熹說：“（予）獨愛其紙尾三行，語氣淩厲，筆勢低昂，尚有以見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
疑此非小故也。
”又說：“抑公此紙，詞氣激烈，筆勢低昂，高視一時，下陋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載，乃更為卑順容悅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厲已甚，而抑損之，其慮深矣。
然論其實似不若此紙之雲，發于邂逅感觸之初，尤足以見其胸懷本趣之為快也。
夫以荊公之得神祖，可謂千載之一時矣，顧乃低徊若此，而猶未免有郁郁之懷。
君臣之際，功名之會，嗚呼難哉！” 神宗到底認府兵制為不可複行，故安石罷政後，不再談及，其旨似以保甲為防守的輔助力，而戰鬥的主力仍任募兵。
（乙）保馬法（熙甯五年，元豐七年）。
此與漢武帝時之“馬複令”（許人民養官馬以減免徭役）相近。
其法：于畿内及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許人民領官馬自養，或領官錢買馬自養，每戶不過兩匹；養官馬之家，公家給以錢帛，并免除其捐稅的一部分（後來畿内不給錢帛），同時養戶自然得使用所養官馬。
屬三等以上的養戶十家為一保，屬四等以下的養戶十家為一社；一保之内，馬有死者，十家共償其值；一社之内，馬有死者，十家共償其值之半。
後來又令京東、京西兩路保甲戶一律養馬，而免除其教閱及此外若幹保甲的職責。
（丙）更戍法的廢除（熙甯七年至元豐四年）。
更戍法本以防止兵為将有，但結果“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臨事應變，精神散漫，指揮不靈”；禁軍之不振，這是其原因之一。
神宗和安石有鑒于此，逐漸于各路的軍略要地取消更戍法，而設置固定的駐防禁軍，由固定的主将，就地訓練。
這種駐防軍的設置，當時稱為“置将”。
“将”是當時軍隊新編制中的一種單位，一将約有三千人上下，仿佛現在的一師。
（三）教育 （甲）變科舉。
熙甯四年，罷進士以外的“諸科”（諸科是專考記誦的），令除曾應考“諸科”不第的人外，不得參加此種考試；增加進士的名額；進士試廢詩賦，專用經義策論；所試群經，但取《易》《詩》《書》《周禮》《禮記》及《論語》《孟子》，而廢棄舊有的《春秋》和《儀禮》（同時太學教授及經筵進講亦廢之）。
（乙）變學制與興學校。
（1）宋初的太學隻是品官子弟考“取解”（取解即取得應進士試的資格，平民在本州取解）的機關，有學校之名而無肄學之實。
至仁宗皇祐末，在湖州大儒胡瑗的管領下，太學才成為一真正講學的機關，但其時學生不過二百人，胡瑗去後，又漸複原狀。
神宗即位，增太學生額為三百人，後又增為九百人。
熙甯四年分太學為三舍，外舍生無定員，新生充之（太學生仍限品官子弟）；外舍生經考選入内舍，内舍生額三百人，内舍生經考選入上舍，上舍生額百人；上舍生考取優等的薦于中書，授以官職。
元豐二年，增太學生額外舍二千，内舍三百，上舍一百；規定除月考外，每年各舍總考一次，決定外、内舍生的升舍，上舍生的等第。
上舍生考上等的等于進士及第，即授官職；中等的免進士的禮部試；下等的免取解。
（2）仁宗慶曆四年，當範仲淹為參知政事時，曾“令州各縣皆立學（校），本路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于鄉裡宿學有道業者”。
但當時諸州奉行的不多，其後又限舊時節度使所領州方得立學。
熙甯四年，複令各路、州、府立學，每郡給田十頃以贍養學生。
其後又派定諸路的州府學教授凡五十三員。
（3）仁宗慶曆間，胡瑗曾建議興武學（即中央軍官學校），朝議格而不行。
熙甯五年始行其議。
（丙）《三經新義》的纂修和頒行。
所謂三經是《周官》《書經》《詩經》，《新義》始修于熙甯六年，頒行于八年，主纂的人物為王安石、其子王雱和安石最得力的助手呂惠卿。
《三經新義》乃安石對付敵黨的思想的武器，也是他所謂“一道德、同風俗”的工具。
自從新法開始頒行以來，所有元老重臣和清流名士一緻反對；在朝的謗議洶起，在外任的百方阻撓，使新黨辨護窮于辨護，神宗谪黜窮于谪黜。
反對黨的最後論據，可用三朝元老文彥博的話代表。
熙甯四年三月，他論新法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
”神宗問：“更張法制，士大夫誠多不悅，但于百姓何所不便？”彥博道：“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神宗和安石的堅毅到底戰勝了一般士大夫的口舌，而貫徹了新法的推行。
但為鞏固國是的心理基礎，他們不得不在經典中替新法找尋或制造理論的根據。
《三經新義》便是這種工作的結果。
群經中最可為新法掩護的莫如《周官》，故安石也特别推重《周官》。
《新義》三種中唯獨《周官》一種是安石親自屬筆的，也唯獨此種流傳至今。
《新義》自從頒行以後，在五十餘年間，除了短期的被掩蝕外，支配了整個的思想界：太學和州縣學校用為主要的課本，科舉考試用為絕對的準繩；《新義》以外，三經的一切其他注疏，都無人過問了。
後來宋朝貶斥王安石最（有）力的學者，也公認《新義》富于新穎而确當的解釋，不容廢棄。
我們現在讀《周官新義》，很容易注意到的卻是安石解經的特殊作風，一種奇怪的拆字法。
例如他解“遂”字道：“豕八而辵則遂。
”又例如他解“夫”字道：“夫之字與天皆從一從大，夫者妻之天故也；天大而無上，故一在大上；夫雖一而大，然不如天之無上，故一不得在大上。
”又例如他解“卿”字道：“卿之字從，奏也；從，止也；左從，右從，知進止之意（古節奏字）；從皀，黍稷之氣也，黍稷地産，有養人之道，其皀能上達；卿雖有養人之道而上達，然地類也，故其字如此。
”在字形的淵源上都是毫無根據的。
但安石确信這種拆字法不獨可以得到造字的本意，并且可以得到一切關于人事和天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