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外患與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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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從石晉末年(公元九四七),契丹退出汴梁後,它的極盛時代已成過去。
白馬嶺之戰使太宗覺得契丹易與。
太原攻下之後,他便要一勞永逸地乘勝直取燕雲。
這十六州的國防要區一天不收回,他的帝國一天不能算是“金瓯無缺”。
但是他的部下,上至大将下至兵卒都指望太原攻下之後,可以暫息汗馬之勞,同時得到一筆重賞,回家去享享太平福。
太宗卻不這樣想。
将士有了赀财,那裡還肯賣力去打仗?不如等燕雲收複後,才給他們一起頒賞也不遲。
而将士貪賞求逸的隐衷又怎能向皇帝表示?在迅速的“宸斷”之下,太宗便領着充滿了失望心情的軍隊向東北進發。
一路所經易州和涿州的契丹官将先後以城降。
不到一月便抵達幽州城(今北平)下。
附近的契丹官将又絡繹來降。
宋軍圍幽州城三匝。
城内空虛,自分無倖。
契丹主也準備放棄這重鎮。
獨有一大将(舍利郎君),自告奮勇,請兵赴援,他領兵寅夜兼程,從間道兜到宋軍的後方,席卷而北。
宋軍倉卒應戰于今北平西直門外的高梁橋(下為高梁河)一帶,立時大敗,四散逃竄。
幸而契丹主帥受了重傷,不能窮追。
敗軍複集後找尋太宗不得,隻當他已死。
正議擁戴太祖的兒子繼位間,卻發現了他,隻身乘驢車遁歸,大腿上中了兩箭。
十八年後他就因這傷口的發作而死。
高梁橋之戰(太平興國四年,公元九七九)以後,宋遼邊境上的沖突,斷斷續續的拖了二十幾年,彼此都無大進展。
(京戲中有名的“楊家将”就是在這時代出現的。
)太宗于死前三年(公元九九四),正當李順亂事未平之際,曾兩次遣使往契丹議和,都為所拒絕。
真宗鹹平六年(公元一○○三),宋殿前都虞侯王繼忠孤軍力戰,為契丹所俘。
他本是真宗藩邸的親信,骁勇著名。
契丹攝政太後蕭氏,很器重他,授以高官,配以貴女。
他既荷新寵,又感舊恩,一心要促成宋遼的和好。
蕭後和她朝中的領袖們對于邊境的拉鋸戰也未嘗不感厭倦,但怎肯平白休兵?次年,他們率領傾國的軍隊南下,同時由王繼忠出面與宋朝通書約和,真宗用宰相寇準的定策,一面嚴密布置守禦,并親至澶淵(今河南濮陽縣西南)督師,一面遣使赴契丹議和。
契丹攻瀛州城不下,而其進迫澶淵的前鋒的統帥(即去年擒王繼忠者)又中伏弩死。
南方且戰且議的結果,便是所謂“澶淵之盟”。
構和的條件載于兩方交換的誓書内。
茲将宋方的誓書錄下。
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緻誓書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成信,虔奉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
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隻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
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
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于壟畝稼穑,南北勿縱驚騷。
所有兩朝城池,并可依舊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
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
誓書之外,各無所求。
必務協同,庶存悠久。
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
質于天地神,告于宗廟社稷。
子孫共守,傳之無窮。
有渝此盟,不克享國。
昭昭天鑒,當共殛之!&hellip&hellip 據說,宋方的使人臨行時,真宗吩咐他道:若不得已,許與契丹的歲币,不妨添到一百萬。
寇準卻把使人召來,對他說:雖有禦旨,若許過三十萬,我便砍你的頭。
其後使人定約回來,真宗正在幕内用膳,不及召見,先差太監去探問。
使人在幕外,不便揚聲,隻把三個指頭向額上一點。
那太監當為三百萬禀報。
真宗聽了道:太多,也罷,姑且了事。
二 澶淵之盟後,宋朝邊境保持了三十年完全的和平,而有西夏趙元昊之患。
西夏原初的地域,大略包括今陝北的無定河以西、延水之北和綏遠的鄂爾多斯。
這區域在唐以來為羌族所散布。
唐末,這區域的守将拓跋氏(北魏之後)割據自主,傳世至宋。
