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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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北山阿。
這首詩寫北渡黃河所見秋色及故國之思，具有蒼涼的格調，和他在南方的作品大不相同。
王褒的五言小詩，也清新可詠。
如： 百年餘古樹，千裡暗黃塵。
關山行就近，相看成遠人。
（《入關故人别》） 短短二十字，寫亡國羁旅的心情，頗為真切。
江陵破後，流寓北朝的詩人，還有顔之推。
他的《顔氏家訓》，前面已經詳細介紹過了。
他的詩的代表作是《從周入齊，夜度砥柱》。
詩雲： 俠客重艱辛，夜出小平津。
馬色迷關吏，雞鳴起戍人。
霧鮮華劍彩，月照寶刀新。
問我将何去？北海就孫賓。
辭藻清麗，對仗工整，還有齊、梁餘習；而風格内容，已經接近唐風了。
庾信等來北朝以後，對南北文風的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
北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都喜愛文學，明帝的詩的風格，以《過舊宮》一首為例，就完全是模仿庾信的。
其餘趙王宇文招、滕王宇文（皆宇文泰子，明帝弟）以及李昶（小名李那）等人的詩文，也大都師法庾信。
這也可以說，北朝的文風，受到南朝文風的深刻影響。
同時庾信等來到北朝以後，由于政治環境的變化和本身感受的不同，以及生活面的較為廣闊，因之，他們的作品的思想内容也豐富起來；與這種内容相适應，詩歌的藝術風格也從豔冶轉入剛健，出塞、入塞、從軍、夜宿荒村，成了詩歌的重要題材，這就是庾信等到了北朝以後南北文風初步融合的結果。
隋代統一後，南北文風有了進一步的融合。
固然當時詩歌還不可能擺脫梁、陳舊習，但如薛道衡的“空梁落燕泥”（《昔昔鹽》），王胄的“庭草無人随意綠”，從新體詩的意境和寫作技巧來看，比之以前都有了進展。
至如盧思道的《從軍行》，楊素、虞世基的《出塞》，和薛道衡的《出塞》、《渡北河》等作，在内容和風格上，已成唐代邊塞詩的前驅。
這種文風的轉變，正為唐代詩歌的發展鋪好了道路。
神話與志怪小說 魏晉南北朝時期，神話和志怪小說都很發達，這和這一時期封建隸屬關系的強化，自然經濟的占統治地位，頹廢厭世思想的充塞，宗教迷信的廣泛傳播，有密切的關系。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第四篇《今所見漢人小說》一章中說：“現存之所謂漢人小說，蓋無一真出于漢人，晉以來文人方士，皆有僞作，至宋明尚不絕。
文人好逞狡狯，或欲誇示異書，方士則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炫人；晉以後人之托漢，亦猶漢人之依托黃帝、伊尹矣。
” 《神異經》一卷，《十洲記》一卷，舊題東方朔撰；《漢武洞冥記》一卷，舊題東漢郭憲撰，其實都是魏晉以後方士的僞作。
《漢武帝故事》一卷，記漢武帝生于猗蘭殿至死後葬于茂陵雜事，《隋書·經籍志》著錄，不題撰人，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始雲“世言班固作”。
又雲：“唐張柬之書《洞冥記》後雲，《漢武故事》，王儉造也。
”那麼應該算是南齊時代的作品。
又有《漢武帝内傳》一卷，今收入《太平廣記》中，這部書多采用《十洲記》和《漢武帝故事》中的話，可見它的成書又在以上二書之後。
以上幾部書，都接近于神話，有文學價值，在史料價值上意義不大。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著名的有舊題魏文帝撰《列異傳》三卷，西晉張華撰《博物志》十卷，東晉葛洪撰《神仙傳》十卷，幹寶撰《搜神記》二十卷，戴祚撰《甄異傳》三卷，舊題陶淵明撰《搜神後記》十卷，宋劉敬叔撰《異苑》十卷，東陽無疑撰《齊諧記》七卷，南齊王琰撰《冥祥記》十卷，梁吳均撰《續齊諧記》一卷，蕭绮撰《王子年拾遺記》十卷，北齊顔之推撰《還冤志》三卷。
《列異傳》，舊題魏文帝撰，但是書裡講到甘露年間（公元256&mdash259年）事，已在文帝死後三十年，可能後人加以增益，也可能撰人是假托，但裴松之《三國志注》、郦道元《水經注》都征引過這部書，所以定為魏晉人的作品，大概是沒有問題的。
原書已佚，下列兩條均從《太平禦覽》轉引。
神仙麻姑降東陽蔡經家，手爪長四寸。
經意曰：“此女子實好佳手，願得以搔背。
”麻姑大怒。
忽見經頓地，兩目流血。
（《太平禦覽》卷370） 武昌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
傳雲，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幼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為石。
（《太平禦覽》卷888） 《博物志》，西晉張華撰。
華字茂先（公元232&mdash300年），範陽方城（今河北固安南）人，官至司空，為趙王倫所殺。
他博聞強識，于書無所不覽，所記異境奇物及古代瑣聞雜事，如： 《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污則燒之則潔，刀切玉如蠟。
”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敦煌西渡流沙&hellip&hellip千餘裡無水。
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
駱駝知水脈，過其處辄不行，以足踏地，人于其所踏處掘之，辄得水。
《神仙傳》，葛洪撰，叙述古代傳說中九十四個神仙的故事。
其中《麻姑》條雲：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于蔡經家。
&hellip&hellip有頃&hellip&hellip麻姑至矣。
&hellip&hellip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
&hellip&hellip坐定&hellip&hellip麻姑自說雲：“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
豈将複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複揚塵也。
”（《太平廣記》卷60《女仙·麻姑》） 滄海變為桑田的典故，就是從這裡出來的。
《搜神記》，幹寶撰。
寶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
東晉元帝時以著作郎領修國史，著《晉紀》二十卷，時稱良史。
又編集神怪靈異故事，成《搜神記》二十卷，原書已佚；今存本亦二十卷，為後人所輯錄。
這部書意在“發明神道之不誣”（《搜神記序》），宣傳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民間故事，借助神怪的題材，反映人民群衆的思想和願望。
韓憑妻條說： 宋康王（即戰國的宋君偃）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
康王奪之。
憑怨，王囚之，論為城旦（五歲刑）。
