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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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而降低，他還是當時書寫碑方面的一個名家。
鐘書古雅，宜于碑志；二王流便，宜于書帖，風格不同，各有所施。
大概到了隋代，碑志方面的書法家認為當時北方的書法，自從受了南方書法風格的影響以後，已經流便有餘，古雅不足了。
為了在碑志方面杜塞這一頹風，于是又在真書之中，更多地參酌隸體。
可是這樣一來，不但沒有恢複和發展魏碑的古雅樸質的優秀傳統，反而使人感到不自然，感到有些做作。
當然，隋碑中也有不少優美的作品，如張禮暨妻羅氏墓志、蔡夫人張貴男墓志，董美人墓志等，是可以和魏齊碑志相抗衡的。
音樂、舞蹈與雜伎 中國古代所謂“雅樂”的聲歌部分，其實就是《詩》三百篇。
《詩》三百篇中一部分來自民間，采詩的官把它們采集起來以後，經過樂師整理、編纂，和其餘一部分非民間的東西，配合鐘鼓節奏，以供統治階級享祀燕樂之用，這就是後來所謂的雅樂了。
雅樂中的一部分固然來自民間，但既已成為帝王舉行大典所用的樂舞，它就逐漸離開人民，衰亡下去。
所以到了建安初年，曹操平荊州，得漢雅樂郎杜夔，他隻能拿三百篇中的《鹿鳴》、《驺虞》、《伐檀》、《文王》四篇來合樂歌唱，“餘聲不傳”。
“太和（公元227&mdash232年）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唯《鹿鳴》一笙。
”“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通志·樂略·樂府總序》），這樣也就是說春秋以來的雅樂至西晉而亡，當然是很自然的事。
兩漢、魏、晉的樂府，它也來自民間，“采詩入樂，自漢武始”（《通志·樂略·正聲序論》）。
它的聲樂有短箫铙歌（鼓吹樂的一種），有《舞歌》（《舞》本漢《巴渝舞》），有《拂舞歌》，有《相和歌》（漢世街陌讴謠之辭，絲竹相和）。
這些歌辭合樂以後，被統治階級采用作為宗廟的樂歌和軍中的凱歌，一直到南朝還是如此。
音樂是在人民中間發展出來的，因此不可能不帶有地方色彩。
中原的聲歌，由于西晉淪亡以後，沒有樂府來加以采集整理，所以“中原正聲”很少被保存下來。
而自各族大移動起，漠北、西域的音樂，大量輸入黃河流域；同時，東晉在江南建國以後，南方的聲歌如《清商曲》中的《子夜》、《前溪》、《烏夜啼》、《石城樂》、《莫愁樂》、《襄陽樂》之類，也大大發展起來，并被樂府采集整理。
這樣，當時的音樂界就出現了“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舊唐書·音樂志》）的現象。
現在先講《清商樂》。
《清商樂》是盛行于東晉南朝的音樂。
《清商樂》的前身，是漢代的《相和歌》。
漢魏時期，有一種《但歌》，它沒有配合音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
曹操的後宮宋容華，“清澈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特妙”。
《相和》和《但歌》不同的地方，是和音樂配合起來，“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宋書·樂志》）。
節是塞滿糠的小鼓，領唱的人，手裡拿着小鼓。
曹魏時，有朱生、宋識、列和等樂師把流行于當時的《相和》十七曲，合并為十三曲。
從沒有配合音樂的《但歌》，發展到“被之弦管”的《相和歌》；又根據《相和歌》的樂譜，配合弦管金石，制造新的歌辭，稱為清商三調歌詞。
《宋書·音樂志》說：“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依據舊的樂譜譜新詞），宋識善擊節倡和（領唱），陳左善清歌（獨唱），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筝，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
”這六位歌手和樂師，對此後《清商樂》的發展，有較大影響。
西晉末年，洛都淪覆，漢魏舊音流傳到江南，又補充以《吳歌》、《西曲》，《清商樂》的歌詞内容，就非常豐富了。
南齊有朱顧仙、朱子尚，梁代有吳安泰、韓法秀，皆以善歌聞名，同時有宮人王金珠“善歌吳聲四曲，又制《江南歌》，當時妙絕”（《通典·樂典》）。
可見南朝聲樂方面人才輩出。
北朝到了北魏孝文帝時期，南朝的《吳歌》、《西曲》以及漢魏以來中原舊曲，開始傳播到北方，北朝總謂之《清商樂》。
隋文帝滅陳之後，大量的《清商樂》曲傳播到北方，隋文帝稱贊它為華夏正聲，特别在太常卿之下設立一個清商署來整理保存這部分音樂遺産。
