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開國和開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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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年南郊大禮時，都有一次“任子”的機會，每次品級最底的蔭子或孫一人，品級最高的可蔭六人，不拘宗人、外戚、門客以至“醫人”（家庭醫生）。
此外大臣緻仕時有“緻仕恩澤”，可蔭若幹人；死後有“遺表恩澤”，可蔭若幹人。
因為科舉名額之多，仕途限制之寬和恩蔭之廣，宋朝的閑職、冗官特别多，且日增無已，到後來官俸的供給竟成為财政上的大問題了。
更有一由小可以見大的優待士大夫的制度：太祖于每州創立一“公使庫”，專以款待旅行中的士大夫。
據一個曾受其惠的人的記錄：“公使庫&hellip&hellip遇過客（自然不是尋常的過客）必館置供饋&hellip&hellip使人無旅寓之歎。
此蓋古人傳食諸侯之義。
下至吏卒（随從）批支口食之類，以濟其乏食。
承平時士大夫造朝，不赍糧，節用者猶有餘以還家。
歸途禮數如前，但少損。
”太祖還有一個遠更重大的優待士大夫的立法。
他在太廟藏一傳諸子孫的密約：“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
規定以後每一皇帝于即位之前，在嚴重的儀式下，獨自開閱這誓約。
這誓約對宋代政治的影響，讀者以後将會看到。
六 宋初财政收入的詳細節目，大過繁瑣，這裡不能盡述，舉其重要的如下：（1）“兩稅”（分夏、秋兩季征納的田賦和資産稅）。
沿唐舊制，而大緻仍五代加重的額數，約為唐代的六倍。
其中田賦一項，通常每畝産谷十五石而抽一鬥（依當時度量），但因為逃稅的結果（上官冊的田隻占實墾田實額約十分之三），大多數豪強或顯達田主實納的田賦遠較上設的比率為輕。
（2）政府專賣的物品，除沿自唐季的鹽、茶、酒，沿自五代的礬外，又有自外海輸入的香料。
此外，苛稅之沿自五代的有（3）通過稅（即近代的厘金）。
每關抽貨價的百分之二（現款亦照抽）。
又有（4）身丁錢，即人頭稅。
此稅隻行于江淮以南，迄于閩廣（四川除外），因為五代以來本是如此。
這種稅的負擔，加上别的原因，使得這區域的貧民無法維持他們所不能不繼續孳生的人口，因而盛行殺嬰的習俗。
宋朝大文豪蘇東坡于這習俗，有一段很深刻的描寫。
他寫給一位鄂州知州的一封信道： 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鄂、嶽間田野小人例隻養二男一女。
過此，辄死之。
尤諱養女。
辄以冷水浸殺之。
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
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辄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
鄂人有陳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
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
比兩夕辄見，其狀甚急。
遵獨念其姊有娠将産，而意不樂多子。
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
救之得免。
這是宋朝的黃金時代的一斑。
人民除賦稅的負擔外，還有差役的負擔。
差役有四種：一是押運官物，二是督征賦稅，三是逐捕盜賊，四是在州縣衙門供使喚或管雜務。
民戶分九等，上四等服役，下五等免役。
押運（即所謂衙前）和督賦（即所謂裡正），最是苦差，當者要負賠償損失的責任，每至傾家蕩産，并且坐牢。
宋朝名将韓琦當知并州時，在一封論及役法的奏疏裡有這樣的描寫： 州縣生民之苦，無重于裡正、衙前。
兵興以來，殘剝尤甚。
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
或非分求死，以就單丁。
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
這是宋朝的黃金時代的又一斑。
在五代，一方面軍閥橫行，一方面豪強的兼并也變本加厲。
軍閥是給太祖兄弟以和平的手段解決了，但豪強的兼并并不妨礙他們的政權，所以他們也熟視無睹。
宋初豪強兼并的程度有下列幾事為證： （1）在太宗淳化四年至至道元年（公元九九三&mdash九九五）間四川成都附近發生一次貧民（也許大部分是農民）的大暴動。
他們的領袖李順的口号，據宋朝《國史》的記載，是“吾恨貧富不均，吾為汝均之”。
他們把官吏殺掉，拿來示衆。
他們把富人的财産，除了足供養家的一部分外，盡數充公，拿來赈濟貧困。
他們竟“号令嚴明，所到一無所犯”，但他們終于一敗塗地。
（2）同時在四川盛行着沿自五代的“旁戶”制度。
旁戶是隸屬于豪家的貧戶，豪家所領的旁戶，每有數千之多。
他們向領主納租外，并供領主役使，如奴隸一般。
當李順亂起時，有些豪家反率領旁戶去響應他。
後來事定，太宗想把旁戶制度廢除，終因怕引起更大的擾亂而止。
（3）同時在江淮以南迄于閩廣（即身丁錢制施行的區域），又有一沿自五代的特殊法律：佃戶非得田主的許可并給予憑證，不許遷移。
