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民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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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

    現在沒有經過下議院地讨論,直接由上議院提出預算方案,這是屬于違反憲法規定的行為,這是不容置疑的。

    畢斯麥悍然不顧違反憲法的事實,解散了議院,實行君主專政制度。

    直到普奧戰争結束後,這一政策方才改變。

     自從議院解散後,普魯士第一次戰争就打敗了丹麥,第二次戰争又打敗了奧地利,議會沒有發揮一點兒作用,于是社會上一些頑固派認為議會毫無作用,隻能是阻礙國家的發展,因而大力倡導實行專制集權的政治主張,乃至于想要将君主制改革為立憲制政治體制。

    唯獨畢斯麥激烈反對這種論點,他勸說普魯士國王和下議院達成和解。

    于是1866年,普魯士國王親自到議院就此事進行演講,他說:“決定預算案,要經過議會的通過,這本來是憲法所明确規定的,是大家所公認的。

    盡管最近兩三年以來,由于國家形勢緊急,一天都過不下去,對内要謀劃國家統一的大業,對外要抵抗外國強大勢力的侵略。

    因為這些政策實行,不得不謀求擴大軍事實力;因為要擴大軍事實力,又不得不做出增加國家财稅收入的決定。

    然而增加财稅收入的決定無法通過下議院,因此不得已暫時不執行憲法的這條規定。

    這種行為違憲,沒有什麼好避諱的。

    這樣,因此才有了後來的軍備擴張,而後才赢得了奧地利、丹麥兩場戰争,大獲全勝,遠遠勝于前人,使國旗生輝,在世界上赢得了地位,老百姓歡欣鼓舞,國家大業基本形成。

    相比而言,違反憲法的這些過失錯誤,所取得成就足以彌補了。

    ”等等。

     演說完了後,議院中的人像沸水一樣歡騰,其中甚至有人感動得哭了。

    因為國家剛剛赢得勝利,議院的人原本以為政府肯定會表現出不可冒犯的威風,現在卻得到這樣懇切、真誠、溫和的道歉,實在是非常意外。

    然而國王之所以能做這樣的演說,本是出于畢斯麥的主意。

    然而,畢斯麥最大的功勞,不在于外交政策,而在于國家治理,不在于創造異于尋常的功績,而在于遵循世界的普遍規律,不在于勇于謀劃事情的開始,而在于善于守住創下的業績,而後國家和人民得以享受他帶來的福澤。

    這不是做事草率、粗疏的人所能夠達到的。

    從這件事之後,畢斯麥就改變了原來的專制主義主張,而推崇自由主義。

    因此當時議會中政治黨派很多,各種觀點政見不斷出現,又在來布基克設立了高等法院,而且修正了新的刑法,從而追求司法制度上的改革創新,結果就引起了國家主義的蓬勃發展,德意志的理論學說也傳播到世界各國。

    德國的自由貿易逐漸興盛,德國商業經濟規模于是漸漸超過了英吉利。

    類似這些事,都不能不說是畢斯麥的功勞了。

     所謂英雄豪傑,是明白順應時事趨勢的人。

    因此,隻要社會形勢發生變化,英雄豪傑的政策也會随着時事發生變化。

    現在在下一章論述畢斯麥主導的國家社會主義一事。

     【評論】 古語曾經說過,雖然很有智慧,但也趕不上順勢而為。

    我們看畢斯麥時而主張專制,時而又主張立憲,突然排斥自由黨派,又突然主張國家社會主義,這不是他故意想要搖擺變化,實在是社會形勢的力量之大,即使是英雄也不敢違抗。

    也不僅僅是不敢,而是如果違逆形勢,和他們的目的也是相違背的。

    實行立憲制度的國家,處于和平時期必然會比專制國家的時間要多,這是曆史上不可否認的事實。

    唯獨軍事和外交兩項工作,變化速度極快,是不能靠輿論左右決策的。

    因此各個國家的憲法在這兩個問題上多數都将其作為君主手中的權力。

    隻有美國的憲法比較繁瑣複雜一些,因此政治上産生了很多不便利的地方。

    畢斯麥考慮到這個問題,所以在決定施行他的戰略思想時,盡管違背憲法規定,解散議院都不畏懼,而實際上是有不得不這麼做的原因。

    普魯士自從實行法制後,國家難以振興發展,鄰國虎視眈眈,而且斯拉夫、拉丁民族國家一直等待普魯士軍事松弛的時機。

    敵對國家一旦乘機而入,國家命運的危險不用占蔔預測都能知道。

    在這個危急緊迫的關頭,若不因事而變通辦法,恐怕德意志至今仍然會在别人的勢力壓迫下。

    讀者應當知道畢斯麥的一番苦心,這絕不是武斷的人能比得了的。

    如果不是處在同樣的形勢下,也不能貿然學習他這樣的做法。

     社會上一些人喜歡談論恪守舊制和改革創新,我看他們的能耐足以合乎實際的、實在是太少了。

    平時舉動、言論氣概不凡,一到遇見難事就前也怕後也怕,像這樣的人不光沒有什麼創新可以改革,甚至連舊的制度都守不住。

    畢斯麥解散議院的時候,全國對他都很不滿,心生怨恨,都想要取他性命,但他卻不為所動。

    他這種守舊的行為該怎樣評價呢?等到普奧戰争結束後,廢除議院的論調在城中傳的沸沸揚揚,但是他卻單單在這個時候尊崇自由和民權,重新恢複議會,凡事按照社會公共輿論執行。

    他這種改革創新又該怎樣評價呢?所謂的新和舊,原本沒有特定的界限,謀劃國家大事的人隻是根據其是不是合乎時勢進行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