&hellip&hellip俄而憑乃自殺。
其妻乃陰腐其衣。
王與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
遺書于帶曰：“&hellip&hellip願以屍骨賜憑合葬。
”王怒，弗聽，使裡人埋之，冢相望也。
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
”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于兩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于下，枝錯于上。
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
宋人哀之，遂号其木為相思樹。
&hellip&hellip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
這則故事揭露了統治者的荒淫無道，歌頌了韓憑夫婦的生死不渝的愛情和何氏的堅貞不屈的鬥争精神，并且通過幻想，表現了人民的美好願望。
幹寶在《搜神記》的《三王墓》一條裡，還把流傳已久的幹将莫邪的故事加以重寫，突出了主題，人物形象也更為鮮明了。
楚幹将莫邪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hellip&hellip劍有雌雄。
&hellip&hellip将雌劍往見楚王。
&hellip&hellip王怒，即殺之。
莫邪子名赤，比（及）後壯&hellip&hellip日夜思欲報楚王。
&hellip&hellip王即購之千金。
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
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邪？”曰：“吾幹将莫邪子也。
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
”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将子頭與〔雄〕劍來，為子報之。
”兒曰：“幸甚！”即自刎&hellip&hellip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
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于湯镬煮之。
”王如其言。
煮頭三日三夕不爛。
&hellip&hellip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
”王即臨之。
客以劍拟王，王頭随堕湯中；客亦自拟己頭，頭複堕湯中。
三首俱爛，不可識别，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今在汝南北宜春縣（今河南汝南西南）界。
故事是虛構的，但幹寶卻在短短幾百字中，寫出了統治者的殘暴和人民的反抗精神，情節生動感人。
《搜神記·李寄》條，記載了少女李寄斬蛇的故事：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裡。
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五寸為一圍）。
&hellip&hellip都尉、令、長&hellip&hellip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奴婢子女仍為奴婢的，女的叫“家生婢”；“子”，語尾辭）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初一日）祭，送蛇穴口，蛇出吞齧之。
累年如此，已用九女。
爾時預複募索，未得其女。
将樂縣（今福建将樂）李誕&hellip&hellip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
&hellip&hellip父母慈憐，終不聽去。
寄自潛行，不可禁止。
寄乃告請（訪求）好劍及咋（咬）蛇犬。
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将犬。
先将數石米，用密灌之，以置穴口。
蛇便出，頭大如，目如二尺鏡。
聞香氣，先啖食之。
寄便放犬，犬就齧咋；寄從後斫得數創。
瘡痛急，蛇因踴出至庭而死。
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髅，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緩步而歸。
&hellip&hellip 這則故事描寫一個窮苦的女孩子為民除害的英雄行為，也反映出官吏的颟顸無能。
這類故事是《搜神記》也是志怪小說中的優秀作品。
《異苑》，劉敬叔撰。
敬叔，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人。
東晉末為南平國郎中令，入宋為給事黃門郎，泰始（公元465&mdash471年）中病死。
他在《異苑·紫姑神》條中，叙述了一個平凡的故事，說紫姑為人家婢妾，受大婦虐待，于正月十五夜感憤而死。
後人同情她的遭遇，每到正月十五夜，就在“廁間或豬欄邊”，“奠設酒果”，來悼念她。
當然還摻雜進許多迷信的内容。
但是這種迷信故事的側面，也揭露了封建社會地主家庭的殘忍，婢妾身份的低賤和生命的沒有保障，具有一定社會内容。
《異苑·父廟》條說： 會稽石亭有大楓樹，其中朽空，每雨水辄滿。
有估客攜生（鳝）至此，辄放一頭于朽樹中。
村民見之，以魚非樹中之物，鹹神之。
乃依樹起室，宰牲祭祀，未嘗虛日，目為父廟。
有禱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
後估客複至，大笑。
乃求食之，其神遂絕。
這則故事揭露了盲目迷信的荒唐可笑。
《異苑·銅澡盤》條說： 晉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
乃問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應，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耳。
可錯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
”如其言，後不複鳴。
這個解釋，說明當時人不僅懂得今天聲學中由聲波的作用而引起的共振現象，而且已經有了消除共振現象的知識。
但是《異苑》所收的絕大部分是鬼怪迷信故事，荒誕無稽，是應該批判的。
《拾遺記》，王嘉撰。
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今甘肅秦安縣東）人。
前秦時隐居長安附近山中，弟子數百人。
後為姚苌所殺。
此書一名《王子年拾遺記》。
原書經戰亂散失，梁蕭绮掇拾殘本，編為十卷。
明人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32謂“蓋即绮撰，而托之王嘉者也”。
《拾遺記》中的《怨碑》條，說秦為始皇造骊山墓成，臨葬把築墓工匠都活埋在陵墓裡。
