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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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體詩人還有王融、沈約等。
王融的詩如《三婦豔行》、《芳樹》等，對以後的新體詩影響也很大。
沈約的詩，在當時享有盛名，其實他的詩不如謝朓、王融，但謝朓、王融都早死（朓三十六歲、融二十七歲下獄死），而沈約活到七十多歲，政治地位又很高，又是新體詩和永明聲律說的倡導者，所以“見重闾裡，誦詠成音”（《詩品》卷中）。
他的詩如《臨高台》、《六憶詩》、《夜夜曲》，對後來新體詩的影響也很大。
何遜稍後于謝朓、王融，他的詩句如：“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相送》），“岸花臨水發，江燕繞樯飛”（《贈諸舊遊》）；“窗中度落葉，簾外隔飛螢”（《和蕭谘議岑離閨怨》）；“陣雲橫塞起，赤日下城圓”（《學古》）；“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慈姥矶》），都是脍炙人口的佳句。
與何遜齊名，年輩又在何遜之後，成名于梁代，死于陳代的陰铿，他受到永明體的影響，在新體詩的創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沒有受到當時風靡一時的宮體詩影響。
他的寫作态度比較嚴肅，善于練字造句，如“大江靜猶浪，扁舟獨且征”（《和傅郎歲暮還湘州》）；“遠戍唯聞鼓，寒山但見松”（《晚出新亭》）；“古石何年卧，枯樹幾春空”（《開善寺》）；“鼓聲聽欲絕，帆勢與雲齊；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江津送劉光祿不及》）等，對後來唐朝律詩的影響較大。
杜甫自述作詩甘苦時，曾說“頗學陰〔铿〕、何〔遜〕苦用心”（《解悶》）；又在贈李白詩時有雲，“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铿”（《與李十二同尋範十隐居》），可見他對陰铿的推重。
此外如梁代前期柳恽的詩句“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搗衣》），王籍的詩句“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入若邪溪》），梁宗室蕭悫（侯景亂後入北齊）的詩句“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秋思》），都是名句，都沒有用什麼典故和多少辭藻，在當時即被傳誦一時。
骈文的發展 東漢之前，辭、賦、诔、贊以外，一般文體，都用散文。
東漢之末，散文也漸趨整齊，并有對仗的傾向，但也并不是通篇如此，隻在一篇之中偶一為之而已。
西晉自潘、陸起，他們的文章，開始追求辭藻的華麗和對偶的工整，這一趨勢，到了南朝更加發展。
劉宋時，範晔撰《和香方序》，鮑照有《登大雷岸與妹書》，一般習慣，這些都是用散文來寫的，可是他們卻改用骈文來寫，辭藻愈來愈绮麗，對仗也愈來愈工整。
永明聲律學說興起以後，當時貴族文人專心在聲病麗辭方面争奇鬥勝，結果，把骈俪文學推到了高峰。
沈約用骈俪文來寫《宋書》某幾篇的傳論，劉勰用骈俪文來寫文學批評名著《文心雕龍》，一切文章，都向骈偶化、辭賦化方面發展。
到了蕭綱（梁簡文帝）、蕭繹（梁元帝）兄弟，庾信，徐陵等人，連幾十字的一張小啟，也都緝事比類（典故），非對不發（對仗）；辭藻紛披（辭藻），宮徵靡曼（音律）。
這些華麗的辭藻和靡曼的聲律，無非是用來掩蓋他們作品内容的貧乏和空虛而已。
由于辭賦是最适宜運用骈俪的文學體裁，因此當時的貴族文人盡量在辭賦方面下功夫。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文選》時，把賦列在主要地位，可能也是這個緣故。
在當時文人一般的辭賦裡，大都以绮麗的辭藻，來粉飾它空虛的内容，但也産生了一些代表當時高水平的作品，如江淹的《恨賦》、《别賦》，庾信的《哀江南賦》、《小園賦》、《枯樹賦》之類。
在骈文中，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和劉孝标的《廣絕交論》，不但在寫作技巧上都有較高的成就，就是從思想性來講，也有一定的社會内容。
孔稚圭在《北山移文》中對當時的假逸人、假名士，作了尖銳的諷刺與抨擊；劉孝标在《廣絕交論》中，對當時的趨炎附勢之徒，也作了應有的揭露與批評。
《文心雕龍》與《詩品》 齊、梁時文學創作講求對仗、用典、辭藻、聲律，在表達思想内容方面受到很多限制，甚至流于空虛和頹廢，這就激起了反對頹廢主義和形式主義文風的要求。
