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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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石窟亦稱伊阙石窟,在今河南洛陽市南二十五裡的伊水入口處兩岸。

    西崖叫龍門山,最早的石窟開始創建于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公元500年);東岸叫香山,都是唐代的石窟。

    兩崖石窟和露天的壁龛,有幾千個,特别是西崖,石窟群長約三裡,遠看簡直像蜂窩一樣。

    龍門石窟石龛的數目最多,主要的石窟,在西崖有二十八處,在東崖有七處。

    所有石窟石龛中,北朝的作品占百分之三十,唐代的作品占百分之六十,其他各時代的作品占百分之十。

     據《魏書·釋老志》載:“景明初,世宗(即宣武帝元恪)诏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岩寺石窟(即雲岡石窟),于洛南伊阙山,為高祖(孝文帝元宏)、文昭皇太後(宣武帝生母高氏)營石窟二所。

    &hellip&hellip永平(公元508&mdash511年)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複造石窟一,凡為三所。

    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可見為了開鑿這三個石窟,耗費了無數的人力和物力。

     龍門石窟在解放前也遭到嚴重破壞,如古陽洞是龍門石窟中最早開鑿的一個石窟,主佛像首卻被道士用泥蓋上,塑成太上老君的樣子,已經看不到原來的雕像面目,所以當地人都稱它為老君洞了。

    尤其是帝國主義分子的盜劫,比較精美的佛像,十之八九已喪失頭顱。

    賓陽洞中洞兩塊出名的大浮雕,描繪北魏孝文帝與皇後禮佛情景的《帝後禮佛圖》,也被盜往國外。

    解放以後,龍門石窟亦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鞏義石窟寺,離開河南鞏義車站西北約七裡,在洛水北岸斷崖之上,創建于北魏孝文帝時。

    共有五窟,其中以浮雕的禮佛圖為多,約二十餘幅,且極精美。

    這裡也曾遭到帝國主義破壞,一部分佛頭已被盜走。

     天龍山石窟在山西太原市南約三十裡的天龍山上。

    山有東西兩峰,東峰分布八個石窟,西峰分布十三個石窟,系北齊至隋唐時期陸續開鑿。

    北齊天保二年(公元551年),文宣帝高洋開始命人在山上刻石佛,高二百尺;天保七年又刻石佛,高一百七十尺。

    這兩個大石佛因年久不見遺迹。

    在這以後雕刻的佛像,雕法細緻,神态生動,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可惜遭受帝國主義分子破壞,現在隻剩下一些斷裂的菩薩肢體了。

     響堂山石窟在河北邯鄲市境内,分南響堂、北響堂兩窟群;兩窟群相距三十餘裡,都創建于北齊文宣帝天保年間(公元550&mdash559年)。

    窟内石雕也在解放前遭到嚴重破壞,大部分佛像有身無頭。

     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創自北魏。

    它和敦煌千佛洞一樣,因岩石比較松脆,不适宜于雕刻,所以佛像大都是泥塑。

    那裡有許多北朝的佛、菩薩像,光顔圓滿。

    在第一百二十三号窟中,有魏代塑造供養童男女像:童女發作二髻,長裙,帶項圈;童男垂髫,頂垂小辮一條,長袍袖手,亦戴項圈,足登氈靴,不似漢人裝束。

    這對塑像表現了神情安詳,性格純潔。

    在第一百二十一号窟内,有西魏塑造的比丘二人,一像頭向左,一像頭向右,似在作偶語,表情也非常生動。

    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藝術家在創作受到佛教題材限制的作品時,是怎樣地盡量攝取生活内容,把富于生活感情的形象再現在他的作品上,發揮了中國藝術上優秀傳統的寫實精神。

