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南北社會之差異
關燈
小
中
大
戊戌），兩浙轉運司言：大中祥符五年，已放諸路丁身錢，而婺、秀二州尚輸錢如故。
己亥诏悉除之。
” 同上卷一七○：“（皇祐三年七月丙子），減湖南郴、永、桂陽監丁身米。
” 《宋會要·食貨一二》之一九：“（乾道九年）八月十四日&hellip&hellip诏：兩浙&hellip&hellip提舉常平官限一月取見逐州所管戶口丁數等第，每丁歲納若幹，有無科折，核實保明，攢具成冊，繳申尚書省取旨（減免）。
” 同上：“（七月十五日）知建甯府趙彥端&hellip&hellip乞将本府七縣人戶身丁錢自今以後并與蠲免。
從之。
” （3）資助産子貧戶 《宋會要·刑法二》之一四七：“（紹興）八年五月十六日，诏應州縣，鄉村第五等、坊郭第七等以下人戶，及無等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支錢四貫，于常平或免役寬剩錢内支給。
&hellip&hellip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臣僚言：&lsquo已降指揮，生男女每名支錢四貫文，于常平或免疫寬剩錢内支。
竊聞州縣免役錢所收微細，乞發義倉之粟以赈之。
&rsquo诏于見管常平義倉米内每人支米一碩。
二十年六月四日，以臣僚言，複申嚴行下。
二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以臣僚言，诏敕令作立法。
” （4）獎勵收養嬰孩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二○：“（紹興八年六月庚申），敕令所請福建路以子孫或同居缌麻以上親與人，雖異姓及不因饑貧并聽收養，即從其姓，不在取認之限，着為本路令。
其江浙、湖、廣州縣有不舉子風俗處，令憲臣體究申明，依此立法。
從之。
” 《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九：“（淳熙八年十一月甲戌，臣僚言：）在法，諸因饑貧以同居缌麻以上親與人，若遺棄而為人收養者，仍從其姓，各不在取認之限。
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
令之災荒，亦非一處，向去寒冷，棄子或多，若令災荒州縣坐上件法镂闆曉谕，使人人通知之，則無複識認之慮，而皆獲收養矣。
” 此諸法令畢竟實行至何程度，其效果若何，史無可稽。
三、南北财富分配之差異及其解釋 南宋以文學與政事著明之辛棄疾，于當世南北之社會差異，有一極重要之觀察。
《宋史》本傳載：“（棄疾）嘗謂&hellip&hellip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
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
” 吾人于此宜分别觀察與推論。
（1）南方财富之集中（即兼并之患）甚于北方，貧富之差甚于北方，此觀察所得之事實也。
（2）北方工商業（即“末作”）不發達，生活所需，多由家庭自給；南方工商業發達，生活所需多取給與市場；此亦觀察所得之事實也。
謂第（2）事為南方農民特别貧困（病農）之原因，亦即第（1）事原因，此推論也。
顧何以工商業之發達能增加農民之貧困，而造成财富之集中與貧富之钜差，此則稼軒所語焉未詳者。
又工商業何以在南方特别發達，稼軒亦無解釋。
吾人于此不禁聯想起英人勃刻爾（H.T.Buckle，略與達爾文同時之名史家）地理影響财富分配之學說。
其說有雲：地力饒裕而氣候溫燠，則食料之價廉，食料之價廉則人口之增速，人口之增速則傭值低。
夫傭力所産之分配，不出三途：一歸于傭者為傭資，一歸于業主為地租或赢赆，一歸于債主為利息。
傭值愈賤，則傭者之所獲愈少，而業主與債主之所獲愈多；故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也。
貧與賤為鄰，随傭值之低，而勞力者之社會與政治地位愈下。
此勃刻爾之說也。
我國南方地力之較北方為饒裕，氣候之較北方為溫燠，此不争之事實也。
而宋代南方出産之較富與糧價之價廉，此從政府每歲由南漕北米六百八十萬石之事實而可見，此外尚有明證：真宗景德三年五月戊辰，“三司言，富商大賈，自江淮賤市籴稻，轉至京師，坐邀厚利，請官籴十之三。
不許。
”（《長編》卷六三）故宋代南北财富分配之差異正可為上述勃刻爾學說之例證，且也，物産富、人口衆而傭價賤，正為工商發展之适宜環境，而工商業愈發達，則食利潤之業主與債主愈多，彼等所食愈豐，則貧富之差愈甚。
故辛稼軒之解釋，實可與勃刻爾之學說相通。
農奴制之特别存在于南方，殺嬰俗之特别盛行于南方，皆南方财富特别集中之應有現象也。
原載《史地雜志》第1卷第3期，1940年9月；據張蔭麟《宋史論叢》，三聯書店1956年版清校本（後因故未出版）刊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圖書館藏