工匠沒有立刻死掉，還在墓内刻了許多碑文，辭多怨酷，稱為“怨碑”。
《嗽金鳥》條寫魏明帝（曹叡）宮闱的奢華；《翔風》條描述西晉官僚石崇的侈汰：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統治階級的殘酷腐朽，有積極意義。
全書其餘部分“記事多詭怪”（《晉書·藝術·王嘉傳》），隻能産生消極有害的影響。
《續齊諧記》，梁吳均（公元469&mdash520年）撰。
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今浙江安吉西北）人。
梁武帝時為王國侍郎、奉朝請，以撰《齊春秋》不實免職。
不久奉召撰《通史》，未成而卒。
“均夙有詩名，文體清拔，好事者或模拟之，稱&lsquo吳均體&rsquo，故其為小說，亦卓然可觀，唐宋文人多引為典據，陽羨鵝籠之記，尤其奇詭者也。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 陽羨（今江蘇宜興）許彥于綏安（在今江蘇宜興西南）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卧路側，雲腳痛，求寄鵝籠中。
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并坐，鵝亦不驚。
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
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
”彥曰：“善。
”乃口中吐出一銅奁子，奁子中具諸飾馔，珍羞方丈。
&hellip&hellip酒數行，謂彥曰：“向将一婦人自随，今欲暫邀之。
”彥曰：“善。
”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麗，容貌殊絕，共坐宴。
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來，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
”彥曰：“善。
”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
書生卧欲覺。
女子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卧。
男子謂彥曰：“此女雖有心，情亦不盡，向複竊得一女人同行。
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
”彥曰：“善。
”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
共酌戲談甚久。
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
”因取所吐女子，還納口中。
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
”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
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别。
”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
留大銅盤可廣二尺餘，與彥别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
”彥太元（公元376&mdash396年）中為蘭台令史，以盤饷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雲是永平三年（公元60年）作。
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貶誤篇》謂佛教《譬喻經》有這類故事。
魯迅先生也說：“然此類思想，蓋非中國所故有。
”蓋“魏晉以來，漸譯釋典，天竺故事亦流傳世間，文人喜其穎異，于有意或無意中用之，遂蛻化為國有。
如晉人荀氏作《靈鬼志》，亦記道人（和尚）入籠子中事，尚雲來自外國，至吳均記，乃為中國之書生。
”（《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 《還冤志》亦稱《冤魂志》，顔之推撰。
之推笃信佛教，因此《還冤志》也是以講因果報應，傳播宗教迷信思想為其主要内容。
不過之推經曆了許多變亂，如侯景亂梁，江陵陷沒，北齊滅亡，因此多少在他的書裡反映出這些變亂的慘痛事迹來。
如《弘氏》條： 梁武帝欲為文皇帝（梁武帝父蕭順之）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采訪。
先有曲阿（今江蘇丹陽）人姓弘，家甚富厚。
乃共親族多赍财貨，往湘州（州治臨湘，今湖南長沙市）治生。
經年營得一筏，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稀有。
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繩墨，弘氏所賣衣裳缯彩&hellip&hellip誣以涉道劫掠所得&hellip&hellip結正處死，沒入其材充寺用。
奏遂施行。
（《太平廣記》卷120《報應》） 梁武帝為了掠奪弘氏的木材，竟授意官吏誣陷弘氏為劫盜，處以死刑，并沒收了弘氏從湘州販運來的木材。
故事的下文說為虎作伥的孟少卿很快就遭到惡報，“嘔血而死。
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署奏者，以次殂殁”。
“其寺營構始訖，天火燒之。
”主題在于宣揚因果報應，客觀上卻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狼狽為奸的醜惡面目。
又《江陵士大夫》條說： 江陵陷時，有關内人梁元晖，俘獲一士大夫姓劉。
此人先遭侯景喪亂，失其家口，唯餘小男始數歲，躬自擔負，又值雪泥，不能前進。
梁元晖監領入關，逼令棄兒，劉甚愛惜，以死為請。
遂強奪取，擲之雪中，杖棰交下，驅蹙使去。
劉乃步步回顧，号叫斷絕，辛苦頓斃，加以悲傷，數日而死。
（《太平廣記》卷120《報應》） 顔之推親身經曆江陵的陷落，所以在這裡描述了江陵士民被當作俘虜驅迫入關的慘痛遭遇，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荼毒生靈的罪惡。
盡管故事以劉死後梁元晖驚悸成疾而結尾，也是講因果報應的。
這些故事，揚棄其中宗教迷信的糟粕，還是有具體的社會内容和一定的史料價值的[11]。
*** [1] 蔡邕晚年藏書萬卷。
像王充所著《論衡》，當時流傳很少，蔡邕就藏有《論衡》的抄本。
蔡邕很器重王粲，他在長安見到王粲時說：“吾不如也。
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三國志·魏志·王粲傳》）張華《博物志》稱：“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
”蔡邕送給王粲的書，後來落到王粲族孫玄學家王弼的手裡。
王弼在玄學方面的成就，該當與他多讀書有關。
[2] 《詩品》卷下：永嘉以來，清虛在俗。
王武子（王濟）輩，詩貴道家之言。