太宗時,西夏叛而複附,附而複叛。
澶淵之盟前一年,西夏攻占靈州(今甯夏靈武縣西南),盟後二年,又複就撫。
是時西夏之于宋邊,遠不過是癬疥之患。
至仁宗明道元年(公元一○三二),趙元昊(趙是太宗時賜姓)繼位,而形勢大變。
元昊從少就是一個異凡的人物,不獨精娴武事,并且通蕃(蓋指藏族)漢文字,從法律書、兵書,以至佛典,無所不讀;又能繪畫,能出新意創制器物。
他勸其父不要臣屬中國。
其父說:“我們三十年來,周身錦绮,都是宋朝所賜,怎好負恩?”他說:“穿獸皮,勤力牧畜,是蕃人的天性。
大丈夫要為王為霸,錦绮算什麼?”在繼位之前,他曾領兵西征回鹘,連取了甘州和西涼府(并在今甘肅省河西地)。
既繼位,模仿宋朝制度,改革政府組織。
自創西夏字根,命人演成西夏文字,又命人拿來譯《孝經》《爾雅》《論語》等書。
(西夏文譯的佛經和其他西夏文書現在還有留存。
)他有蕃漢兵十五六萬,仍都興州(今甯夏省會);西取回鹘的沙、瓜、肅三州(并在今甘肅河西),東南寇宋。
他繼位之初已私自改元,第七年(公元一○三八),便正式稱帝,定國号為大夏。
此後,宋在今陝西黃河近岸、延水流域,以迄甘肅的環縣、慶陽、泾川、固原一帶的邊境上,和西夏展開四年的苦戰。
宋方的主要将帥是安陽人韓琦和蘇州人範仲淹。
範之參預這次軍事,原是由韓的舉薦,但初時二人的戰略根本不同。
韓主張集中兵力,深入進攻,一舉擊破敵主力。
他也知道這是冒險的事,但他以為“大凡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
範卻以為“承平歲久,無宿将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内(即關中),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城,清野不與大戰。
關中稍實,(敵)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
”他又主張軍事與外交并用,親自作書,勸元昊罷兵稱臣,時人多以他為怯。
慶曆元年(公元一○四一),韓琦巡邊至鎮戎軍(今甘肅固原),派兵數萬,深入敵後,窺取羊牧隆城(今甘肅隆德附近)。
所遣的統領官貪利輕進,陷入敵人的大包圍中,全軍盡覆。
兵士陣亡的,據當時邊庭低折的報告,也有一萬零三百人。
這是宋與西夏戰役中最慘的敗仗,中外為之震撼。
契丹乘這機會,蠢蠢欲動,次年便向宋朝提出割地的要求。
宋朝隻得增加歲币銀十萬兩、絹十萬匹(加原額三分之二),以為寬免割地的代價。
經這一役的教訓,韓琦隻得接受範仲淹的清野固守政策。
從此二人同心協力,作持久計。
二人皆名重一時,人心歸向,又皆号令嚴明,愛撫士卒,對近邊的羌人部落,也推誠相與,恩威并用。
士卒用命,羌人感畏,邊境漸安。
邊民為之歌唱道: 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 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 這兩位使西賊“心膽寒”“驚破膽”的大将可都不是雄赳赳的武夫,而是溫雅雍容的儒者。
那羌人尊稱為“龍圖老子”(因為他帶“龍圖閣直學士”銜)的範公,并且是一代的作手,他這時在軍中的歌詠,為宋人所傳誦的,茲錄一首如下: 塞上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
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裡,燕然未勒歸無計。
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将軍白發征夫淚。
宋朝雖守住了西北邊境,卻談不到犁庭掃穴。
因為宋取防堵的戰略,需要兵力特别多。
自對西夏用兵以來,禁軍從四十餘萬增至八十餘萬,軍隊的維持費自然照這比率增加,而戰時的非常支出還不算。
政府雖把稅收入增到無可再增(例如以較真宗景德時,商稅酒稅皆增四倍餘,鹽稅增一倍餘),仍不敷甚巨,隻得把太祖、太宗以來的儲蓄,拿來支用。
到西夏事定時,“百年之積,惟存空簿”了。
朝廷對元昊自始就沒有關閉和平的路,隻要罷兵稱臣,在相當限度内,銀絹是不吝惜的。
元昊見宋邊無隙可乘,又适值國内發生嚴重的天災,便于慶曆三年遣使來講和。
兩方所争的隻是元昊稱呼,來使所持元昊的文書自稱“男邦尼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
兀卒是他自取的名,意思是“我的祖宗”。
繼後他的文書,竟直用漢譯作“吾祖”。
但這不過是一種讨價的刁難,次年元昊便答應取消這個怪名,而對國内自稱夏國王,對宋稱臣。
宋朝則答應每年“賜”他絹十萬匹,銀七萬兩,茶四萬斤。
和議成後四年,元昊因為占奪新娶的媳婦,為其子所殺,年四十六。