己亥诏悉除之。
” 同上卷一七○：“（皇祐三年七月丙子），減湖南郴、永、桂陽監丁身米。
” 《宋會要·食貨一二》之一九：“（乾道九年）八月十四日&hellip&hellip诏：兩浙&hellip&hellip提舉常平官限一月取見逐州所管戶口丁數等第，每丁歲納若幹，有無科折，核實保明，攢具成冊，繳申尚書省取旨（減免）。
” 同上：“（七月十五日）知建甯府趙彥端&hellip&hellip乞将本府七縣人戶身丁錢自今以後并與蠲免。
從之。
” （3）資助産子貧戶 《宋會要·刑法二》之一四七：“（紹興）八年五月十六日，诏應州縣，鄉村第五等、坊郭第七等以下人戶，及無等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支錢四貫，于常平或免役寬剩錢内支給。
&hellip&hellip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臣僚言：&lsquo已降指揮，生男女每名支錢四貫文，于常平或免疫寬剩錢内支。
竊聞州縣免役錢所收微細，乞發義倉之粟以赈之。
&rsquo诏于見管常平義倉米内每人支米一碩。
二十年六月四日，以臣僚言，複申嚴行下。
二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以臣僚言，诏敕令作立法。
” （4）獎勵收養嬰孩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二○：“（紹興八年六月庚申），敕令所請福建路以子孫或同居缌麻以上親與人，雖異姓及不因饑貧并聽收養，即從其姓，不在取認之限，着為本路令。
其江浙、湖、廣州縣有不舉子風俗處，令憲臣體究申明，依此立法。
從之。
” 《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九：“（淳熙八年十一月甲戌，臣僚言：）在法，諸因饑貧以同居缌麻以上親與人，若遺棄而為人收養者，仍從其姓，各不在取認之限。
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
令之災荒，亦非一處，向去寒冷，棄子或多，若令災荒州縣坐上件法镂闆曉谕，使人人通知之，則無複識認之慮，而皆獲收養矣。
” 此諸法令畢竟實行至何程度，其效果若何，史無可稽。
三、南北财富分配之差異及其解釋 南宋以文學與政事著明之辛棄疾，于當世南北之社會差異，有一極重要之觀察。
《宋史》本傳載：“（棄疾）嘗謂&hellip&hellip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
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
” 吾人于此宜分别觀察與推論。
（1）南方财富之集中（即兼并之患）甚于北方，貧富之差甚于北方，此觀察所得之事實也。
（2）北方工商業（即“末作”）不發達，生活所需，多由家庭自給；南方工商業發達，生活所需多取給與市場；此亦觀察所得之事實也。
謂第（2）事為南方農民特别貧困（病農）之原因，亦即第（1）事原因，此推論也。
顧何以工商業之發達能增加農民之貧困，而造成财富之集中與貧富之钜差，此則稼軒所語焉未詳者。
又工商業何以在南方特别發達，稼軒亦無解釋。
吾人于此不禁聯想起英人勃刻爾（H.T.Buckle，略與達爾文同時之名史家）地理影響财富分配之學說。
其說有雲：地力饒裕而氣候溫燠，則食料之價廉，食料之價廉則人口之增速，人口之增速則傭值低。
夫傭力所産之分配，不出三途：一歸于傭者為傭資，一歸于業主為地租或赢赆，一歸于債主為利息。
傭值愈賤，則傭者之所獲愈少，而業主與債主之所獲愈多；故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也。
貧與賤為鄰，随傭值之低，而勞力者之社會與政治地位愈下。
此勃刻爾之說也。
我國南方地力之較北方為饒裕，氣候之較北方為溫燠，此不争之事實也。
而宋代南方出産之較富與糧價之價廉，此從政府每歲由南漕北米六百八十萬石之事實而可見，此外尚有明證：真宗景德三年五月戊辰，“三司言，富商大賈，自江淮賤市籴稻，轉至京師，坐邀厚利，請官籴十之三。
不許。
”（《長編》卷六三）故宋代南北财富分配之差異正可為上述勃刻爾學說之例證，且也，物産富、人口衆而傭價賤，正為工商發展之适宜環境，而工商業愈發達，則食利潤之業主與債主愈多，彼等所食愈豐，則貧富之差愈甚。
故辛稼軒之解釋，實可與勃刻爾之學說相通。
農奴制之特别存在于南方，殺嬰俗之特别盛行于南方，皆南方财富特别集中之應有現象也。
原載《史地雜志》第1卷第3期，1940年9月；據張蔭麟《宋史論叢》，三聯書店1956年版清校本（後因故未出版）刊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圖書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