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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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時前後，國民日用語中，不知增加幾許新名詞、新口号，若變法也，改制也，民權也，平等也，自由也，議會也，立憲也，廢科舉也，興學校也，重女權也，戒纏足也，不可殚列，舉國觀聽為之一新。
綜論其結果，在政治則促起“維新”之自覺，在青年思想上則促起“新學”之自覺。
凡此乃舊時代與新時代轉變間之一大關鍵，康、梁實與有轉移之力也。
試一觀當時中國風氣否塞至何程度，便知康梁輩之功績。
光緒十四年，康氏初上變法之書，舉世目為病狂，大臣格不代奏。
其後引用，朝野嘩哄，攻擊環集。
戊戌秋，有平江蘇輿者，集當時抨擊康黨最力之著名文件，都七卷，名《翼教叢編》，而為之序曰： 甲午以來，外患日迫。
&hellip&hellip言禁稍弛，英奇奮興。
而傾險淫诐之徒，雜附其間。
邪說橫溢，人心浮動。
其禍實肇于南海康有為。
&hellip&hellip自黃公度為湖南鹽法道，言于大吏，聘康之弟子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張其師說。
一時衣冠之倫，罔顧名義，視為教宗。
其言以康有為之《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為主，而平等、民權、孔子紀年諸謬說輔之。
僞六籍，滅聖經也。
托改制，亂成憲也。
倡平等，堕綱常也。
伸民權，無君上也。
孔子紀年，不知有本朝也。
&hellip&hellip許尚書、文侍禦既以參劾獲罪。
&hellip&hellip張香濤尚書《勸學篇》，王幹臣吏部《實學報》，辭而辟之，未加顯斥。
吾湘如王葵園祭酒師、葉煥彬吏部數先生，洞燭其奸，摘發備至。
&hellip&hellip而（其後）康、梁以逆謀事覺，亂黨逮治。
區夏好士，欽仰皇威，彌然自樂其生。
若是乎，則當時之康梁，不幾夫今日之“赤化者”哉。
自維新派與革命黨為政敵，革命成而維新派被目為罪魁，而不知二者表相反而裡實相成也。
“國民革命”（此詞始見于《同盟會宣言》，今黨軍名“國民革命軍”，殆即本此）運動，實行先于言論。
黨人最著名之機關報，曰《蘇報》，曰《民報》。
然《蘇報》始于癸卯，旋被封禁，上距《時務報》（梁任公在上海初辦之報）之創辦已七年矣。
《民報》始于乙巳，上距《清議報》（梁任公在日本初辦之報）創辦已六年矣，視《新民叢報》之發刊亦後四年矣。
《蘇報》《民報》以前，黨人蓋未嘗明目張膽以言論學說昭示國人。
國人之于革命黨，不過視為洪、楊之繼起者而已。
自乙未至乙巳十年間，肩我國思想解放之任者，實唯康、梁。
雖其解放之程度不如黨人，然革命學說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風靡全國者，實因維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縛，故解第二重束縛自易易也。
且梁任公自逃亡日本後，在《清議報》及《新民叢報》中，掊诋滿洲執政者不留絲毫餘地。
清室之失去國人信用，梁任公之筆墨實與有力焉。
清室既失去國人信用，而朝廷上又無改革希望，故革命勢力日增也。
此又梁任公無意中間接幫助革命之一端也。
吾故曰維新黨與革命黨表相反而裡實相成也。
自乙巳同盟會成立于東京，而維新黨遂成過去之陳迹。
波瀾起伏，前後相推。
四時之運，成功者退。
個人之得失，何預于其曆史上價值哉？嗟乎，此固未易為今之以标語為金科、口号為玉律者言也。
自任公亡命日本後，誦習日文，因間接得窺西洋名哲之學說，而識力日擴。
此時之梁先生，已非康南海所能範圍，自述曰（《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四節）： 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僞經”，亦不甚談改制。
而其師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
&hellip&hellip（以為）中國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及“名實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僞書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
以清儒論，顔元幾于墨矣，而必自謂出孔子。
戴震暗合西洋思想，而必自謂出孔子。
康有為之大同，空前創獲，而必自謂出孔子。
乃至孔子之改制何必托古，諸子何為皆托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
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
