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南北社會之差異
關燈
小
中
大
持不恤之說，虐用其民，為國斂怨。
民被其毒，無所赴愬，一身不恤，惶恤其他。
臣嘗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絹（&lsquo丁鹽絹&rsquo乃一種&lsquo人頭稅&rsquo，本用鹽納，後折絹，隻行于兩浙、福建、荊湖南北路及廣南東西路），最為疾苦。
蓋為其子成丁，則出絹，終其身不可免。
愚民甯殺子，不欲輸絹。
” 《宋會要·食貨一二》之一九：“（乾道九年）八月十四日，宰執進呈兩浙諸州丁鹽絹數。
上曰：&lsquo範成大謂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
&rsquo虞允文奏曰：&lsquo誠有之。
但諸州縣丁絹尺寸多少各不等。
&hellip&hellip&rsquo于是诏：兩浙州軍人戶身丁鹽錢折納絹數内，紹興府、湖、處州比之他州最重&hellip&hellip民戶避免，至于生子不舉。
&hellip&hellip” 同上：“（乾道九年）七月十五日，直寶文閣知建甯府趙彥端言：生子孫而殺之者&hellip&hellip蓋民貧累衆，無力贍給；年方至丁，複有輸納身丁之患。
&hellip&hellip” 宋鄭瑤、景定《嚴州志》：“前志載&hellip&hellip淳熙丙午&hellip&hellip丁一十七萬五千九百有三。
蓋昔者丁錢未蠲，民苦重賦，故生子有不舉。
自乾道五年張宣公知州抗疏祈免，奉旨減免有差。
至淳熙丁口之數，比紹興增凡六萬四千五百有九。
開禧元年十二月，禦筆盡免兩浙身丁錢。
&hellip&hellip今&hellip&hellip口凡三十二萬九千二百有六，比淳熙之數增益。
” （2）有謂由于婚葬之浩費者 《宋會要·刑法二》之五六：“（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臣僚言：&lsquo福建愚俗，溺子不育。
&hellip&hellip究其弊源，蓋緣福建路厚其婚葬。
至如殡葬&hellip&hellip供祭羅列，焚獻之物，創新缯帛。
裡闾之間，不問知識，盡行送禮。
不顧父母具存，藏兇服以待送葬之用。
利赴兇齋，意在所得，使遭喪者所費浩瀚。
&hellip&hellip&rsquo” 又上引《系年要錄》紹興七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雲：“愚民甯殺子，不欲輸絹，又資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舉。
” （3）有謂由于淫祀者 《宋會要·刑法二》之四九：“（大觀三年）五月十九日，臣僚言：&lsquo伏見福建路風俗，尅意事佛，樂供好施，休咎問僧，每多淫祀，故民間衣食因此未及豐足。
&hellip&hellip家産&hellip&hellip分割之後，繼出嗣續，不及襁褓一切殺溺。
&rsquo&hellip&hellip” 按以上三說皆用以解釋局部之殺嬰事實，然未能解釋殺嬰俗普遍盛行于南方之事實。
身丁錢之重，婚喪之侈，及佞佛淫祀，就如說者所言，皆非普遍于江淮以南之現象也。
即就局部之事實言，三說亦非窮源探本之論。
殺嬰之直接原因，為生産之家患口多為累。
而所以患口多為累之故，則甚複雜。
要而論之，患口多為累而至于殺嬰之家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其生活标準已達最低可能之限度，無法減低其生活标準以供養增加之人口，即所謂“貧乏下戶”是也。
第二類，其生活标準本未達于最低限度，而不願過于減低其生活标準（婚葬之費、淫祀之費，皆構成生活标準之一部分原素），以供養增加之人口。
士大夫家之殺嬰者，屬于此類。
由上引之文證觀之，由事理測之，大多數殺嬰之家當為“貧乏下戶”。
而如此“貧乏下戶”之階級之存在而且衆多，則為社會富力之分配問題。
至于身丁錢之特重，隻是其局部之助長因，而非其普遍之主因也。
殺嬰俗之特盛于江淮以南，而無聞于江淮以北者，可見南方之貧者較北方之貧者為更貧而且衆，換言之，即南方富力之分配較北方更為不均也。
此推論下文将證實之。
宋人對于殺嬰俗除嚴設法禁外，尚有種種救濟之法： （1）限制婚喪禮 《宋會要·刑法二》之五六至五七：“（政和二年）四月&hellip&hellip禮部看詳：&lsquo福建路婚葬豐厚等條已有施行外，今重别拟定下項：諸父母存，非本宗及内外有服親而辄兇服送喪（受雇行喪人非）&hellip&hellip者&hellip&hellip杖六十。
&rsquo從之。
