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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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230年），字元常，仕魏官至太傅，人稱鐘太傅。
工書，師法曹喜（東漢書法家）、蔡邕、劉德昇，兼善各體，尤精于隸、楷和行書。
梁袁昂稱“鐘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喜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法書要錄》引袁昂《書評》）。
唐張懷稱鐘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書斷》）。
近人以為鐘繇發展秦漢以來所未有的楷法，對漢字的定型有很大貢獻，這确也不是過譽。
鐘繇的行書，對王羲之的影響也很大。
與鐘繇同時有胡昭，他與鐘繇同師劉德昇，與繇齊名，善行、草，世稱“胡肥鐘瘦”（《書斷》）。
東吳有皇象，師法杜度，最工章草。
筆勢沈着痛快，縱橫自然。
魏之韋誕，諸書并善，尤精題署。
袁昂評他的書法，“龍威虎振，劍拔弩張”（《法書要錄》引袁昂《書評》），大概氣魄是比較雄偉的。
西晉書法家有敦煌人索靖（公元244&mdash303年），字幼安，張芝姊之孫。
亦擅章草，傳張芝草法而變其形迹。
并學韋誕，而險峻過之。
“有若山形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
”（《書斷》）衛（公元220&mdash291年），字伯玉，河東安邑（今山西夏縣北）人。
西晉司空。
行草亦稱“神妙”，當時人将他與索靖并稱“二妙”。
他的族孫女衛铄（公元272&mdash349年），字茂漪，東晉初年汝陰太守李矩妻，世稱衛夫人。
工書，師鐘繇，妙傳其法。
王羲之少時，曾從她學書。
她著《筆陣圖》，闡述執筆、用筆方法，并列舉“”、“丶”等七種基本筆畫的寫法： 應該像“千裡陣雲”； 丶 應該像“高峰墜石”； 丿 應該像“陸斷犀象”； 應該像“百鈞弩發”； 丨 應該像“萬歲枯藤”； 應該像“崩浪雷奔”； 應該像“勁弩筋節”。
她認為寫字時，“下筆點墨，畫芟波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
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
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法書要錄》）。
從這些經驗之談中可以見到她論書法的大概了。
王羲之（公元321&mdash379年）字逸少，琅邪臨沂人，仕東晉官至右軍将軍，人稱王右軍。
七歲開始學書。
羲之的叔父王，工章楷，他的書法受了王的影響；他早年又從衛夫人受筆法。
以後他看了李斯的《峄山碑》、蔡邕的三體石經、張昶（張芝弟）的《華嶽碑》以及他叔父王導珍藏的鐘繇《宣示表》真迹，遂改變初學，博采衆長，創造了妍美流便的新體。
張懷說他“割析張公之草〔書〕，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鐘君之隸〔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書斷》）。
他的書法為曆代學書者所崇尚，影響極大，他因此有“書聖”之稱。
王羲之的代表作有《蘭亭序》、《黃庭經》等，但是它們的真迹都沒有流傳下來。
《蘭亭序》是他三十三歲那一年寫的；“書用繭蠶紙，鼠須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
”（《法書要錄》引唐何延之《蘭亭記》）現在所流傳的《蘭亭序》模本，據近人考證，認為是齊梁間人或唐初人所臨摹的，距離羲之的真迹氣息已遠[2]。
《黃庭經》是羲之三十七歲那一年寫的。
據傳說羲之最愛鵝，山陰（今浙江紹興市）昙村有一道士養了十幾隻好鵝，一天早上，他坐船經過那裡看到了，非常歡喜。
道士表示可以把這群鵝送給羲之，條件是羲之替道士寫《黃庭經》一部。
羲之用了半天時間，在道士那裡把《黃庭經》寫畢，籠鵝而歸[3]。
現在所流傳的王羲之《萬歲通天帖》，筆意稍帶隸意，尚存羲之筆法規模。
王羲之的妻子郗，亦善書，有些王羲之署名的書箋，往往是郗代筆的。
王羲之的兒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以及凝之的妻子謝道韫（謝安的侄女），并工書，而以獻之成就最大。