     甘肅永靖炳靈寺石窟,這一石窟群最早的題記為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

    炳靈寺現已編号的窟、龛,一共有一百八十三個,計西秦窟二;北魏窟七,龛三十;隋窟四,龛一;唐窟十九,龛一百十五;明窟二,龛一;無法判斷年代的龛一。

     在一百八十三個窟龛中,以第一百六十九号窟規模最大,也就是古代稱之為唐述窟或天寺的。

    《水經·河水注》載: 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勢争高。

    &hellip&hellip其下層岩峭舉。

    壁岸無階,懸岩之中,多石室焉。

    室中若有積卷矣&hellip&hellip因謂之積書岩。

    岩堂之内,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hellip&hellip乃謂之神鬼。

    彼羌目鬼曰唐述,複因名之為唐述山。

    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

    &hellip&hellip故《秦川記》曰:“河峽崖傍有兩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

    西二裡,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

    ” 時亮,是人的名字,大概由時亮出資開鑿,所以叫時亮窟。

    唐述窟和時亮窟,就是西秦時開鑿的二窟。

    唐述窟内有大小龛三十個,每個龛内,或一立佛,或一佛一菩薩,或一佛兩脅侍菩薩。

    除個别龛内的造像為北魏中晚期外,絕大部分為西秦時代建造。

    可分為石雕、石胎泥塑、泥塑三種類型。

    大都形相端莊,表情肅穆,和國内各大窟的十六國後期和北魏早期作品風格,基本相同。

    此外窟内還有不少西秦壁畫,畫的内容,大都為說法圖和供養人像,面相敦厚端莊,體态豐滿健壯。

    在繪畫技法上,則是采用屈鐵盤絲的細線條,勁健有力,寫意的氣氛非常濃郁。

    人物衣着,多作綠、青、黃等色,雖經一千五百多年之久,色澤鮮豔,給人以一種舒适明快的感覺。

    其餘各窟的北朝或唐代壁畫、雕像,也都顯示出它那一時代的獨特風格來。

     敦煌千佛洞,在河西走廊西端,甘肅敦煌東南四十裡的鳴沙山上,古稱莫高窟。

    它開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曆經北魏、西魏、隋、唐以至元代,都有修建。

    現尚存有壁畫和雕塑作品的洞窟,一共有四百九十二窟,計有壁畫四萬五千多平方米,彩塑像二千一百餘尊,它不愧為我國曆史上偉大的民族藝術寶庫。

     壁畫的内容,北朝時期的以說法圖和佛本生故事為主。

    說法圖布局簡單,一般都是一佛在中間,兩菩薩侍立左右,有時也點綴散花奏樂的飛天在空中飛翔。

    所謂佛本生故事,就是釋迦牟尼在過去世中行菩薩道,利生受苦的故事,如摩诃薩投崖以身喂餓虎的故事,稱為《摩诃薩本生》;如屍毗王為了要營救饑鷹爪底下的鴿子而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來喂鷹的故事,稱為《屍毗王本生》。

    而摩诃薩和屍毗王,就都是釋迦牟尼的前身。

    這些佛教故事的含義,不外乎教人慈悲、犧牲、忍辱、不抵抗等等的内容。

     當時被寺院所雇用的畫師們,他們盡管被生活所迫而接受繪制宗教畫的任務,但有時他們也并不甘心于受到宗教題材的束縛,往往運用他們的智慧和純熟技巧,很巧妙地把富有社會現實生活内容的作品繪制了出來,如耕作、收獲、伐木、射獵、飼養、擠奶、拉纖、屠沽等畫幅,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勞動人民的辛勤勞苦生活;又如舟車、行旅、遊樂、宴飨、雜技、戰争等畫幅,也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當時各階層的生活。

    還有國内各族的人像和供養人像,也如實地寫出了當時北方各族、各階級、各階層的衣着面貌來。

    這些畫幅,不僅具有藝術價值,而且也富有史料價值。

     十六國和北朝的塑像,無論佛、菩薩,面相都比較清癯端正,表情莊嚴肅穆,與此相适應,衣着的襞褶也是緊貼軀體,所謂“曹衣出水”,好像剛從水裡出來一樣,衣褶線條,勁健有力。

