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農學與醫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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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說：“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
”“穢飯、餒肉、臭魚，食之皆傷人。
”（《金匮要略》）在藥物的應用方面，如用白虎湯（由石膏、知母、甘草、粳米四味組成）治療乙型腦炎，白頭翁湯（由白頭翁、黃連、黃柏、秦皮四味組成）治療急性細菌性痢疾，麻黃湯（由麻黃、桂枝、杏仁、甘草四味組成）治療外感風寒等症，都有顯著的效果。
由于當時自然科學水平的局限，在張仲景的著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糟粕，如勸人不要吃燕肉，說吃了“入水為蛟龍所吞”，“六甲日勿食鱗甲之物”，“父母本命肉（如肖牛、肖豬）食之，令人神魂不安”（《金匮要略》）之類。
這些迷信和不科學的東西，是應該加以排除的。
華佗，一名，字元化，沛國谯（今安徽亳州）人。
他曾遊學徐州，通曉醫理，在今安徽、江蘇、山東、河南一帶行醫。
曹操常患偏頭風病，請他去做侍醫，他不願意為曹操一人服務，結果被曹操殺了。
華佗在當時是一位傑出的醫生，精通内科、外科、婦産科、小兒科和針灸科，尤其擅長外科，後世稱他為外科鼻祖。
相傳他發明一種麻醉藥，叫做“麻沸散”，“若病結積在内，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
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hellip&hellip一月之間即平複矣”（《三國志·魏志·華佗傳》）。
我們知道要施行這種外科手術，第一要懂得人體解剖，第二要有可靠的麻醉劑，第三要消毒工作做得好，華佗在這三方面可能都做到了，才會取得良好的效果。
有一次，彭城夫人的手在晚上給毒蠍咬了，很是痛苦。
華佗叫她用暖酒來熱敷，到第二天早晨，疼痛已止，腫也消了。
熱敷的應用，可以說是華佗的發明。
華佗很重視平日的運動與鍛煉，對他的學生吳普說過：“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不過度）。
動搖則谷氣得消（腸胃容易消化），血脈流通，病不得生。
”（《三國志·魏志·華佗傳》）“卿見戶樞，雖用易腐之木，朝暮開閉動搖，遂最晚朽。
”（《醫心方》卷27引《華佗别傳》）他創造了一套醫療體操，“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
就是模仿這五種動物的動作姿态，可以使全身各個關節和肌肉都得到舒展，“沾濡汗出”，“身體輕便，腹中欲食”。
吳普照這個方法堅持鍛煉，後來活到九十多歲，還是“耳目聰明，齒牙完堅”（《三國志·魏志·華佗傳》）。
華佗的學生，出名的有三人。
一個就是吳普，著有《吳普本草》；一個叫李當之，著有《藥錄》；還有一個是善于針灸的樊阿。
吳、李兩人在藥物學方面作出一定的貢獻，他們的原著雖然散失了，但有一小部分還保存在《政和證類本草》和《本草綱目》中。
王熙，字叔和，西晉太醫令，著《脈經》十卷。
《脈經》總結了西晉以前的脈學經驗，詳細辨析了三部九候及二十四種脈象，并論述了髒腑各種疾病的診斷方法，為現存最早的脈學專著。
王叔和除了撰寫《脈經》以外，還對張仲景的《傷寒論》、《金匮要略》兩書，做了細緻的整理工作。
皇甫谧（公元215&mdash282年），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肅平涼市西北）人，後徙新安（今河南渑池）。
因家道貧寒，他邊耕邊讀，勤學苦練，成為史學專家，著有《帝王世紀》、《年曆》、《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玄晏春秋》等書。
中年患風痹疾，半身不遂，乃悉心研究醫學，精通針灸術。