王獻之（公元344&mdash386年），字子敬，官至中書令，世稱“大令”（當時王導孫王珉亦工書，亦官至中書令，稱“小令”）。
獻之七八歲的時候，正在學字，父“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法書要錄》引虞《論書表》），羲之知道他以後在書法方面會有成就，于是寫了一篇《樂毅論》叫他臨摹。
獻之嗣又師法張芝，兼精諸體，尤工行、草和隸書，與其父羲之齊名，并稱“二王”。
宋羊欣認為王獻之的字，“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法書要錄》）。
唐人孫過庭說：“元常（鐘繇）工于隸書，伯英（張芝）精于草體，彼之二美，而羲〔之〕、獻〔之〕兼之。
”（《書斷》）二王的成就，正是在此。
二王以後，尤其是到了南朝時，湧現了許多書法家。
最著名的，有羊欣。
據說羊欣十五六歲的時候，王獻之來看他的父親，見羊欣正在午睡，他所穿新的白絹裙擱在床邊，獻之就拿他的絹裙寫字。
羊欣醒來，看了非常高興，這條白絹裙便成了他的法帖，朝夕臨摹，書法大進。
沈約稱贊羊欣，說是“子敬（王獻之）之後，可以獨步”（《書斷》）。
劉宋時代，羊欣的真書，孔琳之的草書，蕭思話的行書，範晔的篆書，“各一時之妙”。
袁昂在《書評》中說“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可見成就較高。
稍後還有薄紹之，與羊欣齊名，後世并稱“羊薄”。
他也是學王獻之的，他的書法，“風格秀異，若幹将（寶劍）出匣，光芒射人”（《法書要錄》引《書斷》）。
梁代蕭子雲“善草隸，為時楷法”。
他年輕時規摹王獻之，中年以後“全範元常（鐘繇）”。
梁武帝稱賞他的書法：“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并驅争先”（《梁書·蕭子恪傳弟子雲附傳》）。
據傳說蕭子雲的書名，遠播海外。
有一次百濟國的使節到建康來“求書”，恰巧蕭子雲出任東陽太守，“維舟将發”。
百濟國的使節就親自到江邊去求子雲的墨迹。
“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南史·齊豫章王嶷傳子子雲附傳》）。
這件事後來成為書法史上的佳話。
陳、隋間釋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孫。
吳興永欣寺僧，人稱永禅師。
他嘗“登樓不下四十餘年”（《法書要錄》引唐徐浩論書），專心學書，“終著能名”。
據說智永“學書有秃筆頭十甕，每甕皆數千。
人來覓書并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門檻）為穿穴，乃用鐵葉裹之，謂為鐵門限”（《太平廣記》卷207《書》引《尚書故實》）。
梁武帝最愛王羲之的字，教人在王羲之遺書中拓下不同的字一千個，命周興嗣編為四言韻語；周興嗣就編成一部《千字文》，因用腦過度，鬓發皆白。
智永又把周興嗣編、王羲之書《千字文》臨了八百本，分送江南寺院和熟悉的人。
東晉、南朝書法的正宗是二王的真書，而十六國、北朝書法則沿襲鐘繇、衛的舊書體。
西晉末，範陽盧谌，清河崔悅，均以書法著名。
盧法鐘繇，崔師衛，又俱參以索靖的草書。
盧谌傳子偃，偃傳子邈，邈傳子玄，玄傳子度世，度世傳子伯源；崔悅傳子潛，潛傳子宏，宏傳子浩。
故北魏初年工書者，稱崔、盧二門。
由于北朝受到崔、盧兩家的影響，也就是說北方還是宗法鐘繇和衛，因此北方的書法，既沒有漢碑那樣古澀的味道，也沒有南方二王那樣流風回雪的情韻，但卻能保持它一種古雅而端莊的獨特風格。
關于十六國、北朝時代的北方書法風格，敦煌發現的寫經真迹，是最好的見證人。
我們從西晉永嘉二年（公元308年）所寫的《波羅蜜經》真迹中，可以看到晉人的書法，還非常顯著地受到漢代木簡字體的影響，結體端莊，筆法古茂。
到了十六國時期，如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所寫的《譬喻經》，西涼李建初七年（公元411年）所寫的《妙法蓮華經》，和北涼沮渠氏承平十五年（公元457年）所寫的《佛說菩薩藏經》，這些寫經真迹，還是繼承并發展了漢魏這一系統的風格。
它們大都微參隸法，結體樸茂。
北朝的寫經真迹，在十六國的書法基礎上更有所發展。
真書中參以隸法的成分日益沖淡了，而筆法在茂密之中，又宕以逸氣。
如北魏正始二年（公元505年）所寫的《大般涅經》，永平三年（公元510年）所寫的《大智度論》，延昌元年（公元512年）所寫的《摩诃衍經》、《華嚴經》等，大都是結體莊茂，筆力駿放，都達到較高的藝術水平。