這時候就産生了優秀的文學批評專著《文心雕龍》和《詩品》，對當時和後代的文學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文心雕龍》作者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今山東莒縣）人，仕梁為東宮通事舍人、步兵校尉。
一生不婚娶，最後出家為僧。
《文心雕龍》創作于南齊之末（約公元501年左右），全書共五十篇。
它系統地論證了有關文學理論方面的重要問題，提到了文學發展的規律，讨論了文學創作藝術技巧各方面的問題，同時還對齊、梁以前一些作家和他們的作品，作了扼要的評述。
劉勰在《文心雕龍》裡，強調了文學反映現實這一原則。
他認真地考察了齊、梁以前“蔚英十代，詞采九變”（《時序篇》贊）的文學變遷軌迹以後，分析了每個時代的代表作品，由此得出了“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序篇》）這一規律，即文學反映現實，現實在不斷變易中，文學也跟着在變易這一事實，劉勰已經對它有所認識了。
劉勰在《文心雕龍》裡，還特别強調文學藝術的真實性，他反對并指摘當時一種虛假的創作态度和作風。
他認為那些“世極，而辭意夷泰”（《時序篇》）的作品，或者“志深軒冕，而泛詠臯壤；心纏機務，而虛述人外”（《情采篇》）的詩文，都是虛假而沒有真實生活内容的東西，也就不可能有感人的藝術力量。
他所推許的，則是那些“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征聖篇》），内容既充實，形式又完美的作品。
劉勰除了強調作品内容的重要性，如稱道“雖文非拔群，而意實卓爾”（《雜文篇》）的作品以外，還提到了形式影響内容的問題。
他反對用繁缛的辭藻、艱深的典故來寫“論說”、“議對”這一類文體，認為“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缛為巧；事以明核為美，不以深隐為奇”（《議對篇》），如果“詞深人天”，便會“緻遠方寸”（《論說篇》贊）。
他并不反對在詩賦韻文中用辭藻，不過他反對用浮麗的辭藻來掩飾作品内容的空虛和貧乏。
他在《情采篇》裡還說：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
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
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
而後之作者，采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
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這對繁采寡情的當時文風，是一種很好的針砭。
劉勰是不反對對仗的，不過他贊成“自然成對”，“不勞經營”（《麗辭篇》）。
他也不反對用典，不過他認為文人應該“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覈”（《事類篇》）；有了這些條件而後用典，就會“用人若己”（《事類篇》贊），“不啻自其口出”（《事類篇》）。
他在修辭方面，認為有些辭彙，“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練字篇》），學者不可不察。
他反對詩賦裡用詭異的字，稱之為“字妖”；他反對用一連串同偏旁的字（如石旁、水旁），诋之為“字林”（古代字典）。
劉勰在《文心雕龍》裡，認為文學批評家要避免主觀，“不偏于憎愛”，不要“貴古賤今”，不要“崇己抑人”，不能“執一偶之辭，欲拟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
應該“博觀”，應該“沿波讨源”，不能使作品“深廢淺售”（《知音篇》）。
批評的标準，“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
同之與異，不屑古今”（《序志篇》），這樣才夠得上做一個批評家。
劉勰的文學觀點，有許多是應該加以肯定的。
但是因為他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立論的，必然強調文學必須折衷于周、孔之道。
他在《原道篇》裡說：“爰自風姓，暨于孔氏，玄聖創典（伏羲作八卦），素王（孔子）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hellip&hellip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彜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
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匮。