他根據《素問》、《針經》和《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書，結合自己取得的經驗，撰成《針灸甲乙經》十二卷。
書中叙述了人體的生理結構和病理變化，厘定了腧穴的總數和部位，詳盡地介紹了針灸的操作方法，和應該注意的禁忌。
它既然說明了針灸療法的效驗；而又慎重地指出人體的有些穴位，是不能下針刺的，如“刺中心，一日死”；“刺中肺，三日死”；“刺中肝，五日死”；“刺中脾，十五日死”；“刺中腎，三日死”；“刺中膽，一日半死”，刺壞大血脈，“血出不止死”。
《針灸甲乙經》是我國針灸學的重要著作，對于後世針灸療法的發展有深遠影響。
後來這部書流傳到朝鮮、日本等國，在國際醫學交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東晉的葛洪，是道教理論家、煉丹術家，同時也是醫學家，他對醫學的發展作出一定的貢獻。
著作有《金匮藥方》一百卷、《肘後卒救方》三卷。
葛洪采錄張仲景、華佗各家的驗方，集為《金匮藥方》百卷。
以後感到《金匮藥方》卷帙繁重，“非有力不能盡寫”。
同時各家所著的備急方，又“多珍貴之藥，豈貧家野居，所能立辦”。
因此他住到交、廣以後，就編寫這樣一部簡易的方書&mdash&mdash《肘後卒救方》。
書裡記載的方藥，“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
他又認為針灸科灸易針難，“自非究習醫方，素識明堂流注（人體生理結構和穴位）者，則身中榮衛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針以治之哉？”所以葛洪在《肘後卒救方》中，隻講灸的操作方法而沒有介紹針的操作方法，因為“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覽之，可了其所用”（葛洪《肘後卒救方》序），不比針那樣容易發生醫療事故。
成書後因卷帙不多，攜帶便利，可以随身挂在肘後，故以取名“肘後方”。
書中備列急性傳染病、各髒器急慢性病、外科、兒科、皮膚科、眼科以及六畜病的治療方藥。
對每種疾病，都講到病源、病狀、治法和藥方。
由于藥方從“便”、“廉”、“驗”三方面着眼，因此這部書流行很廣。
葛洪在《肘後方》中，對結核性傳染病，已有了深切的認識。
他把傳染病叫做“屍注”、“鬼注病”。
”“穢飯、餒肉、臭魚，食之皆傷人。
”（《金匮要略》）在藥物的應用方面，如用白虎湯（由石膏、知母、甘草、粳米四味組成）治療乙型腦炎，白頭翁湯（由白頭翁、黃連、黃柏、秦皮四味組成）治療急性細菌性痢疾，麻黃湯（由麻黃、桂枝、杏仁、甘草四味組成）治療外感風寒等症，都有顯著的效果。
由于當時自然科學水平的局限，在張仲景的著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糟粕，如勸人不要吃燕肉，說吃了“入水為蛟龍所吞”，“六甲日勿食鱗甲之物”，“父母本命肉（如肖牛、肖豬）食之，令人神魂不安”（《金匮要略》）之類。
這些迷信和不科學的東西，是應該加以排除的。
華佗，一名，字元化，沛國谯（今安徽亳州）人。
他曾遊學徐州，通曉醫理，在今安徽、江蘇、山東、河南一帶行醫。
曹操常患偏頭風病，請他去做侍醫，他不願意為曹操一人服務，結果被曹操殺了。
華佗在當時是一位傑出的醫生，精通内科、外科、婦産科、小兒科和針灸科，尤其擅長外科，後世稱他為外科鼻祖。
相傳他發明一種麻醉藥，叫做“麻沸散”，“若病結積在内，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
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hellip&hellip一月之間即平複矣”（《三國志·魏志·華佗傳》）。
我們知道要施行這種外科手術，第一要懂得人體解剖，第二要有可靠的麻醉劑，第三要消毒工作做得好，華佗在這三方面可能都做到了，才會取得良好的效果。
有一次，彭城夫人的手在晚上給毒蠍咬了，很是痛苦。
華佗叫她用暖酒來熱敷，到第二天早晨，疼痛已止，腫也消了。
熱敷的應用，可以說是華佗的發明。
華佗很重視平日的運動與鍛煉，對他的學生吳普說過：“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不過度）。