這一來，佃戶便成了附着于田土的農奴，如歐洲中古時代的情形。
這特殊的法律到太宗的孫仁宗時始行廢除。
仁宗之所以為“仁”，于此可見。
原載《思想與時代》第4期，1941年11月
此外大臣緻仕時有“緻仕恩澤”，可蔭若幹人；死後有“遺表恩澤”，可蔭若幹人。
因為科舉名額之多，仕途限制之寬和恩蔭之廣，宋朝的閑職、冗官特别多，且日增無已，到後來官俸的供給竟成為财政上的大問題了。
更有一由小可以見大的優待士大夫的制度：太祖于每州創立一“公使庫”，專以款待旅行中的士大夫。
據一個曾受其惠的人的記錄：“公使庫&hellip&hellip遇過客（自然不是尋常的過客）必館置供饋&hellip&hellip使人無旅寓之歎。
此蓋古人傳食諸侯之義。
下至吏卒（随從）批支口食之類，以濟其乏食。
承平時士大夫造朝，不赍糧，節用者猶有餘以還家。
歸途禮數如前，但少損。
”太祖還有一個遠更重大的優待士大夫的立法。
他在太廟藏一傳諸子孫的密約：“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
規定以後每一皇帝于即位之前，在嚴重的儀式下，獨自開閱這誓約。
這誓約對宋代政治的影響，讀者以後将會看到。
六 宋初财政收入的詳細節目，大過繁瑣，這裡不能盡述，舉其重要的如下：（1）“兩稅”（分夏、秋兩季征納的田賦和資産稅）。
沿唐舊制，而大緻仍五代加重的額數，約為唐代的六倍。
其中田賦一項，通常每畝産谷十五石而抽一鬥（依當時度量），但因為逃稅的結果（上官冊的田隻占實墾田實額約十分之三），大多數豪強或顯達田主實納的田賦遠較上設的比率為輕。
（2）政府專賣的物品，除沿自唐季的鹽、茶、酒，沿自五代的礬外，又有自外海輸入的香料。
此外，苛稅之沿自五代的有（3）通過稅（即近代的厘金）。
每關抽貨價的百分之二（現款亦照抽）。
又有（4）身丁錢，即人頭稅。
此稅隻行于江淮以南，迄于閩廣（四川除外），因為五代以來本是如此。
這種稅的負擔，加上别的原因，使得這區域的貧民無法維持他們所不能不繼續孳生的人口，因而盛行殺嬰的習俗。
宋朝大文豪蘇東坡于這習俗，有一段很深刻的描寫。
他寫給一位鄂州知州的一封信道： 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鄂、嶽間田野小人例隻養二男一女。
過此，辄死之。
尤諱養女。
辄以冷水浸殺之。
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
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辄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
鄂人有陳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
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
比兩夕辄見，其狀甚急。
遵獨念其姊有娠将産，而意不樂多子。
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
救之得免。
這是宋朝的黃金時代的一斑。
人民除賦稅的負擔外，還有差役的負擔。
差役有四種：一是押運官物，二是督征賦稅，三是逐捕盜賊，四是在州縣衙門供使喚或管雜務。
民戶分九等，上四等服役，下五等免役。
押運（即所謂衙前）和督賦（即所謂裡正），最是苦差，當者要負賠償損失的責任，每至傾家蕩産，并且坐牢。
宋朝名将韓琦當知并州時，在一封論及役法的奏疏裡有這樣的描寫： 州縣生民之苦，無重于裡正、衙前。
兵興以來，殘剝尤甚。
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
或非分求死，以就單丁。
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
這是宋朝的黃金時代的又一斑。
在五代，一方面軍閥橫行，一方面豪強的兼并也變本加厲。
軍閥是給太祖兄弟以和平的手段解決了，但豪強的兼并并不妨礙他們的政權，所以他們也熟視無睹。
宋初豪強兼并的程度有下列幾事為證： （1）在太宗淳化四年至至道元年（公元九九三&mdash九九五）間四川成都附近發生一次貧民（也許大部分是農民）的大暴動。
他們的領袖李順的口号，據宋朝《國史》的記載，是“吾恨貧富不均，吾為汝均之”。
他們把官吏殺掉，拿來示衆。
他們把富人的财産，除了足供養家的一部分外，盡數充公，拿來赈濟貧困。
他們竟“号令嚴明，所到一無所犯”，但他們終于一敗塗地。
（2）同時在四川盛行着沿自五代的“旁戶”制度。
旁戶是隸屬于豪家的貧戶，豪家所領的旁戶，每有數千之多。
他們向領主納租外，并供領主役使，如奴隸一般。
當李順亂起時，有些豪家反率領旁戶去響應他。
後來事定，太宗想把旁戶制度廢除，終因怕引起更大的擾亂而止。
（3）同時在江淮以南迄于閩廣（即身丁錢制施行的區域），又有一沿自五代的特殊法律：佃戶非得田主的許可并給予憑證，不許遷移。
這一來，佃戶便成了附着于田土的農奴，如歐洲中古時代的情形。
這特殊的法律到太宗的孫仁宗時始行廢除。
仁宗之所以為“仁”，于此可見。
原載《思想與時代》第4期，1941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