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外患與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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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當他任大理寺丞（年三十七，登進士第後十年）時，他已看見國家隐伏的危機，上書朝廷，倡言改革。
書中最精警的一段道： 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hellip&hellip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
&hellip&hellip《道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亂。
”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
&hellip&hellip我國家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将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
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
昔之戰者，今已老矣。
今之少者，未知戰事。
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
古來和好，鮮克始終。
&hellip&hellip今自京至邊，并無關崄。
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裡。
若邊少名将，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将，可代長城？伏望聖慈&hellip&hellip與大臣論武于朝，以保天下。
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以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群之士，任以武事，遷其等差&hellip&hellip列于邊塞，足備非常。
&hellip&hellip至于塵埃之間，豈無壯士？豈複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
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
除了國防整頓外，仲淹于官吏的選任、人才的儲養、直谏之獎勵、文風浮薄之救正、君德之修省，皆有所規陳。
但他這封富于預言性的奏書竟未曾發生一點實際的影響。
慶曆三年，當元昊使來，西事大定之後，仲淹被召入朝為樞密副使，旋任參知政事。
一時朝野傾心屬目。
他于就職的次月，上了一封“萬言書”，條陳興革事宜十項。
這十項中除關于民生的兩項（厚農桑，減徭役）外，其餘大旨不出天聖三年的建議的範圍，不過比從前更為周詳，更為具體罷了。
現在把其中比較最重要的六項歸入四綱領，節述如下。
（一）關于國防建設的，恢複唐朝的府兵制：“先于畿内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士，充京畿衛士，約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強盛，三時務農&hellip&hellip一時教戰。
&hellip&hellip俟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仿此漸可施行。
” （二）關于民生的。
（甲）厚農桑：“請每年秋，降敕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坡塘之類，并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于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
”（乙）減徭役：省并戶口虛少的縣份，使這些縣民繁重的徭役可以減輕。
（因人民須服役于縣衙，縣多戶少，則役重。
） （三）關于科舉制度的：“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于教授，務在興行。
&hellip&hellip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彌封試卷。
&hellip&hellip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
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
&hellip&hellip進士，諸科，并以優等及第者放選任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
” （四）關于用人行政的。
（甲）明黜陟：是時成例，“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
&hellip&hellip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hellip&hellip坐至卿監丞郎者比比皆是”。
仲淹請嚴定考績之法，使無功不擢，有善必賞。
（乙）抑僥幸：自真宗以後，恩蔭愈濫，“兩省至知雜禦史以上，每遇（三年）南郊并（每年）聖節（皇帝生日）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hellip&hellip其大兩省等官&hellip&hellip複更（例外）每歲奏薦，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
仍接次升朝”。
仲淹請廢聖節恩蔭之例，其餘恩蔭的優待，亦大加減損。
仲淹任參知政事不滿一年，便在怨謗叢集之下，不安于位而去。
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中：複府兵一項因其他大臣一緻反對，談不到實施；變科舉一項，已完全實行，但他去職後不久，舊制又被恢複；其他各項，若不是未及着手，便是才開了一點端緒，便因他的去職而停息。
他去職後，出巡西北邊，其後曆知州郡，八年而殁（公元一○五三），谥文正。
仲淹字希文，二歲喪父，其母攜他改嫁長山（在今山東）朱氏。
初從朱姓，名說。
至二十九歲，始複本姓，定今名。
年二十一，中“學究”科。
繼後讀書于長山的山寺中。
這時他的生活很清苦，每日煮一鍋粥，劃為四塊，早晚取兩塊，加上幾莖齑菜和一些鹽便算一餐。
年二十三，得知自己的身世，立即帶着琴劍，離開朱家。
其母派人追及他，他說：“十年後，等我中了第，再來迎接母親。
