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南北社會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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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之一九：“（孝宗乾道九年）七月十五日&hellip&hellip上曰：&lsquo範成大謂處州&hellip&hellip有不舉子之風。
&rsquo虞允文曰：&lsquo誠有之&hellip&hellip&rsquo诏曰：兩浙&hellip&hellip紹興府湖、處州&hellip&hellip生子不舉，有傷風化。
&hellip&hellip” （5）福建路之證（按：宋代殺嬰俗在福建路最盛，故宋人之記載與論列亦最多。
） 《宋史》卷四五九《魏掞之傳》：“建（州）俗生子多不舉。
（掞之）為文以戒，全活者甚衆。
” 《麈史》卷上《惠政門》：“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赀産不足以贍也。
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産即溺之，謂之洗兒。
建、劍尤甚。
四明俞偉仲寬宰劍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谕勸其鄉人，無得殺子。
歲月間，活者以千計。
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
&hellip&hellip朝廷嘉之。
&hellip&hellip複為立法推行一路。
&hellip&hellip予（《麈史》撰者王得臣，嘉祐四年進士）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于郊。
” 同上卷下《風俗門》：“閩中生子既多不舉，其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為息。
異日族人無出，族女争訟無虛日。
予漕本路，決其獄，日不下數人。
夫殺己子以至于後世訟獄不已，豈非天戒欤？” 《孫公談圃》卷中：“閩中唯建、劍、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
” 《宋會要·刑法二》之四九：“（大觀三年）五月十九日，臣僚言：&lsquo伏見福建路風俗&hellip&hellip家産計其所有，父母生存，男女共議，私相分割為主，與父母均之。
既分割之後，繼生嗣續，不及襁褓，一切殺溺。
俚語謂之薅子。
&hellip&hellip建州尤甚，曾未禁止。
伏乞立法施行。
&rsquo上批：&lsquo遠方愚俗，殘忍薄惡，莫此之甚，有害風教，當行禁止。
&rsquo” 同上《刑法二》之五六：“（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臣僚言：&lsquo福建愚俗，溺子不育，已立禁賞。
頑愚村鄉習以為常，鄰保親族皆與之隐。
州縣勘鞫，告者認妄。
&hellip&hellip&rsquo” （6）廣南東西路之證 《宋會要·刑法二》之一四七：“（紹興五年）閏二月九日，臣僚言：&lsquo不收養子孫，二廣尤甚。
&rsquo诏其赅載不盡路分，依兩浙等路見行條法。
” 在以上關于殺嬰俗之文獻中，凡政府之禁令，公私之論列，皆不及于江淮以北及四川。
知此等地域尚無殺嬰之俗，或雖有而未盛行至于成為嚴重之社會問題也。
又從此諸文獻，可知宋至徽宗時，朝廷始留意于殺嬰俗之防禁。
徽宗一朝，關于此俗，何啻三令五申。
高宗初都南服，朝廷對于此俗，聞見益習，關懷益切，故論奏及诏谕亦更繁。
其後孝宗、光宗、甯宗三朝亦不斷重申舊禁。
然上文隻及于直接防禁之建議與法令耳，至間接補救之建議與法令，在此五朝，亦多有之，下文更詳。
甯宗以後，文獻無征，非此俗遂絕也，殆若非因載籍殘阙，即因朝廷鑒于過去法令之無效，轉持放任态度耳。
宋代名臣，其初生時，為人從“薅子”盤中拯出者，以作者所知，亦有三人。
一為章得象，一為章惇，皆北宋人；一為胡寅，南宋人。
《孫公談圃》卷中：“章郇公（得象），建州人，生時家妪将不舉。
凡滅燭而複明者三。
&hellip&hellip家人懼甚，遂收養之。
” 《道山清話》：“（章子厚惇，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為人救止。
其後朝士頗聞其事。
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lsquo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rsquo之語。
子厚為其譏己也，頗不樂。
” 又據《齊東野語》卷六：“（胡緻堂寅），文定公安國之庶子也。
将生，欲不舉。
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溺将死矣，遂抱以為己子。
” 由此可見殺嬰之事不僅限于“貧乏下戶”，士大夫家亦有為之者。
關于殺嬰俗盛行之原因，宋人議論紛歧。
