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南北社會之差異
關燈
小
中
大
以我國曆史所涉地理範圍之廣漠，在每一時代，各地域之社會狀況恒差異甚巨。
故研究一時代之社會史，首須注重各地域之特色。
近來述國史者每喜談某時代之社會，然類皆摭拾片段，而不明著其地域之限制，一若以概全國者焉，于顯真之義，殊有未盡。
茲舉宋代南方與北方之若幹重大社會差異，以為上說之例證。
一、農奴制度之存在于南方 事有出乎史家意想之外者。
至少在北宋，農奴制度在江淮以南，西迄四川，東迄閩浙，猶有普遍之存在。
《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二四載： （仁宗天聖五年）十一月，诏江淮、兩浙、荊湖（即今兩湖）、福建、廣南（即今兩廣）州軍。
舊條，私下分田客非時不得起移，如主人發遣，給與憑由，方許别往。
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
自今後，客戶起移，更不取主人憑由，須每田收田畢日，商量去住，各取穩便，即不得非時衷私起移。
如是主人非理攔占，許經縣論詳。
佃戶非經田主許可，并給與憑證，不得自由遷移，是即附着于田土之農奴也。
诏書以“舊條”為言，明此制得法律之承認也。
诏書許以後被锢之佃戶“經縣論詳”，明以前被锢之佃戶無此權利也。
此“舊條”不知起于何時，在漢以後、唐以前無聞，殆起于唐末五代；當此分崩離析、上無道揆之世，豪強地主，遂得專威，浸假而成為法律也。
诏書僅涉及江淮以南諸路，明江淮以北無此制也。
仁宗此诏乃解放南方農奴之一大社會改革，亦宋初一大惠政，而《宋史》及李焘《長編》均不載。
其他宋人記載，以作者所知，亦無道及者。
不有最近《宋會要》之重現于世，此事不幾何與時俱湮？ 仁宗之诏書未提及四川。
然農奴制度在北宋初之曾存在于四川，别有證據。
農奴制之在四川似比較不普遍，惟田主對于農奴之權力則更大，直成為事實上之統治者。
《宋史》卷三○四《劉師道傳》載： 川陝（峽字當是峽字之訛，參看下引《宋會要》）豪民多旁戶，以小民役屬（者）為佃客，使之如奴隸，家或數十戶（《太宗實錄》《宋會要·刑法二》之五均作千）。
凡租調庸斂，悉佃客承之。
時有言李順之亂，皆旁戶鸠集，請釋旁戶。
《宋會要·刑法二》記此事更詳，文雲： （太宗）至道二年八月&hellip&hellip诏制置劍南、峽路諸州旁戶。
先是巴庸民以财力相君，每富人家役屬至數千戶。
小民歲輸租庸，亦甚以為便。
上言者以為兩川兆亂，職豪民嘯聚旁戶之由也。
遂下诏令州縣責任鄉豪，更相統制。
三年能肅靜寇盜，民庶安堵者，并以其豪補州縣職以勸之。
遣職方員外郎時載、監察禦史劉師道，乘傳赍诏書谕旨。
既而載等複奏，旁戶素役屬豪民，皆相承數世；一旦更以他帥領之，恐人心遂擾，因生它變。
上然之，其事遂寝。
“旁戶”為田主“役屬&hellip&hellip如奴隸&hellip&hellip凡租調庸斂悉（佃客）承之”，且“皆相承數世”，其為農奴無疑。
從彼等“相承數世”之事實推之，可知四川之旁戶制度至遲當起唐末。
太宗初下诏，令“州縣責任鄉豪，更相統制”雲者，意謂使旁戶盡皆易主，而田主與旁戶之關系仍舊保存。
故時等以“一旦更易他帥，恐人心遂擾，因生它變”為言。
從太宗改革旁戶制之困難，可知此制之存在于四川，範圍蓋甚廣泛，其非三數州府之特殊情形可斷言也。
李順之亂為太宗初年一大變，餘嘗為文考之（見《清華學報》）。
當時未知其與旁戶之關系，及讀《宋史·劉師道傳》“李順之亂皆旁戶鸠集”之語，初疑此為農奴反抗田主之起事，頗合于近時治社會史者所喜談之“農民暴動”。
及讀《會要》“兩川兆亂，職豪民嘯聚旁戶之由”，乃知以前涉想之非。
此“豪民”二字之增減，遂予讀者以完全不同之印象。
乃知于史文言外推論之難而不容苟也。
蓋四川地力頗豐，田主對旁戶租庸調之征殆尚比較上不甚苛，而旁戶一方面又資田主之保護，用能彼此相安。
故太宗于旁戶制之廢除，并不感急切；其後仁宗解放南方之農奴而不及四川之旁戶者，殆亦以此故，而非由此時四川旁戶制已消滅也。
然太宗以後四川旁戶之曆史于載籍無征。
二、殺嬰習俗之盛行于南方 宋代有一嚴重之社會病态，特盛于南方，即殺嬰之習俗是也。
其時間亘南北兩宋，其地域遍及于江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及閩浙、兩廣。
政府雖嚴設法禁，力謀救濟，終不能止。
