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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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時之政論及激發國民愛國心之宣傳外，尚有三焉。
一則，介紹西方學問。
國人之得聞亞裡士多德、倍根（今譯作培根）、笛卡兒、斯賓挪莎（今譯作斯賓諾莎）、康德、盧梭、霍布士（今譯作霍布斯）、邊沁諸家之學說，實自先生之著作始也。
雖間接稗販，每多隔膜與謬，然微先生之力，當時孰知除帖括、詞章、考據以外，除堅船、利炮、鐵路、銀行之外，除法律、憲典之外，形而上者，尚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耶？其于形上之學，激發好奇之心，引起探讨之興趣，實為此後新文化運動之伏線矣。
二則，以新觀點批評中國學術，換言之，即我國學術之第一次重新估價。
其論周秦諸子，其論管子、墨翟，其論商鞅，其論王安石，論孔教，論佛教，皆一掃傳統觀念，而為今日吾人大多數對于此諸家之觀念之所基。
此時先生批評中國學術之結晶，尤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長文。
此實第一部有統系之中國學術史，一氣呵成，前無憑借，非有絕偉之識力，其曷能與于斯！胡适自言其立志治中國思想史，實受先生此文之影響，則民國六七年後“新漢學”之興起，先生蓋導其源矣。
三則，以新觀點考察中國曆史，而提出“史學革命”方案。
始倡于官報及帝譜而外，别創以民族及文化為對象，借國民之照鑒之曆史。
其于《新民叢報》中《新史學》《中國史叙論》已發其凡，于《中國曆史上革命之研究》《曆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及《趙武靈王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王荊公傳》《鄭和傳》《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等篇中，複示其例。
後有作近代中國史學史者，不能不以先生之名冠其篇矣。
從學術史上觀之，自辛亥至戊午七年間，實為先生一生最不幸之時期。
蓋自辛亥革命成功後，先生在政治上實與康南海同為落伍之人物。
曆史上之趨勢如此，非人力所能轉移。
為先生計，使自此時以後絕迹仕途，埋頭著述，則其所貢獻于中國學術者當如何！乃不出此，挾其曆史上寶貴之地位，旅進旅退于軍閥、官僚、奸雄、宵小之間，卒無補于國，而學亦荒，豈不惜哉？此時期先生在政治上之主張，可以一言蔽之，先從民智、民德方面着力，而以溫和漸進之方法改善其政治上及經濟上之地位。
惟其側重民智、民德，故于政治及經濟上無具體而堅執之計劃；惟其采溫和漸進之手段，故易于優容軍閥。
民國以後先生在政治上得失之林，可得而論也。
及歐戰甫終，西方智識階級經此空前之大破壞後，正心驚目眩，徬徨不知所措。
物極必反，乃移其視線于彼等素所鄙夷而實未嘗了解之東方，以為其中或有無限寶藏焉。
先生适以此時遊歐，受其說之熏陶，遂确信中國故紙堆中，有可醫西方而自醫之藥。
既歸，力以昌明中國文化為己任；而自揆所長，尤專力于史。
蓋欲以餘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國文化史，規模且遠大于韋爾思之《世界史綱》，而于此中寄其希望與理想焉。
天不假年，抱志以殁，實中國史學史上之一大損失已。
然其已見之主要成績可得言焉：（1）《中國曆史研究法》一書，雖未達西洋史學方法，然實為中國此學之奠基石。
其舉例之精巧親切而富于啟發性，西方史法書中實罕其匹。
（2）關于學術史者，《先秦政治史》及《墨子學案》《老子哲學》等書，推崇、比附、闡發及宣傳之意味多，吾人未能以忠實正确許之。
惟其關于《中國佛學史》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探讨，不獨開辟新領土，抑且饒于新收獲，此實為其不朽之盛業。
（3）先生《中國文化史》之正文，僅成《社會組織》一篇，整理猶未完善；然其體例及取材全空依傍，亦一有價值之創作也。
（4）關于文學史者，除零篇外，以《陶淵明》一書（内有年譜及批評）為最精絕。
報載其作《辛稼軒年譜》，力疾屬草，實成絕筆。
他日此書印行，當為我國學術史上與人印象最深之紀念物也已。
近兩年來，先生在衰病中，醫者禁其著作，已久與中國史學界絕緣。
而我國史學界亦日冷落，至于今而益甚。