并把《清商樂》列為七部伎之一，稱為《清商伎》。
“歌曲有《陽伴》，舞曲有《明君》、《并契》。
其樂器有鐘、磬、琴、瑟、擊琴、琵琶、箜篌、築、筝、節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種。
”（《隋書·音樂志》） 《西涼樂》，這是盛行于十六國北朝的音樂。
《隋書·音樂志》稱：“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為之，号為秦漢伎。
魏太武（拓跋焘）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
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
”這是北方各民族融合過程中形成的一種音樂，既有秦漢舊伎，又摻進了少數民族的聲調和樂器。
所以《隋志》又說：“今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華夏正器。
《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器聲調，悉與書史不同。
其歌曲有《永世樂》，解曲有《萬世豐》，舞曲有《于阗佛曲》。
其樂器有鐘、磬、彈筝、筝、卧箜篌、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長笛、小筚篥、橫笛、腰鼓、齊鼓、擔鼓、銅钹、貝等十九種，為一部。
”《舊唐書·音樂志》稱西涼伎有“白舞一人，方舞四人”。
《龜茲樂》，苻秦之末，呂光至龜茲（今新疆庫車），得其樂聲，傳播到中原地區，風靡一時，一直到隋唐，都在發生影響。
齊隋之際，《龜茲樂》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三部。
《隋書·音樂志》說它的“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鹽》。
其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員鼓、都昙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钹、貝等十五種，為一部。
”《舊唐書·音樂志》稱龜茲樂有“舞者四人”。
當時中國國内少數民族地區的音樂影響中原地區最大的要算《龜茲樂》了。
《大唐西域記》稱“屈支（龜茲的異譯）國，管弦伎樂，特善諸國。
”《舊唐書·音樂志》稱：“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将數百，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
”而且《西涼樂》，《隋書·音樂志》說它“變龜茲聲為之”，可見也來源于《龜茲樂》。
《龜茲樂》固然是從苻秦末傳其樂聲，可是中原地區傳習之盛，卻是從北魏後期開始。
《通典·樂典》稱：“自宣武（元恪）已後，始愛胡聲。
洎于遷都（東魏遷邺），屈茨（龜茲）琵琶、五弦、箜篌、胡、胡鼓、銅钹、打沙羅、胡舞，铿锵镗，洪心駭耳。
撫筝新靡絕麗，歌音全似吟哭，聽之者無不凄怆。
”北齊尤好《龜茲樂》，有曹國人曹婆羅門，北魏時以彈龜茲琵琶著名當世；子曹僧奴，僧奴子曹妙達，北齊後主（高緯）時，“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此外還有“何朱弱（何國人）、史醜多（史國人）之徒十餘人，鹹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北史·恩幸傳》）。
當時盛為無愁之曲，“音韻窈窕，極于哀思”，“曲終樂阕，莫不殒涕”（《通典·樂典》）。
北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祗婆來到長安，把龜茲樂調也傳到中原地區，對此後中原地區音樂的發展，影響極大。
《疏勒樂》，北魏時傳入内地。
《隋書·音樂志》稱《疏勒樂》“歌曲有《亢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解曲有《鹽曲》。
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等十種，為一部”。
《新唐書·禮樂志》稱《疏勒樂》有“舞者二人”。
以上是國内各族的音樂，下面講的是國外傳入中土的音樂。
《安國樂》，北魏時傳來中國。
《隋書·音樂志》說它的“歌曲有《附薩單時》，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
樂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雙筚篥、正鼓、和鼓、銅钹等十種，為一部”。