”他投入南京（宋以商丘為南京）的府立學舍，在學舍中更加貧乏，有時連粥也不飽，夜間被蓋不夠，就和衣而睡。
真宗巡幸南京學舍，生徒皆往觀看，他獨不出。
南京留守的兒子和他同學，見他的情形和留守談及。
留守命人送了他好些肴馔，他收下，卻一直等到腐敗也不一動。
留守的兒子問故，他說：“并非不感謝厚意，可是食粥已久，安之若素，一旦享受了這嘉肴，以後吃粥還吃得下麼？”年二十七，登進士第。
初仕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法官），常為斷獄事和郡長官争是非。
長官每盛怒臨他，他一點也不搖動，歸去便把和長官往來辯論的話記在屏風上，等到滿任，整副屏風都寫滿了。
後來知開封府時，有一宦官，倚勢作威，中外畏懼，他獨抗疏彈劾；自知此事危險，疏上之後，囑咐諸兒子，他若不幸，以後他們不可做官，但在他墓旁設館，教書度日。
他雖顯貴，常以儉約表率家人。
非宴客，食不重肉。
每夜就寝前，自計一日間自奉的費用和所做的事，若覺得兩者可以相當，便熟睡，否則終夜不安，次日必設法做一有益于人的事以為抵補。
他為次子娶婦，聽說婦家以紗羅給她做帷幔，便怒道：“羅绮豈是做帷幔之物？我家一向清儉，怎得亂我家法？若敢拿來我家，必定把它當衆燒掉。
”他的起人景慕的遺聞轶事，可以寫一本書，這裡所選擇的隻代表他的不移于貧賤，不淫于富貴，不屈于威武的性格，即孟子所謂“大丈夫”的性格。
仲淹死後八年，當仁宗嘉祐五年，王安石（時年四十）自江東提點刑獄，任滿應召，赴阙也上了一封“萬言書”。
他也覺得國家的現狀非變革不可，但他認為變法的先決問題是人才的問題。
照他的人才的标準，這時無論在中央或在地方，在位或在野，都缺乏人才。
“今以一路數千裡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下人至不可勝數。
&hellip&hellip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于民，而吏辄緣之為奸，以擾百姓。
”為什麼人才這樣缺乏呢？他以為由于“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不得其道。
什麼是“教之”之道呢？他以為國家應自都城以至鄉鎮，遍設學校，凡優秀的青年都取入學校，由國家供養；嚴選教師，教以“朝廷禮樂刑政之事”。
所謂“刑政”之事，包括軍事。
“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
士之才有&hellip&hellip大小。
&hellip&hellip至于武事則随其才之大小無有不學者也。
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将也。
其次則比、闾、族、黨之師，亦皆率兩師旅之帥也。
”什麼是“養之”之道呢？他以為國家于取入學校和仕于政府的士人，應當“饒之以财，約之以禮（自婚、喪、祭、養、燕享，以至服食器用皆有定制），裁之以法”。
什麼是“取之”之道呢？他說“取人必于鄉黨，于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試之以事），誠賢能也，然後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
至于“任之”之道，則任期要久，職責要專，并待以嚴格的考績之法。
簡單的說：要變法，積極方面當從政治和軍事教育的普及化做起；消極方面當首先廢除以文辭和記誦取士的科舉制度。
他認為這是逼切的需要，他警告仁宗以下面一類故事。
昔晉武帝，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
當世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養，捐法制。
上下同失，莫以為非。
有識者固知其将必亂矣。
而其後
書中最精警的一段道： 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hellip&hellip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
&hellip&hellip《道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亂。
”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
&hellip&hellip我國家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将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
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
昔之戰者，今已老矣。
今之少者，未知戰事。
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
古來和好，鮮克始終。
&hellip&hellip今自京至邊，并無關崄。
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裡。
若邊少名将，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将，可代長城？伏望聖慈&hellip&hellip與大臣論武于朝，以保天下。
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以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群之士，任以武事，遷其等差&hellip&hellip列于邊塞，足備非常。
&hellip&hellip至于塵埃之間，豈無壯士？豈複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
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
除了國防整頓外，仲淹于官吏的選任、人才的儲養、直谏之獎勵、文風浮薄之救正、君德之修省，皆有所規陳。
但他這封富于預言性的奏書竟未曾發生一點實際的影響。
慶曆三年，當元昊使來，西事大定之後，仲淹被召入朝為樞密副使，旋任參知政事。
一時朝野傾心屬目。
他于就職的次月，上了一封“萬言書”，條陳興革事宜十項。
這十項中除關于民生的兩項（厚農桑，減徭役）外，其餘大旨不出天聖三年的建議的範圍，不過比從前更為周詳，更為具體罷了。
現在把其中比較最重要的六項歸入四綱領，節述如下。
（一）關于國防建設的，恢複唐朝的府兵制：“先于畿内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士，充京畿衛士，約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強盛，三時務農&hellip&hellip一時教戰。
&hellip&hellip俟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仿此漸可施行。
” （二）關于民生的。