《易》曰：&lsquo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rsquo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在《征聖篇》裡又說：“是以政論文，必征于聖，必宗于經。
”他從地主階級立場出發，鼓吹文學必須為當時封建制度服務，這樣，他對作家和作品的評價難免帶有偏見。
還有，劉勰在《文心雕龍》裡，一方面固然批評了當時文風的采溢于情，争疏僻典；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不可避免地受到這種文風的深刻影響，全書用骈文寫成，有些地方使讀者感到費解。
《詩品》，鐘嵘所著。
嵘字偉長，颍川長社（今河南長葛東）人，仕梁至西中郎将晉安王（蕭綱，即後來的梁簡文帝）記室參軍。
當他寫這部書時，骈俪、聲病的風氣，已盛極一時，宮體文學也正在醞釀成熟之中，他就針對當時文風，提出批評。
首先，鐘嵘反對聲病說，他在《詩品序》中說：“平上去入，則予病未能；蜂腰鶴膝，闾裡已具。
”他主張自然和諧的音律，認為古代的詩歌，都是“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到了曹魏“三祖（操、丕、叡）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現在“既不備管弦，亦何取于音律邪”？所以他主張作品隻要求它能夠“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就好了，如果在聲律方面過于講究，會損害作品的自然之美，所謂“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
其次，鐘嵘反對用典。
他認為詩歌是“吟詠情性”的，亦“何貴于用事”。
傳誦一時的佳句，“&lsquo思君如流水&rsquo，既是即目；&lsquo高台多悲風&rsquo，亦唯所見；&lsquo清晨登隴首&rsquo，羌（乃）無故實；&lsquo明月照積雪&rsquo，讵（豈）出經史”，多不用什麼典故，而是由“直尋”得來的。
顔延之“喜用古事，彌見拘束”，劉宋中葉以後的作品，簡直像“書抄”一樣，沒有什麼創造性。
其次，他反對玄言詩，诋永嘉時的詩篇，由于受到玄風的影響，“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诋東晉時的作品，“平典似道德論”。
他最推重建安文學，要求大家學習建安詩人的創作精神。
《詩品》的批評方法，是把詩分為《國風》、《小雅》、《楚辭》三大類，然後把與三大類風格接近的作家歸納進去，如李陵、班姬出于《楚辭》，曹植出于《國風》，阮籍出于《小雅》之類；進而論述各家風格的源流，特别提出前後作家的繼承關系，如王粲、曹丕出于李陵，潘嶽、劉琨出于王粲，陸機、謝靈運出于曹植，郭璞出于潘嶽，顔延之出于陸機之類。
這樣的分析法，比較機械，也嫌牽強，沒有能夠說明每一個詩人的獨特風格。
《詩品》把漢、魏以來的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這是受到《漢書·古今人表》的影響，當然和六朝的流品也有一定的關系），定其等級。
運用這種方法，難免不流于主觀。
如置曹操于下品，置陶淵明、鮑照于中品，就太低了；置潘嶽、陸機、謝靈運于上品，置盧湛、任昉、沈約于中品，又未免太高了。
鐘嵘品評詩人，往往着眼于作品的辭藻，而忽視作品的思想内容，甚至也沒有理解其高度的藝術成就，這說明他并沒有完全擺脫當時流行的形式主義文風的影響。
《文選》 從晉代起，有不少人在編纂文章總集，但至今大都已經亡佚。
現存的總集，不得不推梁昭明太子蕭統所主編的《文選》為最古。
蕭統在《文選序》裡說，從周秦以來，時逾千載，“詞人才子，則名溢于缥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缃帙”。
為了要節約讀者精力，必須“略其穢蕪，集其精英”，選出一部好的文章總集來。
選擇的标準，經書是周公、孔子所定，不敢“加之剪截”，因此隻收錄了《毛詩序》、《尚書序》、《春秋左氏傳序》三篇序文，這都是作為文學的體裁來采輯的。
諸子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因此也從略。
大量的曆史著作，主要是記載史事，“褒貶是非”，不同于文學作品，因此也不收；然而其中的贊論和序述，因為“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已經屬于文學作品的範疇了，所以加以輯集。
《文選》全書三十卷（李善加以注釋時析為六十卷），以類（文體）分卷。
共分成賦、詩、表、啟、贊、論、碑文、墓志、行狀、祭文等三十九類。
三十九類文體以賦冠首，賦的分量占全書三十卷中的九卷有餘，從這裡可以看到蕭統受到當時傳統文學觀點重視骈俪的深刻影響。
每一類文體又分成許多子目，如詩一類内，又分成公宴、遊覽、詠懷、贈答、行旅、樂府等許多子目。
每個作家的作品，按照體裁分别編入各類目。
《文選》中雖然辟有樂府這一子目，但所收的絕大部分是文士的作品，漢樂府和東晉南朝的吳歌西曲，大都遺漏不載。
