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亡國史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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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
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财；問之版曹，版曹無财；問之饷司，饷司無财。
自歲币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為軍食計者。
”（《本集》三）蓋宋季之民生與财政狀況，已使大規模之擴張軍備，為不可能，說詳次節。
（下）宋季之民生與國計 宋季民生國計上有三大事：曰土地之集中于貴勢之家，曰楮币（即紙币）之濫發而低折，曰“和籴”“和買”之病民。
（1）初仁宗時曾诏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将吏應複役者毋過十五頃，（按：蓋公卿占田不得過三十頃，武官占田不限，惟其田之免役者限十五頃；故牙前将吏下特著&lsquo應複役者&rsquo四字，而公卿下不著。
）止一州之内。
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
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蔔葬者牽于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
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
後承平浸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冒僞，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
而官戶田例免差科。
政和中，乃诏品官限田，一品百頃，以差降殺，至九品為十畝；限外之數，并同編戶差科”（《宋史·食貨志》上一）。
南渡後，官戶田之優待廢。
紹興二年戶部侍郎柳約請複政和之制不果（《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十一）。
然其後官戶田不僅回複政和間之優待，且全免役，故理宗時孫夢觀進講，謂：“朝廷固嘗随官品以定頃畝之限，出于所限者仍同編戶；今固未嘗過而問之。
”（孫夢觀《雪窗文集》二） 紹興二年柳約之請複限田制也，右司谏方孟卿議之曰：“今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而占田過數者極少。
若以格令免科需，則專取于民，必緻重困。
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體國，豈可厚享占田之利？”（《中興兩朝聖政》十一）方孟卿之言無意中洩露南宋初年土地分配之概況。
其所言及之狀況，自以南宋之境域為限。
“占田過數（一百頃以下之數）者極少”，非因爾時之地主有取于中庸之道也，其故似别有在。
在過去一階段之中國社會，大地主階級自以官戶為主體。
故愈近政治之中心則官戶愈多，而兼并亦愈烈。
北宋時代，江、淮以南兼并之烈，自當遜于大河兩岸。
當南宋初年，此之情況，不能即大有改變，蓋新朝之統治者在播遷之餘，尚少求田問舍之暇也。
然即如此，官戶田已居郡縣之半矣。
在南宋初年占田逾百頃者尚少，至南宋末年則百頃之田主已無足齒數矣。
理宗時，孫夢觀進講，言“迩來乘富貴之資力者，或奪人之田以為己物；阡陌繩聯，彌望千裡；囷倉星列，奚啻萬斯”（《雪窗文集》二）。
而理宗端平元年，劉克莊在奏牍中描寫富貴家之财産尤為具體。
彼等“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連亘數路（按：路為宋代最大之行政區域，有大于現今一省者）之阡陌，歲入（租）号百萬斛，為&lsquo開辟以來未之有者&rsquo”（《劉克莊集》五一）。
其後淳祐（理宗）六年，謝方叔亦奏言：“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
”方叔更推原兼并促成之因曰：“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産于巨室，以規免役。
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