（甲）厚農桑：“請每年秋，降敕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坡塘之類，并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于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
”（乙）減徭役：省并戶口虛少的縣份，使這些縣民繁重的徭役可以減輕。
（因人民須服役于縣衙，縣多戶少，則役重。
） （三）關于科舉制度的：“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于教授，務在興行。
&hellip&hellip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彌封試卷。
&hellip&hellip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
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
&hellip&hellip進士，諸科，并以優等及第者放選任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
” （四）關于用人行政的。
（甲）明黜陟：是時成例，“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
&hellip&hellip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hellip&hellip坐至卿監丞郎者比比皆是”。
仲淹請嚴定考績之法，使無功不擢，有善必賞。
（乙）抑僥幸：自真宗以後，恩蔭愈濫，“兩省至知雜禦史以上，每遇（三年）南郊并（每年）聖節（皇帝生日）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hellip&hellip其大兩省等官&hellip&hellip複更（例外）每歲奏薦，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
仍接次升朝”。
仲淹請廢聖節恩蔭之例，其餘恩蔭的優待，亦大加減損。
仲淹任參知政事不滿一年，便在怨謗叢集之下，不安于位而去。
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中：複府兵一項因其他大臣一緻反對，談不到實施；變科舉一項，已完全實行，但他去職後不久，舊制又被恢複；其他各項，若不是未及着手，便是才開了一點端緒，便因他的去職而停息。
他去職後，出巡西北邊，其後曆知州郡，八年而殁（公元一○五三），谥文正。
仲淹字希文，二歲喪父，其母攜他改嫁長山（在今山東）朱氏。
初從朱姓，名說。
至二十九歲，始複本姓，定今名。
年二十一，中“學究”科。
繼後讀書于長山的山寺中。
這時他的生活很清苦，每日煮一鍋粥，劃為四塊，早晚取兩塊，加上幾莖齑菜和一些鹽便算一餐。
年二十三，得知自己的身世，立即帶着琴劍，離開朱家。
其母派人追及他，他說：“十年後，等我中了第，再來迎接母親。
”他投入南京（宋以商丘為南京）的府立學舍，在學舍中更加貧乏，有時連粥也不飽，夜間被蓋不夠，就和衣而睡。
真宗巡幸南京學舍，生徒皆往觀看，他獨不出。
南京留守的兒子和他同學，見他的情形和留守談及。
留守命人送了他好些肴馔，他收下，卻一直等到腐敗也不一動。
留守的兒子問故，他說：“并非不感謝厚意，可是食粥已久，安之若素，一旦享受了這嘉肴，以後吃粥還吃得下麼？”年二十七，登進士第。
初仕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法官），常為斷獄事和郡長官争是非。
長官每盛怒臨他，他一點也不搖動，歸去便把和長官往來辯論的話記在屏風上，等到滿任，整副屏風都寫滿了。
後來知開封府時，有一宦官，倚勢作威，中外畏懼，他獨抗疏彈劾；自知此事危險，疏上之後，囑咐諸兒子，他若不幸，以後他們不可做官，但在他墓旁設館，教書度日。
他雖顯貴，常以儉約表率家人。
非宴客，食不重肉。
每夜就寝前，自計一日間自奉的費用和所做的事，若覺得兩者可以相當，便熟睡，否則終夜不安，次日必設法做一有益于人的事以為抵補。
他為次子娶婦，聽說婦家以紗羅給她做帷幔，便怒道：“羅绮豈是做帷幔之物？我家一向清儉，怎得亂我家法？若敢拿來我家，必定把它當衆燒掉。
”他的起人景慕的遺聞轶事，可以寫一本書，這裡所選擇的隻代表他的不移于貧賤，不淫于富貴，不屈于威武的性格，即孟子所謂“大丈夫”的性格。
仲淹死後八年，當仁宗嘉祐五年，王安石（時年四十）自江東提點刑獄，任滿應召，赴阙也上了一封“萬言書”。
他也覺得國家的現狀非變革不可，但他認為變法的先決問題是人才的問題。
照他的人才的标準，這時無論在中央或在地方，在位或在野，都缺乏人才。
“今以一路數千裡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下人至不可勝數。
&hellip&hellip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于民，而吏辄緣之為奸，以擾百姓。
”為什麼人才這樣缺乏呢？他以為由于“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不得其道。
什麼是“教之”之道呢？他以為國家應自都城以至鄉鎮，遍設學校，凡優秀的青年都取入學校，由國家供養；嚴選教師，教以“朝廷禮樂刑政之事”。
所謂“刑政”之事，包括軍事。
“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
士之才有&hellip&hellip大小。
&hellip&hellip至于武事則随其才之大小無有不學者也。
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将也。
其次則比、闾、族、黨之師，亦皆率兩師旅之帥也。
”什麼是“養之”之道呢？他以為國家于取入學校和仕于政府的士人，應當“饒之以财，約之以禮（自婚、喪、祭、養、燕享，以至服食器用皆有定制），裁之以法”。
什麼是“取之”之道呢？他說“取人必于鄉黨，于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試之以事），誠賢能也，然後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
至于“任之”之道，則任期要久，職責要專，并待以嚴格的考績之法。
簡單的說：要變法，積極方面當從政治和軍事教育的普及化做起；消極方面當首先廢除以文辭和記誦取士的科舉制度。
他認為這是逼切的需要，他警告仁宗以下面一類故事。
昔晉武帝，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
當世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養，捐法制。
上下同失，莫以為非。
有識者固知其将必亂矣。
而其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