茲将此事之史證列舉于下： （1）統括數路之證 《宋會要·刑法二》之五十：“（徽宗大觀三年
故研究一時代之社會史，首須注重各地域之特色。
近來述國史者每喜談某時代之社會，然類皆摭拾片段，而不明著其地域之限制，一若以概全國者焉，于顯真之義，殊有未盡。
茲舉宋代南方與北方之若幹重大社會差異，以為上說之例證。
一、農奴制度之存在于南方 事有出乎史家意想之外者。
至少在北宋，農奴制度在江淮以南，西迄四川，東迄閩浙，猶有普遍之存在。
《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二四載： （仁宗天聖五年）十一月，诏江淮、兩浙、荊湖（即今兩湖）、福建、廣南（即今兩廣）州軍。
舊條，私下分田客非時不得起移，如主人發遣，給與憑由，方許别往。
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
自今後，客戶起移，更不取主人憑由，須每田收田畢日，商量去住，各取穩便，即不得非時衷私起移。
如是主人非理攔占，許經縣論詳。
佃戶非經田主許可，并給與憑證，不得自由遷移，是即附着于田土之農奴也。
诏書以“舊條”為言，明此制得法律之承認也。
诏書許以後被锢之佃戶“經縣論詳”，明以前被锢之佃戶無此權利也。
此“舊條”不知起于何時，在漢以後、唐以前無聞，殆起于唐末五代；當此分崩離析、上無道揆之世，豪強地主，遂得專威，浸假而成為法律也。
诏書僅涉及江淮以南諸路，明江淮以北無此制也。
仁宗此诏乃解放南方農奴之一大社會改革，亦宋初一大惠政，而《宋史》及李焘《長編》均不載。
其他宋人記載，以作者所知，亦無道及者。
不有最近《宋會要》之重現于世，此事不幾何與時俱湮？ 仁宗之诏書未提及四川。
然農奴制度在北宋初之曾存在于四川，别有證據。
農奴制之在四川似比較不普遍，惟田主對于農奴之權力則更大，直成為事實上之統治者。
《宋史》卷三○四《劉師道傳》載： 川陝（峽字當是峽字之訛，參看下引《宋會要》）豪民多旁戶，以小民役屬（者）為佃客，使之如奴隸，家或數十戶（《太宗實錄》《宋會要·刑法二》之五均作千）。
凡租調庸斂，悉佃客承之。
時有言李順之亂，皆旁戶鸠集，請釋旁戶。
《宋會要·刑法二》記此事更詳，文雲： （太宗）至道二年八月&hellip&hellip诏制置劍南、峽路諸州旁戶。
先是巴庸民以财力相君，每富人家役屬至數千戶。
小民歲輸租庸，亦甚以為便。
上言者以為兩川兆亂，職豪民嘯聚旁戶之由也。
遂下诏令州縣責任鄉豪，更相統制。
三年能肅靜寇盜，民庶安堵者，并以其豪補州縣職以勸之。
遣職方員外郎時載、監察禦史劉師道，乘傳赍诏書谕旨。
既而載等複奏，旁戶素役屬豪民，皆相承數世；一旦更以他帥領之，恐人心遂擾，因生它變。
上然之，其事遂寝。
“旁戶”為田主“役屬&hellip&hellip如奴隸&hellip&hellip凡租調庸斂悉（佃客）承之”，且“皆相承數世”，其為農奴無疑。
從彼等“相承數世”之事實推之，可知四川之旁戶制度至遲當起唐末。
太宗初下诏，令“州縣責任鄉豪，更相統制”雲者，意謂使旁戶盡皆易主，而田主與旁戶之關系仍舊保存。
故時等以“一旦更易他帥，恐人心遂擾，因生它變”為言。
從太宗改革旁戶制之困難，可知此制之存在于四川，範圍蓋甚廣泛，其非三數州府之特殊情形可斷言也。
李順之亂為太宗初年一大變，餘嘗為文考之（見《清華學報》）。
當時未知其與旁戶之關系，及讀《宋史·劉師道傳》“李順之亂皆旁戶鸠集”之語，初疑此為農奴反抗田主之起事，頗合于近時治社會史者所喜談之“農民暴動”。
及讀《會要》“兩川兆亂，職豪民嘯聚旁戶之由”，乃知以前涉想之非。
此“豪民”二字之增減，遂予讀者以完全不同之印象。
乃知于史文言外推論之難而不容苟也。
蓋四川地力頗豐，田主對旁戶租庸調之征殆尚比較上不甚苛，而旁戶一方面又資田主之保護，用能彼此相安。
故太宗于旁戶制之廢除，并不感急切；其後仁宗解放南方之農奴而不及四川之旁戶者，殆亦以此故，而非由此時四川旁戶制已消滅也。
然太宗以後四川旁戶之曆史于載籍無征。
二、殺嬰習俗之盛行于南方 宋代有一嚴重之社會病态，特盛于南方，即殺嬰之習俗是也。
其時間亘南北兩宋，其地域遍及于江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及閩浙、兩廣。
政府雖嚴設法禁，力謀救濟，終不能止。
茲将此事之史證列舉于下： （1）統括數路之證 《宋會要·刑法二》之五十：“（徽宗大觀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