動搖則谷氣得消（腸胃容易消化），血脈流通，病不得生。
”（《三國志·魏志·華佗傳》）“卿見戶樞，雖用易腐之木，朝暮開閉動搖，遂最晚朽。
”（《醫心方》卷27引《華佗别傳》）他創造了一套醫療體操，“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
就是模仿這五種動物的動作姿态，可以使全身各個關節和肌肉都得到舒展，“沾濡汗出”，“身體輕便，腹中欲食”。
吳普照這個方法堅持鍛煉，後來活到九十多歲，還是“耳目聰明，齒牙完堅”（《三國志·魏志·華佗傳》）。
華佗的學生，出名的有三人。
一個就是吳普，著有《吳普本草》；一個叫李當之，著有《藥錄》；還有一個是善于針灸的樊阿。
吳、李兩人在藥物學方面作出一定的貢獻，他們的原著雖然散失了，但有一小部分還保存在《政和證類本草》和《本草綱目》中。
王熙，字叔和，西晉太醫令，著《脈經》十卷。
《脈經》總結了西晉以前的脈學經驗，詳細辨析了三部九候及二十四種脈象，并論述了髒腑各種疾病的診斷方法，為現存最早的脈學專著。
王叔和除了撰寫《脈經》以外，還對張仲景的《傷寒論》、《金匮要略》兩書，做了細緻的整理工作。
皇甫谧（公元215&mdash282年），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肅平涼市西北）人，後徙新安（今河南渑池）。
因家道貧寒，他邊耕邊讀，勤學苦練，成為史學專家，著有《帝王世紀》、《年曆》、《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玄晏春秋》等書。
中年患風痹疾，半身不遂，乃悉心研究醫學，精通針灸術。
他根據《素問》、《針經》和《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書，結合自己取得的經驗，撰成《針灸甲乙經》十二卷。
書中叙述了人體的生理結構和病理變化，厘定了腧穴的總數和部位，詳盡地介紹了針灸的操作方法，和應該注意的禁忌。
它既然說明了針灸療法的效驗；而又慎重地指出人體的有些穴位，是不能下針刺的，如“刺中心，一日死”；“刺中肺，三日死”；“刺中肝，五日死”；“刺中脾，十五日死”；“刺中腎，三日死”；“刺中膽，一日半死”，刺壞大血脈，“血出不止死”。
《針灸甲乙經》是我國針灸學的重要著作，對于後世針灸療法的發展有深遠影響。
後來這部書流傳到朝鮮、日本等國，在國際醫學交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東晉的葛洪，是道教理論家、煉丹術家，同時也是醫學家，他對醫學的發展作出一定的貢獻。
著作有《金匮藥方》一百卷、《肘後卒救方》三卷。
葛洪采錄張仲景、華佗各家的驗方，集為《金匮藥方》百卷。
以後感到《金匮藥方》卷帙繁重，“非有力不能盡寫”。
同時各家所著的備急方，又“多珍貴之藥，豈貧家野居，所能立辦”。
因此他住到交、廣以後，就編寫這樣一部簡易的方書&mdash&mdash《肘後卒救方》。
書裡記載的方藥，“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
他又認為針灸科灸易針難，“自非究習醫方，素識明堂流注（人體生理結構和穴位）者，則身中榮衛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針以治之哉？”所以葛洪在《肘後卒救方》中，隻講灸的操作方法而沒有介紹針的操作方法，因為“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覽之，可了其所用”（葛洪《肘後卒救方》序），不比針那樣容易發生醫療事故。
成書後因卷帙不多，攜帶便利，可以随身挂在肘後，故以取名“肘後方”。
書中備列急性傳染病、各髒器急慢性病、外科、兒科、皮膚科、眼科以及六畜病的治療方藥。
對每種疾病，都講到病源、病狀、治法和藥方。
由于藥方從“便”、“廉”、“驗”三方面着眼，因此這部書流行很廣。
葛洪在《肘後方》中，對結核性傳染病，已有了深切的認識。
他把傳染病叫做“屍注”、“鬼注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