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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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一月十九日新會梁任公先生病殁于北平，本報既已為文悼之矣［一月二十一日本報（按指《大公報》）社評］。
茲再從其學術方面，作一綜括之評論。
任公先生一生之智力活動，蓋可分為四時期，每時期各有特殊之貢獻與影響。
第一期自撇棄詞章考據，就學萬木草堂，以至戊戌政變以前止，是為“通經緻用”之時期。
第二期自戊戌政變以後，到辛亥革命成功時止，是為介紹西方思想，并以新觀點批評中國學術之時期，而仍以“緻用”為鹄的。
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後，至先生歐遊以前止，是為純粹政論家之時期。
第四期自先生歐遊歸後以至病殁，是為專力治史之時期，此時期漸有為學問而學問之傾向，然終不能忘情國艱民瘼，殆即以此損其天年，哀哉！ 先生第一期之智力活動，全受康南海之影響。
此時期之梁先生，實為康南海附庸。
吾确信即起梁先生于九原，當不以此為降抑之詞也。
而此後三時期之活動，實于此時期奠其基。
故欲論近代學術史上之梁先生，不能不一論康南海。
康南海者，我國“經學”史上數座巨峰之一也。
“經學”在中國曆史中之地位，與哲學之在歐洲曆史中之地位相當。
其在西方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哲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其在中國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經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
經學之成立在西漢初，自此以後，凡經五變。
西漢末古文學興，是為一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劉歆。
魏晉之世，學者援老莊說經，是為二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可推王弼。
宋儒以“性理”說經，是為三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朱熹。
清代漢學家專從訓诂校勘方面治經，是為四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王念孫。
道鹹以降，西漢“今文學”複興，“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熾，是為五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南海康有為。
（以上所陳之經學史觀，乃作者臆見，茲僅發其凡，除論康南海為本文中應有之義外，餘俟另為文詳之。
） 康南海者，非開辟之人物，而集大成之人物也。
當鴉片戰争前後，我國智識界先後衍成三種趨勢： 第一，乾嘉間樸學之正統派，有二特點：其一則重文字之解釋而輕義理之闡發；其二則解經以許、鄭、賈、馬為宗，皆守劉歆古文之學者也。
然境域之墾辟既盡，則思遷移；正統派之宰制既久，則起反動。
嘉道間，莊存與始将久遭湮埋之今文學中何休《公羊傳注》掘出，著《春秋正辭》，專求公羊之“微言大義”及“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其後劉逢祿複著《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揚其波。
劉又著《〈左氏春秋〉考證》，謂《左氏春秋》本不解經，經劉歆改頭換面而成現今之形式，是為近代今古文之争之第一次交綏。
其後魏源著《詩古微》，攻《毛傳》及大、小序，著《書古微》攻馬、鄭之說，邵懿辰著《禮經通論》，言古文《逸禮》為劉歆所僞造。
而今文學與古文學之争，壁壘愈堅固。
今文學之興是為第一種趨勢。
第二，自鴉片戰争而後，少數有識之士，怵國運之淩夷，慮大難之将至，知非于詞章、考據之外，别求經世緻用之學不可。
龔自珍及魏源之著作，即表現此種趨向。
後經洪、楊之亂，四海沸騰。
一時削平大難之功，端賴實行之人，益見徒事呫哔之無用；而曾、左輩盱衡當世，每歎才難，提挈誘掖，不遺餘力。
講求實用，是為第二種趨勢。
第三，鴉片戰争之結果，雖未能醒中國人之迷夢，亦已使其知汽船、鋼炮之不可忽視。
當洪、楊時代，英法以舟師數千，直搗京畿。
其後敉平江南，以傾國之師，收效之速，不若英将戈登一旅之衆。
此等事實，已足使不甚頑固者堅信泰西之優勝，而有模仿之必要。
故亂定後，曾國藩輩即興建福建造船廠、江南制造局及江南譯書局，并派人出洋留學。
初僅注意其器械及戰術，漸乃及其政法。
薛福成及郭嵩焘，此種運動之代表人物也。
效法泰西，是為第三種趨勢。
康南海者，于此三種趨勢，各集其大成，而複熔之于一爐，抟之為一體，以鮮明之旗幟，懇切之呼籲，宣傳其說，而卒以易天下者也。