爰洎江表，玄風尚備。
真長（劉琰）、仲祖（王）、桓〔溫〕、庾〔亮〕諸公猶相襲，世稱孫〔綽〕、許〔詢〕，彌善恬淡之詞。
[3] 《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
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
逮乎西朝（西晉）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文質，而宗歸不異也。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
至過江，佛理尤甚，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
詢、綽并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公元405&mdash418年）中謝混始改。
”按《續晉陽秋》，宋檀道鸾所作。
道鸾以為“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自郭璞開始。
而鐘嵘在《詩品》中，就不同意他的看法。
鐘嵘固然認為哲理詩“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但是他接着又說“先是郭景純用隽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說明郭璞是想改變這種詩風的人物。
我個人基本上同意鐘嵘的看法，但是也不否認郭璞的詩歌受到當時哲理詩的一定影響。
[4] 《世說新語·言語篇》：李弘度（充）常歎不被遇，殷揚州（浩）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裡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
”遂授剡縣。
[5] 蕭統：《陶淵明傳》：“為彭澤令。
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給其子，書曰：&lsquo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
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rsquo”淵明棄官歸，作《歸去來兮辭》，中有“僮仆來迎”語，疑此僮仆，即前送之力也。
淵明既罷令，此力亦當遣返。
《晉書·隐逸·陶潛傳》謂潛“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仆”。
《晉書》唐初所修，不知根據何書。
[6] 《晉書·呂光載記》：初光徙西海郡人于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
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
”頃之，遂相扇動，複徙之于西河樂都。
[7] 《元和郡縣圖志》卷14：“雲州雲中縣，纥真山在縣東三十裡。
虜語纥真，漢言三十裡。
其山夏積霜雪。
”按：纥幹山即纥真山，登纥幹山，可以望平城。
此歌見《資治通鑒》唐昭宗天佑元年引鄙語。
[8] 如同《古豔歌》的“孔雀東飛，苦寒無衣”，提供了《孔雀東南飛》的塑造材料一樣，北方民歌裡的《折楊柳歌辭》“敕敕何力力，女子臨窗織。
不聞機杼聲，隻聞女歎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也給《木蘭詩》的“唧唧複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提供了塑造材料。
[9] 關于《木蘭詩》的著作年代，近年來經過許多人的讨論，我同意這一作品最後完成是在隋代或唐初的說法。
理由如下： 一、這首詩如“萬裡赴戎機，關山度若飛。
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将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和“當窗理雲鬓，對鏡帖花黃”等句，不像北朝早期的作品，即庾信、王褒未到北朝之前的作品。
二、這首詩不像是府兵制度尚未形成以前的作品，如“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之類，似乎反映了府兵制度的存在。
又如寫木蘭決定代父從軍以後，還在“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鞯，南市買辔頭，北市買長鞭”，與唐初府兵制度“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二萬五千”一事，也相吻合。
三、隋承周制，有勳官十一等。
唐制勳官“凡十有二等，十二轉為上柱國，十一轉為柱國”（《唐六典》卷2）；《木蘭詩》中的“策勳十二轉”，似述唐代制度。
四、府兵制度從西魏大統中開始。
但西魏在實施府兵制同時，也仿《周禮》行六官，此制終北周之世不改。
在行《周禮》時，既無尚書台，更無尚書郎。
至隋廢周官，始有尚書郎。
如果說《木蘭詩》是西魏、北周間即府兵制初期的作品，尚書郎這一問題就說不通了。
五、現在許多同志認為《木蘭詩》是隋以前的作品，主要根據是郭茂倩在《樂府詩集·木蘭詩》題下注雲：“《古今樂錄》曰：&lsquo木蘭，不知名。
&rsquo浙江西道觀察使兼禦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
”《古今樂錄》在陳時成書，《玉海·藝文類》引《中興書目》：“陳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僧智匠撰《古今樂錄》，起漢訖陳。
”既然《古今樂錄》成書在陳光大二年，《木蘭詩》被收入此書中，當然是《古今樂錄》以前的作品，亦即隋代以前的作品。
我個人不成熟的看法，認為《樂府詩集·木蘭詩》下的“木蘭，不知名”這話，并不是陳智匠《古今樂錄》的原文，它連同下文“浙江西道觀察使兼禦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都是後人注《古今樂錄》的注文。
《古文苑》卷9《木蘭詩》題下注雲：“舊注雲：不知名。
浙江西道觀察使兼禦史中丞韋元甫聞續附入”，所謂舊注，是當時唐人注《古今樂錄》的注文。
因為《木蘭詩》的寫出是在智匠之後，在智匠編《古今樂錄》時，不可能把它收進書裡去；到了唐代，韋元甫才把它附錄在《古今樂錄》裡，唐人為《古今樂錄》作注，恐後人不察，附帶加以說明。
現在有人反而根據這一點來證明它是陳智匠以前的作品，這是值得商榷的。
不過，我們一方面說《木蘭詩》最後完成在隋代或唐初（高宗以前）。
另一方面，又認為木蘭的故事，可能在北朝初期已經流傳于民間，《木蘭詩》的許多塑造材料，在北朝民歌中也可以探索到。
就是木蘭的名字，如韓擒虎的父親韓雄，小名就叫韓木蘭，可見這是北朝流行的名字。
所以說它是北朝的作品也可以。
然而它經過文人的藝術加工，到了唐初才最後完成。
至于今人有以“可汗”之詞緻疑者，則北朝諸帝有時亦稱可汗，北齊即稱後為可賀敦，這是很平常的事，不獨自唐太宗稱天可汗始。
以此而證《木蘭詩》是唐初之作，則非所敢聞。