    佛、菩薩、金剛、梵天王、飛天之類,在現實世界中是并不存在的,但藝術家在創造他們的形象時,卻不得不參考現實世界中各種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來作為素材加以捏造,如塑匠們參考女伎的形象來捏塑女菩薩或飛天,參考勞動人民的發達肌肉來捏塑四大梵天王或金剛力士,這樣,可以說在捏塑創作中,人物的性格形象表現得很鮮明而有典型性,捏塑的藝術水平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敦煌千佛洞石窟中所發現的曆史文物和藝術珍品,遭到帝國主義分子的嚴重破壞,大量珍貴文物被盜劫。

    解放後莫高窟回到了人民的懷抱,得到了修複和保護[1]。

     與佛教藝術有關的,我國至今還保存了不少北朝的寶塔,這裡隻介紹嵩山嵩嶽寺寶塔。

     嵩山嵩嶽寺磚塔,創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這是我國現存的最古磚塔,塔共十級,高約四十米,外形作筒型。

    由于基礎打得很牢固,同時采用了抗彎剪性能良好的筒型結構,在磚砌體方面也保證了很高的工程質量,所以一千四百多年來,曆經自然力的損害,這座磚塔仍然基本完好。

    在設計和施工技術方面,還表現在十二角塔身那優美的抛物線體形的準确性上,可以說是一項重大創造。

     木結構的寶塔,最著名的是北魏洛陽永甯寺的寶塔,《洛陽伽藍記》裡說:“永甯寺&hellip&hellip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刹複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

    去京師百裡,已遙見之。

    &hellip&hellip殚土木之工,窮造形之巧&hellip&hellip繡柱金鋪,駭人心目。

    至于高風永夜,寶铎和鳴,铿锵之聲,聞及十餘裡。

    &hellip&hellip裝飾畢功,明帝與太後共登之,視宮内如掌中,臨京師若家庭。

    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

    之嘗&hellip&hellip登之,下臨風雨,信者不虛。

    &hellip&hellip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二月,浮圖為火所燒。

    ”由于當時還不知道安置避雷設備,太高的木結構寶塔就容易為雷火所毀。

    這類寶塔的建築,形式和風格,開始時固然受到外國建築的一定影響,但中國優秀的建築師們卻也盡量運用中國建築上的優良傳統技術,很快就使它變成為自己民族形式的東西,來點綴我們祖國的美麗河山。

     書法 中國文字的書寫方法,在長時期裡經過很多的變化,有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真書、行書等等。

    自從西漢時人們發明了造紙術,到東漢以後,紙的應用越來越普遍,書寫便利起來,書法也就逐漸成為一種藝術。

     東漢末,書法名家蔡邕善篆、隸,他的字“骨氣洞達,爽爽有神”(《法書要錄》引袁昂《書評》)。

    杜度善草書,時稱“神妙”。

    崔瑗學書于杜度,杜度“字畫微瘦”,而崔瑗“書體甚濃”,然“點畫之間,莫不調暢”(《書斷》),故時稱“草賢”。

    張芝,字伯英,亦學草書于杜度。

    “精熟神妙”又過于杜度。

    他又“創為今草”,“勁骨豐肌”,“字皆一筆而成”,看了使人“憑虛欲仙”(《法書要錄》引袁昂《書評》),故時稱“草聖”。

    據說他家裡人着的衣服素缣,都先經過他書寫然後上染,他每次“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法書要錄》引王右軍自論書)。

    同時有颍川人劉德昇,以行書擅名,他的行書“風流婉約,獨步當時”(《書斷》),後人稱他為“行書之祖”(《書斷》)。

    鐘繇就是他的入室弟子。

     三國時,颍川長社(今河南長葛東)人鐘繇(公元151&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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