梁啟超者，在此旗幟下一員最有力之大将也。
戊戌政變，在政治上為徹底失敗之運動，而在“社會思想”上實為一掃霾撥霧之飏風。
其影響之顯而見者，
茲再從其學術方面，作一綜括之評論。
任公先生一生之智力活動，蓋可分為四時期，每時期各有特殊之貢獻與影響。
第一期自撇棄詞章考據，就學萬木草堂，以至戊戌政變以前止，是為“通經緻用”之時期。
第二期自戊戌政變以後，到辛亥革命成功時止，是為介紹西方思想，并以新觀點批評中國學術之時期，而仍以“緻用”為鹄的。
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後，至先生歐遊以前止，是為純粹政論家之時期。
第四期自先生歐遊歸後以至病殁，是為專力治史之時期，此時期漸有為學問而學問之傾向，然終不能忘情國艱民瘼，殆即以此損其天年，哀哉！ 先生第一期之智力活動，全受康南海之影響。
此時期之梁先生，實為康南海附庸。
吾确信即起梁先生于九原，當不以此為降抑之詞也。
而此後三時期之活動，實于此時期奠其基。
故欲論近代學術史上之梁先生，不能不一論康南海。
康南海者，我國“經學”史上數座巨峰之一也。
“經學”在中國曆史中之地位，與哲學之在歐洲曆史中之地位相當。
其在西方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哲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其在中國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經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
經學之成立在西漢初，自此以後，凡經五變。
西漢末古文學興，是為一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劉歆。
魏晉之世，學者援老莊說經，是為二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可推王弼。
宋儒以“性理”說經，是為三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朱熹。
清代漢學家專從訓诂校勘方面治經，是為四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王念孫。
道鹹以降，西漢“今文學”複興，“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熾，是為五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南海康有為。
（以上所陳之經學史觀，乃作者臆見，茲僅發其凡，除論康南海為本文中應有之義外，餘俟另為文詳之。
） 康南海者，非開辟之人物，而集大成之人物也。
當鴉片戰争前後，我國智識界先後衍成三種趨勢： 第一，乾嘉間樸學之正統派，有二特點：其一則重文字之解釋而輕義理之闡發；其二則解經以許、鄭、賈、馬為宗，皆守劉歆古文之學者也。
然境域之墾辟既盡，則思遷移；正統派之宰制既久，則起反動。
嘉道間，莊存與始将久遭湮埋之今文學中何休《公羊傳注》掘出，著《春秋正辭》，專求公羊之“微言大義”及“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其後劉逢祿複著《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揚其波。
劉又著《〈左氏春秋〉考證》，謂《左氏春秋》本不解經，經劉歆改頭換面而成現今之形式，是為近代今古文之争之第一次交綏。
其後魏源著《詩古微》，攻《毛傳》及大、小序，著《書古微》攻馬、鄭之說，邵懿辰著《禮經通論》，言古文《逸禮》為劉歆所僞造。
而今文學與古文學之争，壁壘愈堅固。
今文學之興是為第一種趨勢。
第二，自鴉片戰争而後，少數有識之士，怵國運之淩夷，慮大難之将至，知非于詞章、考據之外，别求經世緻用之學不可。
龔自珍及魏源之著作，即表現此種趨向。
後經洪、楊之亂，四海沸騰。
一時削平大難之功，端賴實行之人，益見徒事呫哔之無用；而曾、左輩盱衡當世，每歎才難，提挈誘掖，不遺餘力。
講求實用，是為第二種趨勢。
第三，鴉片戰争之結果，雖未能醒中國人之迷夢，亦已使其知汽船、鋼炮之不可忽視。
當洪、楊時代，英法以舟師數千，直搗京畿。
其後敉平江南，以傾國之師，收效之速，不若英将戈登一旅之衆。
此等事實，已足使不甚頑固者堅信泰西之優勝，而有模仿之必要。
故亂定後，曾國藩輩即興建福建造船廠、江南制造局及江南譯書局，并派人出洋留學。
初僅注意其器械及戰術，漸乃及其政法。
薛福成及郭嵩焘，此種運動之代表人物也。
效法泰西，是為第三種趨勢。
康南海者，于此三種趨勢，各集其大成，而複熔之于一爐，抟之為一體，以鮮明之旗幟，懇切之呼籲，宣傳其說，而卒以易天下者也。
梁啟超者，在此旗幟下一員最有力之大将也。
戊戌政變，在政治上為徹底失敗之運動，而在“社會思想”上實為一掃霾撥霧之飏風。
其影響之顯而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