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
”（《宋史·食貨志》上一） 劉克莊、謝方叔皆言巨室有每歲收租至一百萬斛者。
當時歲租一百萬斛之田，為畝幾何？于此吾人得作一頗有趣之考據。
理宗景定四年侍禦史陳堯道等言：“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
”（《宋史·食貨志》上一）以比例推之，則歲入百萬斛之田為一百四十三萬畝而弱，即一萬四千三百頃而弱，為政和限田最高度之一百四十三倍。
官戶田在南宋已占郡縣之半；至南宋末，更當遠逾于此。
其精密之比率雖不可知，然兩浙及江南東、西三路（約等于今浙江、江蘇、江西三省），在宋季土地集中之情形，吾人尚可得更親切之印象。
據景定四年陳堯道等之估計，此三路逾限之田有三千萬畝（《宋史·食貨志》上一）。
其占田逾限之地主在限内所有之田共得若幹，史無明文，試從低假定為限外之半，則集中于彼等手之田地已有四千五百萬畝，彼等尚非三路中一切大地主也。
訖今江西、浙江二省已墾之田各不過四千一二百萬畝耳。
（2）楮币雖源于唐之飛錢，然飛錢之性質僅如近世之彙票，直接為交易媒介之楮币似創于宋。
真宋時始行于蜀之民間，不久政府即收其發行之權而專之，更推行于他地。
南宋初楮币之用始廣；至南宋末，中國已成一楮币世界矣。
甯宗開禧以後，楮币發行之數量，今可考者列表如下（表中所列蓋僅中央發行之數，其四川、兩淮、湖廣發行之數似尚不在内）： 甯宗開禧間 一萬四千餘萬貫 據戴埴《鼠璞》上 甯宗嘉定間 二萬三千餘萬貫 據同前 理宗紹定六年 三萬二千餘萬貫 據同前，參《宋史·食貨志》 理宗淳祐六年 六萬五千餘萬貫 據《雪窗文集》一 觀上表可知從紹定六年至淳祐六年（一二三三&mdash一二四六）之十三年間，楮币突增加一倍以上。
其後增加之數雖不可考，然以其時财政艱窘之情形推之，增加之率隻有更速。
楮币既濫發，而政府不能盡量兌現，即兌現亦不十足；且賦稅之繳納又不能全用楮币（大抵楮錢各半），其低折乃勢所必然。
理、度兩朝楮币低折之實數，史無明文，然從其前後之情形推之，略亦可見。
甯宗開禧間“朝廷始诏江、浙諸道，（每貫）必以七百七十行用，（折扣）終非令之所能禁。
嘉定初頓損其半”（《鼠璞》上，《楮券源流條》）。
及宋亡十餘年後，楮币遂“有觀音鈔、畫鈔、折腰鈔、波鈔，爊不爛之說。
觀音鈔，描不成，畫不就，如觀音貌美也。
畫者如畫也。
折腰者折半用也。
波者俗言急走，謂不樂受即走去也。
爊不爛者如碎絮筋查也”（《靜齋至正直記》一）。
理、度時之情形當去此不遠。
（孫夢觀
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财；問之版曹，版曹無财；問之饷司，饷司無财。
自歲币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為軍食計者。
”（《本集》三）蓋宋季之民生與财政狀況，已使大規模之擴張軍備，為不可能，說詳次節。
（下）宋季之民生與國計 宋季民生國計上有三大事：曰土地之集中于貴勢之家，曰楮币（即紙币）之濫發而低折，曰“和籴”“和買”之病民。
（1）初仁宗時曾诏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将吏應複役者毋過十五頃，（按：蓋公卿占田不得過三十頃，武官占田不限，惟其田之免役者限十五頃；故牙前将吏下特著&lsquo應複役者&rsquo四字，而公卿下不著。
）止一州之内。
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
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蔔葬者牽于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
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
後承平浸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冒僞，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
而官戶田例免差科。
政和中，乃诏品官限田，一品百頃，以差降殺，至九品為十畝；限外之數，并同編戶差科”（《宋史·食貨志》上一）。
南渡後，官戶田之優待廢。
紹興二年戶部侍郎柳約請複政和之制不果（《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十一）。
然其後官戶田不僅回複政和間之優待，且全免役，故理宗時孫夢觀進講，謂：“朝廷固嘗随官品以定頃畝之限，出于所限者仍同編戶；今固未嘗過而問之。