三 範仲淹自從讀書應舉時,便“以天下為己任”。
他常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遠在仁宗天聖三年,即元昊僭号之前十
白馬嶺之戰使太宗覺得契丹易與。
太原攻下之後,他便要一勞永逸地乘勝直取燕雲。
這十六州的國防要區一天不收回,他的帝國一天不能算是“金瓯無缺”。
但是他的部下,上至大将下至兵卒都指望太原攻下之後,可以暫息汗馬之勞,同時得到一筆重賞,回家去享享太平福。
太宗卻不這樣想。
将士有了赀财,那裡還肯賣力去打仗?不如等燕雲收複後,才給他們一起頒賞也不遲。
而将士貪賞求逸的隐衷又怎能向皇帝表示?在迅速的“宸斷”之下,太宗便領着充滿了失望心情的軍隊向東北進發。
一路所經易州和涿州的契丹官将先後以城降。
不到一月便抵達幽州城(今北平)下。
附近的契丹官将又絡繹來降。
宋軍圍幽州城三匝。
城内空虛,自分無倖。
契丹主也準備放棄這重鎮。
獨有一大将(舍利郎君),自告奮勇,請兵赴援,他領兵寅夜兼程,從間道兜到宋軍的後方,席卷而北。
宋軍倉卒應戰于今北平西直門外的高梁橋(下為高梁河)一帶,立時大敗,四散逃竄。
幸而契丹主帥受了重傷,不能窮追。
敗軍複集後找尋太宗不得,隻當他已死。
正議擁戴太祖的兒子繼位間,卻發現了他,隻身乘驢車遁歸,大腿上中了兩箭。
十八年後他就因這傷口的發作而死。
高梁橋之戰(太平興國四年,公元九七九)以後,宋遼邊境上的沖突,斷斷續續的拖了二十幾年,彼此都無大進展。
(京戲中有名的“楊家将”就是在這時代出現的。
)太宗于死前三年(公元九九四),正當李順亂事未平之際,曾兩次遣使往契丹議和,都為所拒絕。
真宗鹹平六年(公元一○○三),宋殿前都虞侯王繼忠孤軍力戰,為契丹所俘。
他本是真宗藩邸的親信,骁勇著名。
契丹攝政太後蕭氏,很器重他,授以高官,配以貴女。
他既荷新寵,又感舊恩,一心要促成宋遼的和好。
蕭後和她朝中的領袖們對于邊境的拉鋸戰也未嘗不感厭倦,但怎肯平白休兵?次年,他們率領傾國的軍隊南下,同時由王繼忠出面與宋朝通書約和,真宗用宰相寇準的定策,一面嚴密布置守禦,并親至澶淵(今河南濮陽縣西南)督師,一面遣使赴契丹議和。
契丹攻瀛州城不下,而其進迫澶淵的前鋒的統帥(即去年擒王繼忠者)又中伏弩死。
南方且戰且議的結果,便是所謂“澶淵之盟”。
構和的條件載于兩方交換的誓書内。
茲将宋方的誓書錄下。
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緻誓書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成信,虔奉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
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隻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
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
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于壟畝稼穑,南北勿縱驚騷。
所有兩朝城池,并可依舊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
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
誓書之外,各無所求。
必務協同,庶存悠久。
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
質于天地神,告于宗廟社稷。
子孫共守,傳之無窮。
有渝此盟,不克享國。
昭昭天鑒,當共殛之!&hellip&hellip 據說,宋方的使人臨行時,真宗吩咐他道:若不得已,許與契丹的歲币,不妨添到一百萬。
寇準卻把使人召來,對他說:雖有禦旨,若許過三十萬,我便砍你的頭。
其後使人定約回來,真宗正在幕内用膳,不及召見,先差太監去探問。
使人在幕外,不便揚聲,隻把三個指頭向額上一點。
那太監當為三百萬禀報。
真宗聽了道:太多,也罷,姑且了事。
二 澶淵之盟後,宋朝邊境保持了三十年完全的和平,而有西夏趙元昊之患。
西夏原初的地域,大略包括今陝北的無定河以西、延水之北和綏遠的鄂爾多斯。
這區域在唐以來為羌族所散布。
唐末,這區域的守将拓跋氏(北魏之後)割據自主,傳世至宋。
太宗時,西夏叛而複附,附而複叛。
澶淵之盟前一年,西夏攻占靈州(今甯夏靈武縣西南),盟後二年,又複就撫。
是時西夏之于宋邊,遠不過是癬疥之患。
至仁宗明道元年(公元一○三二),趙元昊(趙是太宗時賜姓)繼位,而形勢大變。
元昊從少就是一個異凡的人物,不獨精娴武事,并且通蕃(蓋指藏族)漢文字,從法律書、兵書,以至佛典,無所不讀;又能繪畫,能出新意創制器物。