[10] 八病的解釋，唐時日本僧遍照著《文鏡秘府論》，曾存其說。
[11] 本節的編寫，參考魯迅先生著《中國小說史略》第四、五、六篇。
這首詩寫北渡黃河所見秋色及故國之思，具有蒼涼的格調，和他在南方的作品大不相同。
王褒的五言小詩，也清新可詠。
如： 百年餘古樹，千裡暗黃塵。
關山行就近，相看成遠人。
（《入關故人别》） 短短二十字，寫亡國羁旅的心情，頗為真切。
江陵破後，流寓北朝的詩人，還有顔之推。
他的《顔氏家訓》，前面已經詳細介紹過了。
他的詩的代表作是《從周入齊，夜度砥柱》。
詩雲： 俠客重艱辛，夜出小平津。
馬色迷關吏，雞鳴起戍人。
霧鮮華劍彩，月照寶刀新。
問我将何去？北海就孫賓。
辭藻清麗，對仗工整，還有齊、梁餘習；而風格内容，已經接近唐風了。
庾信等來北朝以後，對南北文風的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
北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都喜愛文學，明帝的詩的風格，以《過舊宮》一首為例，就完全是模仿庾信的。
其餘趙王宇文招、滕王宇文（皆宇文泰子，明帝弟）以及李昶（小名李那）等人的詩文，也大都師法庾信。
這也可以說，北朝的文風，受到南朝文風的深刻影響。
同時庾信等來到北朝以後，由于政治環境的變化和本身感受的不同，以及生活面的較為廣闊，因之，他們的作品的思想内容也豐富起來；與這種内容相适應，詩歌的藝術風格也從豔冶轉入剛健，出塞、入塞、從軍、夜宿荒村，成了詩歌的重要題材，這就是庾信等到了北朝以後南北文風初步融合的結果。
隋代統一後，南北文風有了進一步的融合。
固然當時詩歌還不可能擺脫梁、陳舊習，但如薛道衡的“空梁落燕泥”（《昔昔鹽》），王胄的“庭草無人随意綠”，從新體詩的意境和寫作技巧來看，比之以前都有了進展。
至如盧思道的《從軍行》，楊素、虞世基的《出塞》，和薛道衡的《出塞》、《渡北河》等作，在内容和風格上，已成唐代邊塞詩的前驅。
這種文風的轉變，正為唐代詩歌的發展鋪好了道路。
神話與志怪小說 魏晉南北朝時期，神話和志怪小說都很發達，這和這一時期封建隸屬關系的強化，自然經濟的占統治地位，頹廢厭世思想的充塞，宗教迷信的廣泛傳播，有密切的關系。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第四篇《今所見漢人小說》一章中說：“現存之所謂漢人小說，蓋無一真出于漢人，晉以來文人方士，皆有僞作，至宋明尚不絕。
文人好逞狡狯，或欲誇示異書，方士則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炫人；晉以後人之托漢，亦猶漢人之依托黃帝、伊尹矣。
” 《神異經》一卷，《十洲記》一卷，舊題東方朔撰；《漢武洞冥記》一卷，舊題東漢郭憲撰，其實都是魏晉以後方士的僞作。
《漢武帝故事》一卷，記漢武帝生于猗蘭殿至死後葬于茂陵雜事，《隋書·經籍志》著錄，不題撰人，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始雲“世言班固作”。
又雲：“唐張柬之書《洞冥記》後雲，《漢武故事》，王儉造也。
”那麼應該算是南齊時代的作品。
又有《漢武帝内傳》一卷，今收入《太平廣記》中，這部書多采用《十洲記》和《漢武帝故事》中的話，可見它的成書又在以上二書之後。
以上幾部書，都接近于神話，有文學價值，在史料價值上意義不大。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著名的有舊題魏文帝撰《列異傳》三卷，西晉張華撰《博物志》十卷，東晉葛洪撰《神仙傳》十卷，幹寶撰《搜神記》二十卷，戴祚撰《甄異傳》三卷，舊題陶淵明撰《搜神後記》十卷，宋劉敬叔撰《異苑》十卷，東陽無疑撰《齊諧記》七卷，南齊王琰撰《冥祥記》十卷，梁吳均撰《續齊諧記》一卷，蕭绮撰《王子年拾遺記》十卷，北齊顔之推撰《還冤志》三卷。
《列異傳》，舊題魏文帝撰，但是書裡講到甘露年間（公元256&mdash259年）事，已在文帝死後三十年，可能後人加以增益，也可能撰人是假托，但裴松之《三國志注》、郦道元《水經注》都征引過這部書，所以定為魏晉人的作品，大概是沒有問題的。
原書已佚，下列兩條均從《太平禦覽》轉引。
神仙麻姑降東陽蔡經家，手爪長四寸。
經意曰：“此女子實好佳手，願得以搔背。
”麻姑大怒。
忽見經頓地，兩目流血。
（《太平禦覽》卷370） 武昌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
傳雲，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幼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為石。
（《太平禦覽》卷888） 《博物志》，西晉張華撰。
華字茂先（公元232&mdash300年），範陽方城（今河北固安南）人，官至司空，為趙王倫所殺。
他博聞強識，于書無所不覽，所記異境奇物及古代瑣聞雜事，如： 《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污則燒之則潔，刀切玉如蠟。
”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敦煌西渡流沙&hellip&hellip千餘裡無水。
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
駱駝知水脈，過其處辄不行，以足踏地，人于其所踏處掘之，辄得水。
《神仙傳》，葛洪撰，叙述古代傳說中九十四個神仙的故事。
其中《麻姑》條雲：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于蔡經家。
&hellip&hellip有頃&hellip&hellip麻姑至矣。
&hellip&hellip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
&hellip&hellip坐定&hellip&hellip麻姑自說雲：“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
豈将複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複揚塵也。
”（《太平廣記》卷60《女仙·麻姑》） 滄海變為桑田的典故，就是從這裡出來的。
《搜神記》，幹寶撰。
寶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
東晉元帝時以著作郎領修國史，著《晉紀》二十卷，時稱良史。
又編集神怪靈異故事，成《搜神記》二十卷，原書已佚；今存本亦二十卷，為後人所輯錄。
這部書意在“發明神道之不誣”（《搜神記序》），宣傳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民間故事，借助神怪的題材，反映人民群衆的思想和願望。
韓憑妻條說： 宋康王（即戰國的宋君偃）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
康王奪之。
憑怨，王囚之，論為城旦（五歲刑）。
&hellip&hellip俄而憑乃自殺。
其妻乃陰腐其衣。
王與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
遺書于帶曰：“&hellip&hellip願以屍骨賜憑合葬。