盡管《文選》有些缺陷，但蕭統選錄作品還是比較嚴格，當時盛行的那些庸俗作品，他大都摒而不錄。
《文選》略古詳近，對晉宋以來的作品收得比較多，選擇得也比較精，這都是可取的地方。
《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在梁天監初，曾為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梁書·文學·劉勰傳》）。
蕭統的文學觀點，受到劉勰的文學觀點的一定影響，所以《文選》的取材标準，與《文心雕龍》的批評标準，基本上是一緻的。
《文選》一書的所以可貴，恐怕也就在此。
《文選》成書以後，風行一時，到了唐代，應進士舉者，必須熟習《文選》。
唐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年），有李善為《文選》作注，成書六十卷。
李善引據豐博，考訂翔實；而且他所引用的古籍，有不少已經散佚了，所以他的注文到後世還成為輯佚的淵薮。
世以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标注《世說新語》，郦道元注《水經》和李善注《文選》，四書并稱。
雖體例微有不同，但都是不朽的著作。
自李善以後，治《文選》者接踵，世稱“選學”，一直到清代還沒有衰竭，可見《文選》影響之大。
宮體詩 從齊永明（公元483&mdash493年）時代起，辭藻更趨華靡，聲律更加講究，詩歌的内容題材也漸漸從描寫山水轉而描寫色情。
南北世家大族，這時愈來愈腐朽。
他們“未嘗目觀起一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
“出則車輿，入則扶持&hellip&hellip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喘，不耐寒暑”（《顔氏家訓·涉務篇》），不但做官做不了，連當家也當不了。
這些貴族子弟，還“熏衣剃面，傅朱施粉”（《顔氏家訓·勉學篇》），很少能夠不沉溺在荒淫堕落的色情生活裡，這樣，這一時期便産生了以描寫色情為主要内容的宮體文學。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昭明太子蕭統病卒，其同母弟蕭綱被立為皇太子（到公元549年侯景亂梁時繼位為傀儡皇帝，即簡文帝）。
蕭綱及其弟蕭綸、蕭繹都喜歡寫以色情為主要内容的詩歌，當時環繞東宮周圍有一群貴族詩人如庾肩吾、劉孝威、徐陵、庾信之徒，“文并绮豔”（《北史·文苑·庾信傳》），他們又彼此模仿和提倡，便形成了宮體文學。
宮體文學，追求聲律，誇耀辭藻，内容則着重描寫色情。
這種文學，是南朝統治階級上層淫侈頹廢生活的集中反映。
為了提倡宮體文學，徐陵特别編了一部《玉台新詠》。
徐陵在《玉台新詠》裡，為了标榜色情的宮體文學得情性之正，所以他收羅了很多漢、魏以來有關愛情的詩篇和樂府民歌，來裝飾宮體文學的門面，說宮體詩和這些作品有着血脈的淵源。
當然我們不能完全割斷宮體和宮體以前的文學的關系，但是漢、魏以來的優秀詩篇和宮體文學，在基本态度上是不同的。
至于樂府民歌，大都來自民間，固然也有情歌，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罪惡，基本上還是現實主義的。
宮體詩在形式方面固然采用了樂府的體裁，而在内容方面，我們隻要從《玉台新詠》所收錄的蕭綱等宮體詩題目中，如《春郊見美人》、《車中見美人》、《為人寵姬有怨》、《詠人棄妾》、《倡婦怨情》、《詠舞》、《看妓》、《夜聽妓聲》之類，就可以了然這些詩歌内容堕落到如何程度了。
宮體詩對女性的侮辱，對色情的放恣，和樂府民歌在本質上有嚴格的區别。
侯景亂梁以後，宮體詩并沒有停止發展。
陳時，徐陵稱一代文宗，他就是當時宮體文學的主将。
陳後主（公元583&mdash589年）好為豔體詩，與宮廷詩人江總、孔範等互相唱和。
他們最豔麗的作品有《玉樹後庭花》等，大概都是寫貴妃嫔嫱的美麗容色的。
他們對豔體詩的提倡，使當時文學頹廢堕落到極點。
庾信及北朝詩人 庾信（公元513&mdash581年），字子山，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人。
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皇太子東宮的秘書長）。
信十五歲作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講讀，十九歲作蕭綱的東宮抄撰學士，父子都是宮體詩的重要作家。
侯景亂梁時，信逃奔江陵。
梁元帝蕭繹在江陵即位，以信為右衛将軍，派他出使西魏。
不久梁亡，庾信因其文學成就被強留在長安，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稱庾開府。
直到隋開皇元年才病死。