啟超于此三緻意焉。
然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
自戊戌至辛亥間，先生之所貢獻于國人者，除
綜論其結果，在政治則促起“維新”之自覺，在青年思想上則促起“新學”之自覺。
凡此乃舊時代與新時代轉變間之一大關鍵，康、梁實與有轉移之力也。
試一觀當時中國風氣否塞至何程度，便知康梁輩之功績。
光緒十四年，康氏初上變法之書，舉世目為病狂，大臣格不代奏。
其後引用，朝野嘩哄，攻擊環集。
戊戌秋，有平江蘇輿者，集當時抨擊康黨最力之著名文件，都七卷，名《翼教叢編》，而為之序曰： 甲午以來，外患日迫。
&hellip&hellip言禁稍弛，英奇奮興。
而傾險淫诐之徒，雜附其間。
邪說橫溢，人心浮動。
其禍實肇于南海康有為。
&hellip&hellip自黃公度為湖南鹽法道，言于大吏，聘康之弟子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張其師說。
一時衣冠之倫，罔顧名義，視為教宗。
其言以康有為之《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為主，而平等、民權、孔子紀年諸謬說輔之。
僞六籍，滅聖經也。
托改制，亂成憲也。
倡平等，堕綱常也。
伸民權，無君上也。
孔子紀年，不知有本朝也。
&hellip&hellip許尚書、文侍禦既以參劾獲罪。
&hellip&hellip張香濤尚書《勸學篇》，王幹臣吏部《實學報》，辭而辟之，未加顯斥。
吾湘如王葵園祭酒師、葉煥彬吏部數先生，洞燭其奸，摘發備至。
&hellip&hellip而（其後）康、梁以逆謀事覺，亂黨逮治。
區夏好士，欽仰皇威，彌然自樂其生。
若是乎，則當時之康梁，不幾夫今日之“赤化者”哉。
自維新派與革命黨為政敵，革命成而維新派被目為罪魁，而不知二者表相反而裡實相成也。
“國民革命”（此詞始見于《同盟會宣言》，今黨軍名“國民革命軍”，殆即本此）運動，實行先于言論。
黨人最著名之機關報，曰《蘇報》，曰《民報》。
然《蘇報》始于癸卯，旋被封禁，上距《時務報》（梁任公在上海初辦之報）之創辦已七年矣。
《民報》始于乙巳，上距《清議報》（梁任公在日本初辦之報）創辦已六年矣，視《新民叢報》之發刊亦後四年矣。
《蘇報》《民報》以前，黨人蓋未嘗明目張膽以言論學說昭示國人。
國人之于革命黨，不過視為洪、楊之繼起者而已。
自乙未至乙巳十年間，肩我國思想解放之任者，實唯康、梁。
雖其解放之程度不如黨人，然革命學說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風靡全國者，實因維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縛，故解第二重束縛自易易也。
且梁任公自逃亡日本後，在《清議報》及《新民叢報》中，掊诋滿洲執政者不留絲毫餘地。
清室之失去國人信用，梁任公之筆墨實與有力焉。
清室既失去國人信用，而朝廷上又無改革希望，故革命勢力日增也。
此又梁任公無意中間接幫助革命之一端也。
吾故曰維新黨與革命黨表相反而裡實相成也。
自乙巳同盟會成立于東京，而維新黨遂成過去之陳迹。
波瀾起伏，前後相推。
四時之運，成功者退。
個人之得失，何預于其曆史上價值哉？嗟乎，此固未易為今之以标語為金科、口号為玉律者言也。
自任公亡命日本後，誦習日文，因間接得窺西洋名哲之學說，而識力日擴。
此時之梁先生，已非康南海所能範圍，自述曰（《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四節）： 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僞經”，亦不甚談改制。
而其師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
&hellip&hellip（以為）中國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及“名實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僞書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
以清儒論，顔元幾于墨矣，而必自謂出孔子。
戴震暗合西洋思想，而必自謂出孔子。
康有為之大同，空前創獲，而必自謂出孔子。
乃至孔子之改制何必托古，諸子何為皆托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
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
啟超于此三緻意焉。
然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
自戊戌至辛亥間，先生之所貢獻于國人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