不學無術之人因緣時會，憑借結納，亦且披猴冠而登壇坫焉。
不知我國史界之剝，何日始複也。
署名“素癡”，原載《學衡》第67期，1929年1日。
一則，介紹西方學問。
國人之得聞亞裡士多德、倍根（今譯作培根）、笛卡兒、斯賓挪莎（今譯作斯賓諾莎）、康德、盧梭、霍布士（今譯作霍布斯）、邊沁諸家之學說，實自先生之著作始也。
雖間接稗販，每多隔膜與謬，然微先生之力，當時孰知除帖括、詞章、考據以外，除堅船、利炮、鐵路、銀行之外，除法律、憲典之外，形而上者，尚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耶？其于形上之學，激發好奇之心，引起探讨之興趣，實為此後新文化運動之伏線矣。
二則，以新觀點批評中國學術，換言之，即我國學術之第一次重新估價。
其論周秦諸子，其論管子、墨翟，其論商鞅，其論王安石，論孔教，論佛教，皆一掃傳統觀念，而為今日吾人大多數對于此諸家之觀念之所基。
此時先生批評中國學術之結晶，尤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長文。
此實第一部有統系之中國學術史，一氣呵成，前無憑借，非有絕偉之識力，其曷能與于斯！胡适自言其立志治中國思想史，實受先生此文之影響，則民國六七年後“新漢學”之興起，先生蓋導其源矣。
三則，以新觀點考察中國曆史，而提出“史學革命”方案。
始倡于官報及帝譜而外，别創以民族及文化為對象，借國民之照鑒之曆史。
其于《新民叢報》中《新史學》《中國史叙論》已發其凡，于《中國曆史上革命之研究》《曆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及《趙武靈王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王荊公傳》《鄭和傳》《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等篇中，複示其例。
後有作近代中國史學史者，不能不以先生之名冠其篇矣。
從學術史上觀之，自辛亥至戊午七年間，實為先生一生最不幸之時期。
蓋自辛亥革命成功後，先生在政治上實與康南海同為落伍之人物。
曆史上之趨勢如此，非人力所能轉移。
為先生計，使自此時以後絕迹仕途，埋頭著述，則其所貢獻于中國學術者當如何！乃不出此，挾其曆史上寶貴之地位，旅進旅退于軍閥、官僚、奸雄、宵小之間，卒無補于國，而學亦荒，豈不惜哉？此時期先生在政治上之主張，可以一言蔽之，先從民智、民德方面着力，而以溫和漸進之方法改善其政治上及經濟上之地位。
惟其側重民智、民德，故于政治及經濟上無具體而堅執之計劃；惟其采溫和漸進之手段，故易于優容軍閥。
民國以後先生在政治上得失之林，可得而論也。
及歐戰甫終，西方智識階級經此空前之大破壞後，正心驚目眩，徬徨不知所措。
物極必反，乃移其視線于彼等素所鄙夷而實未嘗了解之東方，以為其中或有無限寶藏焉。
先生适以此時遊歐，受其說之熏陶，遂确信中國故紙堆中，有可醫西方而自醫之藥。
既歸，力以昌明中國文化為己任；而自揆所長，尤專力于史。
蓋欲以餘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國文化史，規模且遠大于韋爾思之《世界史綱》，而于此中寄其希望與理想焉。
天不假年，抱志以殁，實中國史學史上之一大損失已。
然其已見之主要成績可得言焉：（1）《中國曆史研究法》一書，雖未達西洋史學方法，然實為中國此學之奠基石。
其舉例之精巧親切而富于啟發性，西方史法書中實罕其匹。
（2）關于學術史者，《先秦政治史》及《墨子學案》《老子哲學》等書，推崇、比附、闡發及宣傳之意味多，吾人未能以忠實正确許之。
惟其關于《中國佛學史》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探讨，不獨開辟新領土，抑且饒于新收獲，此實為其不朽之盛業。
（3）先生《中國文化史》之正文，僅成《社會組織》一篇，整理猶未完善；然其體例及取材全空依傍，亦一有價值之創作也。
（4）關于文學史者，除零篇外，以《陶淵明》一書（内有年譜及批評）為最精絕。
報載其作《辛稼軒年譜》，力疾屬草，實成絕筆。
他日此書印行，當為我國學術史上與人印象最深之紀念物也已。
近兩年來，先生在衰病中，醫者禁其著作，已久與中國史學界絕緣。
而我國史學界亦日冷落，至于今而益甚。
不學無術之人因緣時會，憑借結納，亦且披猴冠而登壇坫焉。
不知我國史界之剝，何日始複也。
署名“素癡”，原載《學衡》第67期，1929年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