庾信的作品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
前期（四十二歲以前）的作品，和一般宮體詩人一樣，寫豔麗的詩篇，誇耀辭采，内容頹廢貧乏。
後期（四十二歲以後）的作品，由于政治的變化和生活的感受，他的作品起了較大的變化。
他親身經曆過侯景之亂，又看到梁元帝敗亡時，西魏把江陵十幾萬人民都俘作奴隸這一事實，加上自己羁旅北朝，屈身事敵的痛苦和懷念鄉土的感情，便傾注在他的作品裡。
庾信在後期的詩賦裡，痛恨南朝世家大族的腐朽無能和皇室的骨肉相殘：在和平的日子裡，“宰衡以幹戈為兒戲，紳以清談為廟略”（《哀江南賦》）；到緊急關頭，“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百萬義師，一朝卷甲”（《哀江南賦序》），把蕭梁王朝都斷送了。
他責備梁武帝任用孫子蕭為雍州刺史，以後蕭叛梁，以緻江陵陷沒，“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鹑首（襄陽、江陵的分野）而賜秦（指西魏），天何為而此醉”（《哀江南賦》）。
他也痛恨自己沒有能夠完成朝廷交給他的任務，而遭受敵人的欺騙，并在長安被扣留起來；他甚至于懷疑到曆史上沒有申包胥哭秦廷這種事情&mdash&mdash“始知千載内，無複有申包”（《詠懷》），并比喻他的被扣留而留仕北朝是“倡家遭強聘”（《詠懷》）。
他最悲憤的時候，甚至想到了“惜無萬金産，東求滄海君”（《詠懷》），要效法張良的博浪沙一擊。
他認識出仕北朝以後，“忠孝”兩個字全都勾銷了，“惟忠且惟孝，為子複為臣，一朝人事盡，身名不足親”（《詠懷》）。
于是他就認為自己應該不求聲譽，偏偏自己文學方面的聲譽很高&mdash&mdash“無悶無不悶”；自己所以不死，照理說應該有所等待，然而還有什麼可以等待的呢&mdash&mdash“有待何可待”？他把自己無可奈何地生活下去，比之為“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詠懷》）。
最後，他隻好慨歎“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搏搏之土。
怨之徒也，何能感焉”（《思舊銘》），流露出極為沉痛而又消極悲觀的複雜心情。
庾信懷念江南的感情是和他的“故國之思”分不開的。
盡管庾信在西魏、北周不算太落寞，而他總是有“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哀江南賦序》）的感觸。
“關山則風月凄怆，隴水則肝腸斷絕”（《小園賦》），“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薄酒）無忘憂之用”（《哀江南賦序》），在在都能使他觸目動心。
他在“秦關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和侃法師》），“還思建業水，終憶武昌魚”（《奉和永豐殿下言志》）等詩句中，反複傾訴了對故國的深切懷念。
隻要能生還江南，連封侯他也不要，所謂“一思探禹穴（在會稽），無用鏖臯蘭（在今甘肅臨夏西南，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敗匈奴處）”（《詠懷》）。
他甚至讨厭羁留地的長安，最後說出“倘使如楊仆（漢武帝時人，恥為關外民，東徙函谷關數百裡），甯為關外人”（《率爾成詠》）的話來。
庾信的代表作，詩有《詠懷》詩二十七首，賦有《哀江南賦》、《小園賦》、《枯樹賦》，銘志有《思舊銘》和蕭泰、吳明徹等墓志銘。
他的《詠懷》詩二十七首中的第二十六首是： 蕭條亭障遠，凄慘風塵多。
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
秋風蘇武别，寒水送荊轲。
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這首詩是庾信羁留長安時的即景傷懷之作。
他在詩裡自比李陵的永别蘇武，荊轲的入秦不還。
而又将梁元帝敗于江陵，比作項羽敗于垓下。
其中第十七首說： 日晚荒城上，蒼茫餘落晖。
都護樓蘭返，将軍疏勒歸。
馬有風塵氣，人多關塞衣。
陣雲平不動，秋蓬卷欲飛。
聞道樓船戰，今年不解圍。
這首是指公元567年北周大将元定的軍隊在江南被陳兵所圍殲的事情，詩前面八句都是形容北周軍隊戰鬥力之強，用來陪襯最後兩句南侵的失敗，以說明南朝的不可輕侮。
庾信這些詩，都是具有一定内容的作品，風格也不低。
杜甫詩“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迹》），又雲“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可能就是指這種風格既高又具有一定内容的作品而來說的。