《新唐書·禮樂志》稱《安國樂》有“舞者二人”。
《康國樂》，北周武帝娶突厥公主為皇後，《康國樂》也随着突厥公主輾轉傳來中國。
《隋書·音樂志》說它的“歌曲有《戢殿農和正》，舞曲有《駕蘭缽鼻始》、《末奚波地》、《農惠缽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
樂器有笛、正鼓、和鼓、銅钹等四種，為一部”。
《新唐書·禮樂志》稱《康國樂》有“舞者二人”。
《高麗樂》和《百濟樂》，北魏滅北燕馮氏時（公元436年），得二國之樂，但不完備。
到了北周武帝滅北齊時（公元577年），這兩國的音樂繼續輸入中國，漸臻完備。
《隋書·音樂志》稱《高麗樂》的“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
樂器有彈筝、卧箜篌、豎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齊鼓、擔鼓、貝等十四種，為一部”。
《天竺樂》和《扶南樂》，本來是二部。
《天竺樂》是在前涼張重華時期（公元346&mdash353年），傳到河西走廊的。
大概這時佛教廣泛流行，五天竺的音樂随着佛教而輸入中國。
扶南（今柬埔寨）的音樂，和天竺是一個系統即佛教系統，因此到隋代，就把《扶南樂》合并到《天竺樂》裡去了。
《隋書·音樂志》謂《天竺樂》的“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
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銅鼓、毛員鼓、都昙鼓、銅钹、貝等九種，為一部”。
《新唐書·禮樂志》稱《天竺樂》有“舞者二人”。
以上一些樂伎，有國内的，有國外的，有中原地區的，有少數民族地區的，樂工的衣服裝飾，一概從其方俗。
如《龜茲樂》樂工，都是“皂絲布頭巾，绯絲布袍，錦袖，绯布袴&hellip&hellip烏皮靴”。
《高麗樂》樂工，都着“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色靴”（《通典·樂典》）。
可以說，竭力想通過衣服裝飾，以保存音樂的原來情調和氣氛。
此外，北朝還流行過鮮卑、吐谷渾、步落稽（即稽胡）三個部族的音樂，并用它的曲調配合鼓吹，作為馬上鼓吹之樂。
《鮮卑樂》，亦謂之《北歌》，北魏時稱為《真人代歌》。
北魏建都平城時，令掖庭宮女，朝夕歌唱。
到了周、隋之際，還用來和《西涼樂》雜奏。
《北歌》的歌辭，除了《企喻
鐘書古雅，宜于碑志；二王流便，宜于書帖，風格不同，各有所施。
大概到了隋代，碑志方面的書法家認為當時北方的書法，自從受了南方書法風格的影響以後，已經流便有餘，古雅不足了。
為了在碑志方面杜塞這一頹風，于是又在真書之中，更多地參酌隸體。
可是這樣一來，不但沒有恢複和發展魏碑的古雅樸質的優秀傳統，反而使人感到不自然，感到有些做作。
當然，隋碑中也有不少優美的作品，如張禮暨妻羅氏墓志、蔡夫人張貴男墓志，董美人墓志等，是可以和魏齊碑志相抗衡的。
音樂、舞蹈與雜伎 中國古代所謂“雅樂”的聲歌部分，其實就是《詩》三百篇。
《詩》三百篇中一部分來自民間，采詩的官把它們采集起來以後，經過樂師整理、編纂，和其餘一部分非民間的東西，配合鐘鼓節奏，以供統治階級享祀燕樂之用，這就是後來所謂的雅樂了。
雅樂中的一部分固然來自民間，但既已成為帝王舉行大典所用的樂舞，它就逐漸離開人民，衰亡下去。
所以到了建安初年，曹操平荊州，得漢雅樂郎杜夔，他隻能拿三百篇中的《鹿鳴》、《驺虞》、《伐檀》、《文王》四篇來合樂歌唱，“餘聲不傳”。
“太和（公元227&mdash232年）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唯《鹿鳴》一笙。
”“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通志·樂略·樂府總序》），這樣也就是說春秋以來的雅樂至西晉而亡，當然是很自然的事。
兩漢、魏、晉的樂府，它也來自民間，“采詩入樂，自漢武始”（《通志·樂略·正聲序論》）。
它的聲樂有短箫铙歌（鼓吹樂的一種），有《舞歌》（《舞》本漢《巴渝舞》），有《拂舞歌》，有《相和歌》（漢世街陌讴謠之辭，絲竹相和）。
這些歌辭合樂以後，被統治階級采用作為宗廟的樂歌和軍中的凱歌，一直到南朝還是如此。
音樂是在人民中間發展出來的，因此不可能不帶有地方色彩。
中原的聲歌，由于西晉淪亡以後，沒有樂府來加以采集整理，所以“中原正聲”很少被保存下來。
而自各族大移動起，漠北、西域的音樂，大量輸入黃河流域；同時，東晉在江南建國以後，南方的聲歌如《清商曲》中的《子夜》、《前溪》、《烏夜啼》、《石城樂》、《莫愁樂》、《襄陽樂》之類，也大大發展起來，并被樂府采集整理。