”王怒，弗聽，使裡人埋之，冢相望也。
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
”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于兩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于下，枝錯于上。
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
宋人哀之，遂号其木為相思樹。
&hellip&hellip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
這則故事揭露了統治者的荒淫無道，歌頌了韓憑夫婦的生死不渝的愛情和何氏的堅貞不屈的鬥争精神，并且通過幻想，表現了人民的美好願望。
幹寶在《搜神記》的《三王墓》一條裡，還把流傳已久的幹将莫邪的故事加以重寫，突出了主題，人物形象也更為鮮明了。
楚幹将莫邪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hellip&hellip劍有雌雄。
&hellip&hellip将雌劍往見楚王。
&hellip&hellip王怒，即殺之。
莫邪子名赤，比（及）後壯&hellip&hellip日夜思欲報楚王。
&hellip&hellip王即購之千金。
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
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邪？”曰：“吾幹将莫邪子也。
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
”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将子頭與〔雄〕劍來，為子報之。
”兒曰：“幸甚！”即自刎&hellip&hellip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
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于湯镬煮之。
”王如其言。
煮頭三日三夕不爛。
&hellip&hellip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
”王即臨之。
客以劍拟王，王頭随堕湯中；客亦自拟己頭，頭複堕湯中。
三首俱爛，不可識别，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今在汝南北宜春縣（今河南汝南西南）界。
故事是虛構的，但幹寶卻在短短幾百字中，寫出了統治者的殘暴和人民的反抗精神，情節生動感人。
《搜神記·李寄》條，記載了少女李寄斬蛇的故事：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裡。
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五寸為一圍）。
&hellip&hellip都尉、令、長&hellip&hellip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奴婢子女仍為奴婢的，女的叫“家生婢”；“子”，語尾辭）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初一日）祭，送蛇穴口，蛇出吞齧之。
累年如此，已用九女。
爾時預複募索，未得其女。
将樂縣（今福建将樂）李誕&hellip&hellip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
&hellip&hellip父母慈憐，終不聽去。
寄自潛行，不可禁止。
寄乃告請（訪求）好劍及咋（咬）蛇犬。
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将犬。
先将數石米，用密灌之，以置穴口。
蛇便出，頭大如，目如二尺鏡。
聞香氣，先啖食之。
寄便放犬，犬就齧咋；寄從後斫得數創。
瘡痛急，蛇因踴出至庭而死。
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髅，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緩步而歸。
&hellip&hellip 這則故事描寫一個窮苦的女孩子為民除害的英雄行為，也反映出官吏的颟顸無能。
這類故事是《搜神記》也是志怪小說中的優秀作品。
《異苑》，劉敬叔撰。
敬叔，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人。
東晉末為南平國郎中令，入宋為給事黃門郎，泰始（公元465&mdash471年）中病死。
他在《異苑·紫姑神》條中，叙述了一個平凡的故事，說紫姑為人家婢妾，受大婦虐待，于正月十五夜感憤而死。
後人同情她的遭遇，每到正月十五夜，就在“廁間或豬欄邊”，“奠設酒果”，來悼念她。
當然還摻雜進許多迷信的内容。
但是這種迷信故事的側面，也揭露了封建社會地主家庭的殘忍，婢妾身份的低賤和生命的沒有保障，具有一定社會内容。
《異苑·父廟》條說： 會稽石亭有大楓樹，其中朽空，每雨水辄滿。
有估客攜生（鳝）至此，辄放一頭于朽樹中。
村民見之，以魚非樹中之物，鹹神之。
乃依樹起室，宰牲祭祀，未嘗虛日，目為父廟。
有禱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
後估客複至，大笑。
乃求食之，其神遂絕。
這則故事揭露了盲目迷信的荒唐可笑。
《異苑·銅澡盤》條說： 晉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
乃問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應，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耳。
可錯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
”如其言，後不複鳴。
這個解釋，說明當時人不僅懂得今天聲學中由聲波的作用而引起的共振現象，而且已經有了消除共振現象的知識。
但是《異苑》所收的絕大部分是鬼怪迷信故事，荒誕無稽，是應該批判的。
《拾遺記》，王嘉撰。
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今甘肅秦安縣東）人。
前秦時隐居長安附近山中，弟子數百人。
後為姚苌所殺。
此書一名《王子年拾遺記》。
原書經戰亂散失，梁蕭绮掇拾殘本，編為十卷。
明人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32謂“蓋即绮撰，而托之王嘉者也”。
《拾遺記》中的《怨碑》條，說秦為始皇造骊山墓成，臨葬把築墓工匠都活埋在陵墓裡。
工匠沒有立刻死掉，還在墓内刻了許多碑文，辭多怨酷，稱為“怨碑”。
《嗽金鳥》條寫魏明帝（曹叡）宮闱的奢華；《翔風》條描述西晉官僚石崇的侈汰：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統治階級的殘酷腐朽，有積極意義。