”（孫夢觀《雪窗文集》二） 紹興二年柳約之請複限田制也，右司谏方孟卿議之曰：“今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而占田過數者極少。
若以格令免科需，則專取于民，必緻重困。
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體國，豈可厚享占田之利？”（《中興兩朝聖政》十一）方孟卿之言無意中洩露南宋初年土地分配之概況。
其所言及之狀況，自以南宋之境域為限。
“占田過數（一百頃以下之數）者極少”，非因爾時之地主有取于中庸之道也，其故似别有在。
在過去一階段之中國社會，大地主階級自以官戶為主體。
故愈近政治之中心則官戶愈多，而兼并亦愈烈。
北宋時代，江、淮以南兼并之烈，自當遜于大河兩岸。
當南宋初年，此之情況，不能即大有改變，蓋新朝之統治者在播遷之餘，尚少求田問舍之暇也。
然即如此，官戶田已居郡縣之半矣。
在南宋初年占田逾百頃者尚少，至南宋末年則百頃之田主已無足齒數矣。
理宗時，孫夢觀進講，言“迩來乘富貴之資力者，或奪人之田以為己物；阡陌繩聯，彌望千裡；囷倉星列，奚啻萬斯”（《雪窗文集》二）。
而理宗端平元年，劉克莊在奏牍中描寫富貴家之财産尤為具體。
彼等“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連亘數路（按：路為宋代最大之行政區域，有大于現今一省者）之阡陌，歲入（租）号百萬斛，為&lsquo開辟以來未之有者&rsquo”（《劉克莊集》五一）。
其後淳祐（理宗）六年，謝方叔亦奏言：“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
”方叔更推原兼并促成之因曰：“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産于巨室，以規免役。
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
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
”（《宋史·食貨志》上一） 劉克莊、謝方叔皆言巨室有每歲收租至一百萬斛者。
當時歲租一百萬斛之田，為畝幾何？于此吾人得作一頗有趣之考據。
理宗景定四年侍禦史陳堯道等言：“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
”（《宋史·食貨志》上一）以比例推之，則歲入百萬斛之田為一百四十三萬畝而弱，即一萬四千三百頃而弱，為政和限田最高度之一百四十三倍。
官戶田在南宋已占郡縣之半；至南宋末，更當遠逾于此。
其精密之比率雖不可知，然兩浙及江南東、西三路（約等于今浙江、江蘇、江西三省），在宋季土地集中之情形，吾人尚可得更親切之印象。
據景定四年陳堯道等之估計，此三路逾限之田有三千萬畝（《宋史·食貨志》上一）。
其占田逾限之地主在限内所有之田共得若幹，史無明文，試從低假定為限外之半，則集中于彼等手之田地已有四千五百萬畝，彼等尚非三路中一切大地主也。
訖今江西、浙江二省已墾之田各不過四千一二百萬畝耳。
（2）楮币雖源于唐之飛錢，然飛錢之性質僅如近世之彙票，直接為交易媒介之楮币似創于宋。
真宋時始行于蜀之民間，不久政府即收其發行之權而專之，更推行于他地。
南宋初楮币之用始廣；至南宋末，中國已成一楮币世界矣。
甯宗開禧以後，楮币發行之數量，今可考者列表如下（表中所列蓋僅中央發行之數，其四川、兩淮、湖廣發行之數似尚不在内）： 甯宗開禧間 一萬四千餘萬貫 據戴埴《鼠璞》上 甯宗嘉定間 二萬三千餘萬貫 據同前 理宗紹定六年 三萬二千餘萬貫 據同前，參《宋史·食貨志》 理宗淳祐六年 六萬五千餘萬貫 據《雪窗文集》一 觀上表可知從紹定六年至淳祐六年（一二三三&mdash一二四六）之十三年間，楮币突增加一倍以上。
其後增加之數雖不可考，然以其時财政艱窘之情形推之，增加之率隻有更速。
楮币既濫發，而政府不能盡量兌現，即兌現亦不十足；且賦稅之繳納又不能全用楮币（大抵楮錢各半），其低折乃勢所必然。
理、度兩朝楮币低折之實數，史無明文，然從其前後之情形推之，略亦可見。
甯宗開禧間“朝廷始诏江、浙諸道，（每貫）必以七百七十行用，（折扣）終非令之所能禁。
嘉定初頓損其半”（《鼠璞》上，《楮券源流條》）。
及宋亡十餘年後，楮币遂“有觀音鈔、畫鈔、折腰鈔、波鈔，爊不爛之說。
觀音鈔，描不成，畫不就，如觀音貌美也。
畫者如畫也。
折腰者折半用也。
波者俗言急走，謂不樂受即走去也。
爊不爛者如碎絮筋查也”（《靜齋至正直記》一）。
理、度時之情形當去此不遠。
（孫夢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