綜而觀之，凡有三說： （1）有謂由于賦斂之重者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一七：“（紹興七年十二月庚申），禮部尚書（劉大中）言：浙東之民有不舉子者。
蓋自艱難以來，奸臣
&rsquo虞允文曰：&lsquo誠有之&hellip&hellip&rsquo诏曰：兩浙&hellip&hellip紹興府湖、處州&hellip&hellip生子不舉，有傷風化。
&hellip&hellip” （5）福建路之證（按：宋代殺嬰俗在福建路最盛，故宋人之記載與論列亦最多。
） 《宋史》卷四五九《魏掞之傳》：“建（州）俗生子多不舉。
（掞之）為文以戒，全活者甚衆。
” 《麈史》卷上《惠政門》：“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赀産不足以贍也。
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産即溺之，謂之洗兒。
建、劍尤甚。
四明俞偉仲寬宰劍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谕勸其鄉人，無得殺子。
歲月間，活者以千計。
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
&hellip&hellip朝廷嘉之。
&hellip&hellip複為立法推行一路。
&hellip&hellip予（《麈史》撰者王得臣，嘉祐四年進士）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于郊。
” 同上卷下《風俗門》：“閩中生子既多不舉，其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為息。
異日族人無出，族女争訟無虛日。
予漕本路，決其獄，日不下數人。
夫殺己子以至于後世訟獄不已，豈非天戒欤？” 《孫公談圃》卷中：“閩中唯建、劍、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
” 《宋會要·刑法二》之四九：“（大觀三年）五月十九日，臣僚言：&lsquo伏見福建路風俗&hellip&hellip家産計其所有，父母生存，男女共議，私相分割為主，與父母均之。
既分割之後，繼生嗣續，不及襁褓，一切殺溺。
俚語謂之薅子。
&hellip&hellip建州尤甚，曾未禁止。
伏乞立法施行。
&rsquo上批：&lsquo遠方愚俗，殘忍薄惡，莫此之甚，有害風教，當行禁止。
&rsquo” 同上《刑法二》之五六：“（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臣僚言：&lsquo福建愚俗，溺子不育，已立禁賞。
頑愚村鄉習以為常，鄰保親族皆與之隐。
州縣勘鞫，告者認妄。
&hellip&hellip&rsquo” （6）廣南東西路之證 《宋會要·刑法二》之一四七：“（紹興五年）閏二月九日，臣僚言：&lsquo不收養子孫，二廣尤甚。
&rsquo诏其赅載不盡路分，依兩浙等路見行條法。
” 在以上關于殺嬰俗之文獻中，凡政府之禁令，公私之論列，皆不及于江淮以北及四川。
知此等地域尚無殺嬰之俗，或雖有而未盛行至于成為嚴重之社會問題也。
又從此諸文獻，可知宋至徽宗時，朝廷始留意于殺嬰俗之防禁。
徽宗一朝，關于此俗，何啻三令五申。
高宗初都南服，朝廷對于此俗，聞見益習，關懷益切，故論奏及诏谕亦更繁。
其後孝宗、光宗、甯宗三朝亦不斷重申舊禁。
然上文隻及于直接防禁之建議與法令耳，至間接補救之建議與法令，在此五朝，亦多有之，下文更詳。
甯宗以後，文獻無征，非此俗遂絕也，殆若非因載籍殘阙，即因朝廷鑒于過去法令之無效，轉持放任态度耳。
宋代名臣，其初生時，為人從“薅子”盤中拯出者，以作者所知，亦有三人。
一為章得象，一為章惇，皆北宋人；一為胡寅，南宋人。
《孫公談圃》卷中：“章郇公（得象），建州人，生時家妪将不舉。
凡滅燭而複明者三。
&hellip&hellip家人懼甚，遂收養之。
” 《道山清話》：“（章子厚惇，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為人救止。
其後朝士頗聞其事。
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lsquo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rsquo之語。
子厚為其譏己也，頗不樂。
” 又據《齊東野語》卷六：“（胡緻堂寅），文定公安國之庶子也。
将生，欲不舉。
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溺将死矣，遂抱以為己子。
” 由此可見殺嬰之事不僅限于“貧乏下戶”，士大夫家亦有為之者。
關于殺嬰俗盛行之原因，宋人議論紛歧。
綜而觀之，凡有三說： （1）有謂由于賦斂之重者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一七：“（紹興七年十二月庚申），禮部尚書（劉大中）言：浙東之民有不舉子者。
蓋自艱難以來，奸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