這樣，當時的音樂界就出現了“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舊唐書·音樂志》）的現象。
現在先講《清商樂》。
《清商樂》是盛行于東晉南朝的音樂。
《清商樂》的前身，是漢代的《相和歌》。
漢魏時期，有一種《但歌》，它沒有配合音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
曹操的後宮宋容華，“清澈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特妙”。
《相和》和《但歌》不同的地方，是和音樂配合起來，“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宋書·樂志》）。
節是塞滿糠的小鼓，領唱的人，手裡拿着小鼓。
曹魏時，有朱生、宋識、列和等樂師把流行于當時的《相和》十七曲，合并為十三曲。
從沒有配合音樂的《但歌》，發展到“被之弦管”的《相和歌》；又根據《相和歌》的樂譜，配合弦管金石，制造新的歌辭，稱為清商三調歌詞。
《宋書·音樂志》說：“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依據舊的樂譜譜新詞），宋識善擊節倡和（領唱），陳左善清歌（獨唱），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筝，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
”這六位歌手和樂師，對此後《清商樂》的發展，有較大影響。
西晉末年，洛都淪覆，漢魏舊音流傳到江南，又補充以《吳歌》、《西曲》，《清商樂》的歌詞内容，就非常豐富了。
南齊有朱顧仙、朱子尚，梁代有吳安泰、韓法秀，皆以善歌聞名，同時有宮人王金珠“善歌吳聲四曲，又制《江南歌》，當時妙絕”（《通典·樂典》）。
可見南朝聲樂方面人才輩出。
北朝到了北魏孝文帝時期，南朝的《吳歌》、《西曲》以及漢魏以來中原舊曲，開始傳播到北方，北朝總謂之《清商樂》。
隋文帝滅陳之後，大量的《清商樂》曲傳播到北方，隋文帝稱贊它為華夏正聲，特别在太常卿之下設立一個清商署來整理保存這部分音樂遺産。
并把《清商樂》列為七部伎之一，稱為《清商伎》。
“歌曲有《陽伴》，舞曲有《明君》、《并契》。
其樂器有鐘、磬、琴、瑟、擊琴、琵琶、箜篌、築、筝、節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種。
”（《隋書·音樂志》） 《西涼樂》，這是盛行于十六國北朝的音樂。
《隋書·音樂志》稱：“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為之，号為秦漢伎。
魏太武（拓跋焘）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
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
”這是北方各民族融合過程中形成的一種音樂，既有秦漢舊伎，又摻進了少數民族的聲調和樂器。
所以《隋志》又說：“今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華夏正器。
《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器聲調，悉與書史不同。
其歌曲有《永世樂》，解曲有《萬世豐》，舞曲有《于阗佛曲》。
其樂器有鐘、磬、彈筝、筝、卧箜篌、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長笛、小筚篥、橫笛、腰鼓、齊鼓、擔鼓、銅钹、貝等十九種，為一部。
”《舊唐書·音樂志》稱西涼伎有“白舞一人，方舞四人”。
《龜茲樂》，苻秦之末，呂光至龜茲（今新疆庫車），得其樂聲，傳播到中原地區，風靡一時，一直到隋唐，都在發生影響。
齊隋之際，《龜茲樂》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三部。
《隋書·音樂志》說它的“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鹽》。
其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員鼓、都昙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钹、貝等十五種，為一部。
”《舊唐書·音樂志》稱龜茲樂有“舞者四人”。
當時中國國内少數民族地區的音樂影響中原地區最大的要算《龜茲樂》了。
《大唐西域記》稱“屈支（龜茲的異譯）國，管弦伎樂，特善諸國。