進入北朝後期，從西魏大統十四年（公元548年）所寫的《大般涅經》和北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所寫的《大般涅經》兩種真迹看來，這時的書法又漸漸在向工整濃麗的方向發展，已經到了南北朝書法風格融合的前夜了[4]。
當然，要研究北朝的書法，除了寫經真迹以外，還得依靠出土的北朝墓志。
尤其近百年來，北朝的碑志大量出土，魏志已盈三百，周、齊志銘亦将近七八十，隋志過百，這對于我們研究當時書法，有很大幫助。
大概北朝的志銘，除了張猛龍、張黑女等著名墓志以外，北魏嫔嫱諸志中，如王普賢墓志、司馬顯姿墓志、馮迎男墓志，元氏宗室諸志中，如元珍、元天穆、元引、元繼、元維、元固、元桢、元智妻姬氏等墓志，群臣中如上谷寇氏諸志以及吐谷渾玑墓志、司馬昺墓志、郭顯墓志、王誦墓志、苟景墓志、邢巒妻元純陀墓志，莫不骨力雄勁，結體古雅，而又不乏媚趣。
後代的碑志是無法和它們相颉颃的。
如果說南方的書法，其代表作品是二王系統的書帖的話，那麼北方的書法，其代表作品不能不是魏、齊的碑志了。
它們猶如春蘭秋菊，各有千秋，誰都不能抹煞對方的優點和成就。
周、齊之際，不但南方的文風因庾信等文士入關而影響了北方，在書法藝術方面，也因王褒等書法家入關的緣故，南方的書法風格&mdash&mdash主要是二王的風格&mdash&mdash深刻地影響了北方。
《周書·藝術·趙文深傳》載：“文深少學楷隸&hellip&hellip雅有鐘、王之則，筆勢可觀。
當時碑，唯文深及冀隽而已。
&hellip&hellip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并學褒書。
文深之書，遂被遐棄。
文深慚恨，形于言色。
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
至于碑，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
&hellip&hellip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
”從這一則例子中，可見北方的書法，如何受到南方的深刻影響。
但在碑志方面，用二王的風格來書寫，有時不如用鐘、衛的風格來書寫為古雅有奇緻。
因此，趙文深在書寫碑方面的地位，并沒有因二王書體
工書，師法曹喜（東漢書法家）、蔡邕、劉德昇，兼善各體，尤精于隸、楷和行書。
梁袁昂稱“鐘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喜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法書要錄》引袁昂《書評》）。
唐張懷稱鐘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書斷》）。
近人以為鐘繇發展秦漢以來所未有的楷法，對漢字的定型有很大貢獻，這确也不是過譽。
鐘繇的行書，對王羲之的影響也很大。
與鐘繇同時有胡昭，他與鐘繇同師劉德昇，與繇齊名，善行、草，世稱“胡肥鐘瘦”（《書斷》）。
東吳有皇象，師法杜度，最工章草。
筆勢沈着痛快，縱橫自然。
魏之韋誕，諸書并善，尤精題署。
袁昂評他的書法，“龍威虎振，劍拔弩張”（《法書要錄》引袁昂《書評》），大概氣魄是比較雄偉的。
西晉書法家有敦煌人索靖（公元244&mdash303年），字幼安，張芝姊之孫。
亦擅章草，傳張芝草法而變其形迹。
并學韋誕，而險峻過之。
“有若山形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
”（《書斷》）衛（公元220&mdash291年），字伯玉，河東安邑（今山西夏縣北）人。
西晉司空。
行草亦稱“神妙”，當時人将他與索靖并稱“二妙”。
他的族孫女衛铄（公元272&mdash349年），字茂漪，東晉初年汝陰太守李矩妻，世稱衛夫人。
工書，師鐘繇，妙傳其法。
王羲之少時，曾從她學書。
她著《筆陣圖》，闡述執筆、用筆方法，并列舉“”、“丶”等七種基本筆畫的寫法： 應該像“千裡陣雲”； 丶 應該像“高峰墜石”； 丿 應該像“陸斷犀象”； 應該像“百鈞弩發”； 丨 應該像“萬歲枯藤”； 應該像“崩浪雷奔”； 應該像“勁弩筋節”。
她認為寫字時，“下筆點墨，畫芟波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
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