” （2）減免身丁錢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三月
民被其毒，無所赴愬，一身不恤，惶恤其他。
臣嘗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絹（&lsquo丁鹽絹&rsquo乃一種&lsquo人頭稅&rsquo，本用鹽納，後折絹，隻行于兩浙、福建、荊湖南北路及廣南東西路），最為疾苦。
蓋為其子成丁，則出絹，終其身不可免。
愚民甯殺子，不欲輸絹。
” 《宋會要·食貨一二》之一九：“（乾道九年）八月十四日，宰執進呈兩浙諸州丁鹽絹數。
上曰：&lsquo範成大謂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
&rsquo虞允文奏曰：&lsquo誠有之。
但諸州縣丁絹尺寸多少各不等。
&hellip&hellip&rsquo于是诏：兩浙州軍人戶身丁鹽錢折納絹數内，紹興府、湖、處州比之他州最重&hellip&hellip民戶避免，至于生子不舉。
&hellip&hellip” 同上：“（乾道九年）七月十五日，直寶文閣知建甯府趙彥端言：生子孫而殺之者&hellip&hellip蓋民貧累衆，無力贍給；年方至丁，複有輸納身丁之患。
&hellip&hellip” 宋鄭瑤、景定《嚴州志》：“前志載&hellip&hellip淳熙丙午&hellip&hellip丁一十七萬五千九百有三。
蓋昔者丁錢未蠲，民苦重賦，故生子有不舉。
自乾道五年張宣公知州抗疏祈免，奉旨減免有差。
至淳熙丁口之數，比紹興增凡六萬四千五百有九。
開禧元年十二月，禦筆盡免兩浙身丁錢。
&hellip&hellip今&hellip&hellip口凡三十二萬九千二百有六，比淳熙之數增益。
” （2）有謂由于婚葬之浩費者 《宋會要·刑法二》之五六：“（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臣僚言：&lsquo福建愚俗，溺子不育。
&hellip&hellip究其弊源，蓋緣福建路厚其婚葬。
至如殡葬&hellip&hellip供祭羅列，焚獻之物，創新缯帛。
裡闾之間，不問知識，盡行送禮。
不顧父母具存，藏兇服以待送葬之用。
利赴兇齋，意在所得，使遭喪者所費浩瀚。
&hellip&hellip&rsquo” 又上引《系年要錄》紹興七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雲：“愚民甯殺子，不欲輸絹，又資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舉。
” （3）有謂由于淫祀者 《宋會要·刑法二》之四九：“（大觀三年）五月十九日，臣僚言：&lsquo伏見福建路風俗，尅意事佛，樂供好施，休咎問僧，每多淫祀，故民間衣食因此未及豐足。
&hellip&hellip家産&hellip&hellip分割之後，繼出嗣續，不及襁褓一切殺溺。
&rsquo&hellip&hellip” 按以上三說皆用以解釋局部之殺嬰事實，然未能解釋殺嬰俗普遍盛行于南方之事實。
身丁錢之重，婚喪之侈，及佞佛淫祀，就如說者所言，皆非普遍于江淮以南之現象也。
即就局部之事實言，三說亦非窮源探本之論。
殺嬰之直接原因，為生産之家患口多為累。
而所以患口多為累之故，則甚複雜。
要而論之，患口多為累而至于殺嬰之家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其生活标準已達最低可能之限度，無法減低其生活标準以供養增加之人口，即所謂“貧乏下戶”是也。
第二類，其生活标準本未達于最低限度，而不願過于減低其生活标準（婚葬之費、淫祀之費，皆構成生活标準之一部分原素），以供養增加之人口。
士大夫家之殺嬰者，屬于此類。
由上引之文證觀之，由事理測之，大多數殺嬰之家當為“貧乏下戶”。
而如此“貧乏下戶”之階級之存在而且衆多，則為社會富力之分配問題。
至于身丁錢之特重，隻是其局部之助長因，而非其普遍之主因也。
殺嬰俗之特盛于江淮以南，而無聞于江淮以北者，可見南方之貧者較北方之貧者為更貧而且衆，換言之，即南方富力之分配較北方更為不均也。
此推論下文将證實之。
宋人對于殺嬰俗除嚴設法禁外，尚有種種救濟之法： （1）限制婚喪禮 《宋會要·刑法二》之五六至五七：“（政和二年）四月&hellip&hellip禮部看詳：&lsquo福建路婚葬豐厚等條已有施行外，今重别拟定下項：諸父母存，非本宗及内外有服親而辄兇服送喪（受雇行喪人非）&hellip&hellip者&hellip&hellip杖六十。
&rsquo從之。
” （2）減免身丁錢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