他勸其父不要臣屬中國。
其父說:“我們三十年來,周身錦绮,都是宋朝所賜,怎好負恩?”他說:“穿獸皮,勤力牧畜,是蕃人的天性。
大丈夫要為王為霸,錦绮算什麼?”在繼位之前,他曾領兵西征回鹘,連取了甘州和西涼府(并在今甘肅省河西地)。
既繼位,模仿宋朝制度,改革政府組織。
自創西夏字根,命人演成西夏文字,又命人拿來譯《孝經》《爾雅》《論語》等書。
(西夏文譯的佛經和其他西夏文書現在還有留存。
)他有蕃漢兵十五六萬,仍都興州(今甯夏省會);西取回鹘的沙、瓜、肅三州(并在今甘肅河西),東南寇宋。
他繼位之初已私自改元,第七年(公元一○三八),便正式稱帝,定國号為大夏。
此後,宋在今陝西黃河近岸、延水流域,以迄甘肅的環縣、慶陽、泾川、固原一帶的邊境上,和西夏展開四年的苦戰。
宋方的主要将帥是安陽人韓琦和蘇州人範仲淹。
範之參預這次軍事,原是由韓的舉薦,但初時二人的戰略根本不同。
韓主張集中兵力,深入進攻,一舉擊破敵主力。
他也知道這是冒險的事,但他以為“大凡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
範卻以為“承平歲久,無宿将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内(即關中),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城,清野不與大戰。
關中稍實,(敵)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
”他又主張軍事與外交并用,親自作書,勸元昊罷兵稱臣,時人多以他為怯。
慶曆元年(公元一○四一),韓琦巡邊至鎮戎軍(今甘肅固原),派兵數萬,深入敵後,窺取羊牧隆城(今甘肅隆德附近)。
所遣的統領官貪利輕進,陷入敵人的大包圍中,全軍盡覆。
兵士陣亡的,據當時邊庭低折的報告,也有一萬零三百人。
這是宋與西夏戰役中最慘的敗仗,中外為之震撼。
契丹乘這機會,蠢蠢欲動,次年便向宋朝提出割地的要求。
宋朝隻得增加歲币銀十萬兩、絹十萬匹(加原額三分之二),以為寬免割地的代價。
經這一役的教訓,韓琦隻得接受範仲淹的清野固守政策。
從此二人同心協力,作持久計。
二人皆名重一時,人心歸向,又皆号令嚴明,愛撫士卒,對近邊的羌人部落,也推誠相與,恩威并用。
士卒用命,羌人感畏,邊境漸安。
邊民為之歌唱道: 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 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 這兩位使西賊“心膽寒”“驚破膽”的大将可都不是雄赳赳的武夫,而是溫雅雍容的儒者。
那羌人尊稱為“龍圖老子”(因為他帶“龍圖閣直學士”銜)的範公,并且是一代的作手,他這時在軍中的歌詠,為宋人所傳誦的,茲錄一首如下: 塞上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
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裡,燕然未勒歸無計。
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将軍白發征夫淚。
宋朝雖守住了西北邊境,卻談不到犁庭掃穴。
因為宋取防堵的戰略,需要兵力特别多。
自對西夏用兵以來,禁軍從四十餘萬增至八十餘萬,軍隊的維持費自然照這比率增加,而戰時的非常支出還不算。
政府雖把稅收入增到無可再增(例如以較真宗景德時,商稅酒稅皆增四倍餘,鹽稅增一倍餘),仍不敷甚巨,隻得把太祖、太宗以來的儲蓄,拿來支用。
到西夏事定時,“百年之積,惟存空簿”了。
朝廷對元昊自始就沒有關閉和平的路,隻要罷兵稱臣,在相當限度内,銀絹是不吝惜的。
元昊見宋邊無隙可乘,又适值國内發生嚴重的天災,便于慶曆三年遣使來講和。
兩方所争的隻是元昊稱呼,來使所持元昊的文書自稱“男邦尼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
兀卒是他自取的名,意思是“我的祖宗”。
繼後他的文書,竟直用漢譯作“吾祖”。
但這不過是一種讨價的刁難,次年元昊便答應取消這個怪名,而對國内自稱夏國王,對宋稱臣。
宋朝則答應每年“賜”他絹十萬匹,銀七萬兩,茶四萬斤。
和議成後四年,元昊因為占奪新娶的媳婦,為其子所殺,年四十六。
三 範仲淹自從讀書應舉時,便“以天下為己任”。
他常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遠在仁宗天聖三年,即元昊僭号之前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