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法書要錄》）。
從這些經驗之談中可以見到她論書法的大概了。
王羲之（公元321&mdash379年）字逸少，琅邪臨沂人，仕東晉官至右軍将軍，人稱王右軍。
七歲開始學書。
羲之的叔父王，工章楷，他的書法受了王的影響；他早年又從衛夫人受筆法。
以後他看了李斯的《峄山碑》、蔡邕的三體石經、張昶（張芝弟）的《華嶽碑》以及他叔父王導珍藏的鐘繇《宣示表》真迹，遂改變初學，博采衆長，創造了妍美流便的新體。
張懷說他“割析張公之草〔書〕，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鐘君之隸〔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書斷》）。
他的書法為曆代學書者所崇尚，影響極大，他因此有“書聖”之稱。
王羲之的代表作有《蘭亭序》、《黃庭經》等，但是它們的真迹都沒有流傳下來。
《蘭亭序》是他三十三歲那一年寫的；“書用繭蠶紙，鼠須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
”（《法書要錄》引唐何延之《蘭亭記》）現在所流傳的《蘭亭序》模本，據近人考證，認為是齊梁間人或唐初人所臨摹的，距離羲之的真迹氣息已遠[2]。
《黃庭經》是羲之三十七歲那一年寫的。
據傳說羲之最愛鵝，山陰（今浙江紹興市）昙村有一道士養了十幾隻好鵝，一天早上，他坐船經過那裡看到了，非常歡喜。
道士表示可以把這群鵝送給羲之，條件是羲之替道士寫《黃庭經》一部。
羲之用了半天時間，在道士那裡把《黃庭經》寫畢，籠鵝而歸[3]。
現在所流傳的王羲之《萬歲通天帖》，筆意稍帶隸意，尚存羲之筆法規模。
王羲之的妻子郗，亦善書，有些王羲之署名的書箋，往往是郗代筆的。
王羲之的兒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以及凝之的妻子謝道韫（謝安的侄女），并工書，而以獻之成就最大。
王獻之（公元344&mdash386年），字子敬，官至中書令，世稱“大令”（當時王導孫王珉亦工書，亦官至中書令，稱“小令”）。
獻之七八歲的時候，正在學字，父“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法書要錄》引虞《論書表》），羲之知道他以後在書法方面會有成就，于是寫了一篇《樂毅論》叫他臨摹。
獻之嗣又師法張芝，兼精諸體，尤工行、草和隸書，與其父羲之齊名，并稱“二王”。
宋羊欣認為王獻之的字，“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法書要錄》）。
唐人孫過庭說：“元常（鐘繇）工于隸書，伯英（張芝）精于草體，彼之二美，而羲〔之〕、獻〔之〕兼之。
”（《書斷》）二王的成就，正是在此。
二王以後，尤其是到了南朝時，湧現了許多書法家。
最著名的，有羊欣。
據說羊欣十五六歲的時候，王獻之來看他的父親，見羊欣正在午睡，他所穿新的白絹裙擱在床邊，獻之就拿他的絹裙寫字。
羊欣醒來，看了非常高興，這條白絹裙便成了他的法帖，朝夕臨摹，書法大進。
沈約稱贊羊欣，說是“子敬（王獻之）之後，可以獨步”（《書斷》）。
劉宋時代，羊欣的真書，孔琳之的草書，蕭思話的行書，範晔的篆書，“各一時之妙”。
袁昂在《書評》中說“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可見成就較高。
稍後還有薄紹之，與羊欣齊名，後世并稱“羊薄”。
他也是學王獻之的，他的書法，“風格秀異，若幹将（寶劍）出匣，光芒射人”（《法書要錄》引《書斷》）。
梁代蕭子雲“善草隸，為時楷法”。
他年輕時規摹王獻之，中年以後“全範元常（鐘繇）”。
梁武帝稱賞他的書法：“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并驅争先”（《梁書·蕭子恪傳弟子雲附傳》）。
據傳說蕭子雲的書名，遠播海外。
有一次百濟國的使節到建康來“求書”，恰巧蕭子雲出任東陽太守，“維舟将發”。
百濟國的使節就親自到江邊去求子雲的墨迹。
“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南史·齊豫章王嶷傳子子雲附傳》）。
這件事後來成為書法史上的佳話。
陳、隋間釋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孫。
吳興永欣寺僧，人稱永禅師。