全書其餘部分“記事多詭怪”（《晉書·藝術·王嘉傳》），隻能産生消極有害的影響。
《續齊諧記》，梁吳均（公元469&mdash520年）撰。
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今浙江安吉西北）人。
梁武帝時為王國侍郎、奉朝請，以撰《齊春秋》不實免職。
不久奉召撰《通史》，未成而卒。
“均夙有詩名，文體清拔，好事者或模拟之，稱&lsquo吳均體&rsquo，故其為小說，亦卓然可觀，唐宋文人多引為典據，陽羨鵝籠之記，尤其奇詭者也。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 陽羨（今江蘇宜興）許彥于綏安（在今江蘇宜興西南）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卧路側，雲腳痛，求寄鵝籠中。
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并坐，鵝亦不驚。
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
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
”彥曰：“善。
”乃口中吐出一銅奁子，奁子中具諸飾馔，珍羞方丈。
&hellip&hellip酒數行，謂彥曰：“向将一婦人自随，今欲暫邀之。
”彥曰：“善。
”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麗，容貌殊絕，共坐宴。
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來，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
”彥曰：“善。
”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
書生卧欲覺。
女子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卧。
男子謂彥曰：“此女雖有心，情亦不盡，向複竊得一女人同行。
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
”彥曰：“善。
”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
共酌戲談甚久。
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
”因取所吐女子，還納口中。
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
”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
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别。
”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
留大銅盤可廣二尺餘，與彥别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
”彥太元（公元376&mdash396年）中為蘭台令史，以盤饷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雲是永平三年（公元60年）作。
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貶誤篇》謂佛教《譬喻經》有這類故事。
魯迅先生也說：“然此類思想，蓋非中國所故有。
”蓋“魏晉以來，漸譯釋典，天竺故事亦流傳世間，文人喜其穎異，于有意或無意中用之，遂蛻化為國有。
如晉人荀氏作《靈鬼志》，亦記道人（和尚）入籠子中事，尚雲來自外國，至吳均記，乃為中國之書生。
”（《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 《還冤志》亦稱《冤魂志》，顔之推撰。
之推笃信佛教，因此《還冤志》也是以講因果報應，傳播宗教迷信思想為其主要内容。
不過之推經曆了許多變亂，如侯景亂梁，江陵陷沒，北齊滅亡，因此多少在他的書裡反映出這些變亂的慘痛事迹來。
如《弘氏》條： 梁武帝欲為文皇帝（梁武帝父蕭順之）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采訪。
先有曲阿（今江蘇丹陽）人姓弘，家甚富厚。
乃共親族多赍财貨，往湘州（州治臨湘，今湖南長沙市）治生。
經年營得一筏，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稀有。
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繩墨，弘氏所賣衣裳缯彩&hellip&hellip誣以涉道劫掠所得&hellip&hellip結正處死，沒入其材充寺用。
奏遂施行。
（《太平廣記》卷120《報應》） 梁武帝為了掠奪弘氏的木材，竟授意官吏誣陷弘氏為劫盜，處以死刑，并沒收了弘氏從湘州販運來的木材。
故事的下文說為虎作伥的孟少卿很快就遭到惡報，“嘔血而死。
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署奏者，以次殂殁”。
“其寺營構始訖，天火燒之。
”主題在于宣揚因果報應，客觀上卻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狼狽為奸的醜惡面目。
又《江陵士大夫》條說： 江陵陷時，有關内人梁元晖，俘獲一士大夫姓劉。
此人先遭侯景喪亂，失其家口，唯餘小男始數歲，躬自擔負，又值雪泥，不能前進。
梁元晖監領入關，逼令棄兒，劉甚愛惜，以死為請。
遂強奪取，擲之雪中，杖棰交下，驅蹙使去。
劉乃步步回顧，号叫斷絕，辛苦頓斃，加以悲傷，數日而死。
（《太平廣記》卷120《報應》） 顔之推親身經曆江陵的陷落，所以在這裡描述了江陵士民被當作俘虜驅迫入關的慘痛遭遇，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荼毒生靈的罪惡。
盡管故事以劉死後梁元晖驚悸成疾而結尾，也是講因果報應的。
這些故事，揚棄其中宗教迷信的糟粕，還是有具體的社會内容和一定的史料價值的[11]。
*** [1] 蔡邕晚年藏書萬卷。
像王充所著《論衡》，當時流傳很少，蔡邕就藏有《論衡》的抄本。
蔡邕很器重王粲，他在長安見到王粲時說：“吾不如也。
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三國志·魏志·王粲傳》）張華《博物志》稱：“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
”蔡邕送給王粲的書，後來落到王粲族孫玄學家王弼的手裡。
王弼在玄學方面的成就，該當與他多讀書有關。
[2] 《詩品》卷下：永嘉以來，清虛在俗。
王武子（王濟）輩，詩貴道家之言。
爰洎江表，玄風尚備。
真長（劉琰）、仲祖（王）、桓〔溫〕、庾〔亮〕諸公猶相襲，世稱孫〔綽〕、許〔詢〕，彌善恬淡之詞。
[3] 《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