”《舊唐書·音樂志》稱：“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将數百，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
”而且《西涼樂》，《隋書·音樂志》說它“變龜茲聲為之”，可見也來源于《龜茲樂》。
《龜茲樂》固然是從苻秦末傳其樂聲，可是中原地區傳習之盛，卻是從北魏後期開始。
《通典·樂典》稱：“自宣武（元恪）已後，始愛胡聲。
洎于遷都（東魏遷邺），屈茨（龜茲）琵琶、五弦、箜篌、胡、胡鼓、銅钹、打沙羅、胡舞，铿锵镗，洪心駭耳。
撫筝新靡絕麗，歌音全似吟哭，聽之者無不凄怆。
”北齊尤好《龜茲樂》，有曹國人曹婆羅門，北魏時以彈龜茲琵琶著名當世；子曹僧奴，僧奴子曹妙達，北齊後主（高緯）時，“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此外還有“何朱弱（何國人）、史醜多（史國人）之徒十餘人，鹹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北史·恩幸傳》）。
當時盛為無愁之曲，“音韻窈窕，極于哀思”，“曲終樂阕，莫不殒涕”（《通典·樂典》）。
北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祗婆來到長安，把龜茲樂調也傳到中原地區，對此後中原地區音樂的發展，影響極大。
《疏勒樂》，北魏時傳入内地。
《隋書·音樂志》稱《疏勒樂》“歌曲有《亢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解曲有《鹽曲》。
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等十種，為一部”。
《新唐書·禮樂志》稱《疏勒樂》有“舞者二人”。
以上是國内各族的音樂，下面講的是國外傳入中土的音樂。
《安國樂》，北魏時傳來中國。
《隋書·音樂志》說它的“歌曲有《附薩單時》，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
樂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雙筚篥、正鼓、和鼓、銅钹等十種，為一部”。
《新唐書·禮樂志》稱《安國樂》有“舞者二人”。
《康國樂》，北周武帝娶突厥公主為皇後，《康國樂》也随着突厥公主輾轉傳來中國。
《隋書·音樂志》說它的“歌曲有《戢殿農和正》，舞曲有《駕蘭缽鼻始》、《末奚波地》、《農惠缽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
樂器有笛、正鼓、和鼓、銅钹等四種，為一部”。
《新唐書·禮樂志》稱《康國樂》有“舞者二人”。
《高麗樂》和《百濟樂》，北魏滅北燕馮氏時（公元436年），得二國之樂，但不完備。
到了北周武帝滅北齊時（公元577年），這兩國的音樂繼續輸入中國，漸臻完備。
《隋書·音樂志》稱《高麗樂》的“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
樂器有彈筝、卧箜篌、豎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齊鼓、擔鼓、貝等十四種，為一部”。
《天竺樂》和《扶南樂》，本來是二部。
《天竺樂》是在前涼張重華時期（公元346&mdash353年），傳到河西走廊的。
大概這時佛教廣泛流行，五天竺的音樂随着佛教而輸入中國。
扶南（今柬埔寨）的音樂，和天竺是一個系統即佛教系統，因此到隋代，就把《扶南樂》合并到《天竺樂》裡去了。
《隋書·音樂志》謂《天竺樂》的“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
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銅鼓、毛員鼓、都昙鼓、銅钹、貝等九種，為一部”。
《新唐書·禮樂志》稱《天竺樂》有“舞者二人”。
以上一些樂伎，有國内的，有國外的，有中原地區的，有少數民族地區的，樂工的衣服裝飾，一概從其方俗。
如《龜茲樂》樂工，都是“皂絲布頭巾，绯絲布袍，錦袖，绯布袴&hellip&hellip烏皮靴”。
《高麗樂》樂工，都着“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色靴”（《通典·樂典》）。
可以說，竭力想通過衣服裝飾，以保存音樂的原來情調和氣氛。
此外，北朝還流行過鮮卑、吐谷渾、步落稽（即稽胡）三個部族的音樂，并用它的曲調配合鼓吹，作為馬上鼓吹之樂。
《鮮卑樂》，亦謂之《北歌》，北魏時稱為《真人代歌》。
北魏建都平城時，令掖庭宮女，朝夕歌唱。
到了周、隋之際，還用來和《西涼樂》雜奏。
《北歌》的歌辭，除了《企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