他嘗“登樓不下四十餘年”（《法書要錄》引唐徐浩論書），專心學書，“終著能名”。
據說智永“學書有秃筆頭十甕，每甕皆數千。
人來覓書并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門檻）為穿穴，乃用鐵葉裹之，謂為鐵門限”（《太平廣記》卷207《書》引《尚書故實》）。
梁武帝最愛王羲之的字，教人在王羲之遺書中拓下不同的字一千個，命周興嗣編為四言韻語；周興嗣就編成一部《千字文》，因用腦過度，鬓發皆白。
智永又把周興嗣編、王羲之書《千字文》臨了八百本，分送江南寺院和熟悉的人。
東晉、南朝書法的正宗是二王的真書，而十六國、北朝書法則沿襲鐘繇、衛的舊書體。
西晉末，範陽盧谌，清河崔悅，均以書法著名。
盧法鐘繇，崔師衛，又俱參以索靖的草書。
盧谌傳子偃，偃傳子邈，邈傳子玄，玄傳子度世，度世傳子伯源；崔悅傳子潛，潛傳子宏，宏傳子浩。
故北魏初年工書者，稱崔、盧二門。
由于北朝受到崔、盧兩家的影響，也就是說北方還是宗法鐘繇和衛，因此北方的書法，既沒有漢碑那樣古澀的味道，也沒有南方二王那樣流風回雪的情韻，但卻能保持它一種古雅而端莊的獨特風格。
關于十六國、北朝時代的北方書法風格，敦煌發現的寫經真迹，是最好的見證人。
我們從西晉永嘉二年（公元308年）所寫的《波羅蜜經》真迹中，可以看到晉人的書法，還非常顯著地受到漢代木簡字體的影響，結體端莊，筆法古茂。
到了十六國時期，如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所寫的《譬喻經》，西涼李建初七年（公元411年）所寫的《妙法蓮華經》，和北涼沮渠氏承平十五年（公元457年）所寫的《佛說菩薩藏經》，這些寫經真迹，還是繼承并發展了漢魏這一系統的風格。
它們大都微參隸法，結體樸茂。
北朝的寫經真迹，在十六國的書法基礎上更有所發展。
真書中參以隸法的成分日益沖淡了，而筆法在茂密之中，又宕以逸氣。
如北魏正始二年（公元505年）所寫的《大般涅經》，永平三年（公元510年）所寫的《大智度論》，延昌元年（公元512年）所寫的《摩诃衍經》、《華嚴經》等，大都是結體莊茂，筆力駿放，都達到較高的藝術水平。
進入北朝後期，從西魏大統十四年（公元548年）所寫的《大般涅經》和北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所寫的《大般涅經》兩種真迹看來，這時的書法又漸漸在向工整濃麗的方向發展，已經到了南北朝書法風格融合的前夜了[4]。
當然，要研究北朝的書法，除了寫經真迹以外，還得依靠出土的北朝墓志。
尤其近百年來，北朝的碑志大量出土，魏志已盈三百，周、齊志銘亦将近七八十，隋志過百，這對于我們研究當時書法，有很大幫助。
大概北朝的志銘，除了張猛龍、張黑女等著名墓志以外，北魏嫔嫱諸志中，如王普賢墓志、司馬顯姿墓志、馮迎男墓志，元氏宗室諸志中，如元珍、元天穆、元引、元繼、元維、元固、元桢、元智妻姬氏等墓志，群臣中如上谷寇氏諸志以及吐谷渾玑墓志、司馬昺墓志、郭顯墓志、王誦墓志、苟景墓志、邢巒妻元純陀墓志，莫不骨力雄勁，結體古雅，而又不乏媚趣。
後代的碑志是無法和它們相颉颃的。
如果說南方的書法，其代表作品是二王系統的書帖的話，那麼北方的書法，其代表作品不能不是魏、齊的碑志了。
它們猶如春蘭秋菊，各有千秋，誰都不能抹煞對方的優點和成就。
周、齊之際，不但南方的文風因庾信等文士入關而影響了北方，在書法藝術方面，也因王褒等書法家入關的緣故，南方的書法風格&mdash&mdash主要是二王的風格&mdash&mdash深刻地影響了北方。
《周書·藝術·趙文深傳》載：“文深少學楷隸&hellip&hellip雅有鐘、王之則，筆勢可觀。
當時碑，唯文深及冀隽而已。
&hellip&hellip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并學褒書。
文深之書，遂被遐棄。
文深慚恨，形于言色。
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
至于碑，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
&hellip&hellip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
”從這一則例子中，可見北方的書法，如何受到南方的深刻影響。
但在碑志方面，用二王的風格來書寫，有時不如用鐘、衛的風格來書寫為古雅有奇緻。
因此，趙文深在書寫碑方面的地位，并沒有因二王書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