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
逮乎西朝（西晉）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文質，而宗歸不異也。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
至過江，佛理尤甚，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
詢、綽并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公元405&mdash418年）中謝混始改。
”按《續晉陽秋》，宋檀道鸾所作。
道鸾以為“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自郭璞開始。
而鐘嵘在《詩品》中，就不同意他的看法。
鐘嵘固然認為哲理詩“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但是他接着又說“先是郭景純用隽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說明郭璞是想改變這種詩風的人物。
我個人基本上同意鐘嵘的看法，但是也不否認郭璞的詩歌受到當時哲理詩的一定影響。
[4] 《世說新語·言語篇》：李弘度（充）常歎不被遇，殷揚州（浩）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裡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
”遂授剡縣。
[5] 蕭統：《陶淵明傳》：“為彭澤令。
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給其子，書曰：&lsquo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
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rsquo”淵明棄官歸，作《歸去來兮辭》，中有“僮仆來迎”語，疑此僮仆，即前送之力也。
淵明既罷令，此力亦當遣返。
《晉書·隐逸·陶潛傳》謂潛“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仆”。
《晉書》唐初所修，不知根據何書。
[6] 《晉書·呂光載記》：初光徙西海郡人于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
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
”頃之，遂相扇動，複徙之于西河樂都。
[7] 《元和郡縣圖志》卷14：“雲州雲中縣，纥真山在縣東三十裡。
虜語纥真，漢言三十裡。
其山夏積霜雪。
”按：纥幹山即纥真山，登纥幹山，可以望平城。
此歌見《資治通鑒》唐昭宗天佑元年引鄙語。
[8] 如同《古豔歌》的“孔雀東飛，苦寒無衣”，提供了《孔雀東南飛》的塑造材料一樣，北方民歌裡的《折楊柳歌辭》“敕敕何力力，女子臨窗織。
不聞機杼聲，隻聞女歎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也給《木蘭詩》的“唧唧複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提供了塑造材料。
[9] 關于《木蘭詩》的著作年代，近年來經過許多人的讨論，我同意這一作品最後完成是在隋代或唐初的說法。
理由如下： 一、這首詩如“萬裡赴戎機，關山度若飛。
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将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和“當窗理雲鬓，對鏡帖花黃”等句，不像北朝早期的作品，即庾信、王褒未到北朝之前的作品。
二、這首詩不像是府兵制度尚未形成以前的作品，如“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之類，似乎反映了府兵制度的存在。
又如寫木蘭決定代父從軍以後，還在“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鞯，南市買辔頭，北市買長鞭”，與唐初府兵制度“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二萬五千”一事，也相吻合。
三、隋承周制，有勳官十一等。
唐制勳官“凡十有二等，十二轉為上柱國，十一轉為柱國”（《唐六典》卷2）；《木蘭詩》中的“策勳十二轉”，似述唐代制度。
四、府兵制度從西魏大統中開始。
但西魏在實施府兵制同時，也仿《周禮》行六官，此制終北周之世不改。
在行《周禮》時，既無尚書台，更無尚書郎。
至隋廢周官，始有尚書郎。
如果說《木蘭詩》是西魏、北周間即府兵制初期的作品，尚書郎這一問題就說不通了。
五、現在許多同志認為《木蘭詩》是隋以前的作品，主要根據是郭茂倩在《樂府詩集·木蘭詩》題下注雲：“《古今樂錄》曰：&lsquo木蘭，不知名。
&rsquo浙江西道觀察使兼禦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
”《古今樂錄》在陳時成書，《玉海·藝文類》引《中興書目》：“陳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僧智匠撰《古今樂錄》，起漢訖陳。
”既然《古今樂錄》成書在陳光大二年，《木蘭詩》被收入此書中，當然是《古今樂錄》以前的作品，亦即隋代以前的作品。
我個人不成熟的看法，認為《樂府詩集·木蘭詩》下的“木蘭，不知名”這話，并不是陳智匠《古今樂錄》的原文，它連同下文“浙江西道觀察使兼禦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都是後人注《古今樂錄》的注文。
《古文苑》卷9《木蘭詩》題下注雲：“舊注雲：不知名。
浙江西道觀察使兼禦史中丞韋元甫聞續附入”，所謂舊注，是當時唐人注《古今樂錄》的注文。
因為《木蘭詩》的寫出是在智匠之後，在智匠編《古今樂錄》時，不可能把它收進書裡去；到了唐代，韋元甫才把它附錄在《古今樂錄》裡，唐人為《古今樂錄》作注，恐後人不察，附帶加以說明。
現在有人反而根據這一點來證明它是陳智匠以前的作品，這是值得商榷的。
不過，我們一方面說《木蘭詩》最後完成在隋代或唐初（高宗以前）。
另一方面，又認為木蘭的故事，可能在北朝初期已經流傳于民間，《木蘭詩》的許多塑造材料，在北朝民歌中也可以探索到。
就是木蘭的名字，如韓擒虎的父親韓雄，小名就叫韓木蘭，可見這是北朝流行的名字。
所以說它是北朝的作品也可以。
然而它經過文人的藝術加工，到了唐初才最後完成。
至于今人有以“可汗”之詞緻疑者，則北朝諸帝有時亦稱可汗，北齊即稱後為可賀敦，這是很平常的事，不獨自唐太宗稱天可汗始。
以此而證《木蘭詩》是唐初之作，則非所敢聞。
[10] 八病的解釋，唐時日本僧遍照著《文鏡秘府論》，曾存其說。
[11] 本節的編寫，參考魯迅先生著《中國小說史略》第四、五、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