庾信至北朝後，有些詩句描寫北國風光，也一洗濃豔的舊習，使人讀了有清新的感覺，如“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将命至邺酬祖王員》），如“有城仍舊縣，無樹即新村”（《望野》），如“寒沙兩岸白，獵火一山紅”（《上益州柱國趙王》），如“上林催獵響，河橋争渡喧”（《同州還》），如“野戍孤煙起，春山百鳥啼”（《至老子廟應诏》）。
他在新體詩方面的這種努力，給予以後唐代五言律詩的發展以深刻的影響。
庾信的五言小詩，也清新可詠。
如： 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疏。
獨下千行淚，開君萬裡書。
（《寄王琳》） 短短二十字，卻是感情深厚，富于含蓄，盡管平仄稍有不調，但它已經是唐代五言絕句的先驅。
庾信的類似七言詩的《春賦》和樂府詩中的《燕歌行》、《楊柳歌》，對唐初七言詩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
庾信在骈體文方面的成就極高。
骈文的缺點，一般失于柔靡，而庾信的作品卻給人以一種挺拔的感覺。
清人蔣士铨曾評論庾信的骈文說：“唐四六畢竟滞而不逸，麗而不遒。
徐孝穆（陵）逸而不遒，庾子山遒逸兼之，所以獨有千古”（《評選四六法海·總論》）。
《四庫提要》說庾信骈文“集六朝之大成，導四傑之先路”。
說明他在骈體文的發展中，是承先啟後的人物，對唐代的骈文影響也是很大的。
當然，無論庾信的骈文和詩，就内容而論，其基調還是低沉的。
與庾信同時的，還有王褒。
他在前期也是梁朝宮體詩的重要作家。
江陵破後被俘至長安，以文學受到宇文氏的優待，官位通顯。
他到了北方以後，詩歌的風格，也有了變化。
他在這一時期寫了不少關于邊塞和從軍的詩。
其代表作如《渡河北》： 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
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
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
薄暮臨征馬，失
王融的詩如《三婦豔行》、《芳樹》等，對以後的新體詩影響也很大。
沈約的詩，在當時享有盛名，其實他的詩不如謝朓、王融，但謝朓、王融都早死（朓三十六歲、融二十七歲下獄死），而沈約活到七十多歲，政治地位又很高，又是新體詩和永明聲律說的倡導者，所以“見重闾裡，誦詠成音”（《詩品》卷中）。
他的詩如《臨高台》、《六憶詩》、《夜夜曲》，對後來新體詩的影響也很大。
何遜稍後于謝朓、王融，他的詩句如：“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相送》），“岸花臨水發，江燕繞樯飛”（《贈諸舊遊》）；“窗中度落葉，簾外隔飛螢”（《和蕭谘議岑離閨怨》）；“陣雲橫塞起，赤日下城圓”（《學古》）；“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慈姥矶》），都是脍炙人口的佳句。
與何遜齊名，年輩又在何遜之後，成名于梁代，死于陳代的陰铿，他受到永明體的影響，在新體詩的創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沒有受到當時風靡一時的宮體詩影響。
他的寫作态度比較嚴肅，善于練字造句，如“大江靜猶浪，扁舟獨且征”（《和傅郎歲暮還湘州》）；“遠戍唯聞鼓，寒山但見松”（《晚出新亭》）；“古石何年卧，枯樹幾春空”（《開善寺》）；“鼓聲聽欲絕，帆勢與雲齊；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江津送劉光祿不及》）等，對後來唐朝律詩的影響較大。
杜甫自述作詩甘苦時，曾說“頗學陰〔铿〕、何〔遜〕苦用心”（《解悶》）；又在贈李白詩時有雲，“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铿”（《與李十二同尋範十隐居》），可見他對陰铿的推重。
此外如梁代前期柳恽的詩句“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搗衣》），王籍的詩句“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入若邪溪》），梁宗室蕭悫（侯景亂後入北齊）的詩句“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秋思》），都是名句，都沒有用什麼典故和多少辭藻，在當時即被傳誦一時。
骈文的發展 東漢之前，辭、賦、诔、贊以外，一般文體，都用散文。
東漢之末，散文也漸趨整齊，并有對仗的傾向，但也并不是通篇如此，隻在一篇之中偶一為之而已。
西晉自潘、陸起，他們的文章，開始追求辭藻的華麗和對偶的工整，這一趨勢，到了南朝更加發展。
劉宋時，範晔撰《和香方序》，鮑照有《登大雷岸與妹書》，一般習慣，這些都是用散文來寫的，可是他們卻改用骈文來寫，辭藻愈來愈绮麗，對仗也愈來愈工整。
永明聲律學說興起以後，當時貴族文人專心在聲病麗辭方面争奇鬥勝，結果，把骈俪文學推到了高峰。
沈約用骈俪文來寫《宋書》某幾篇的傳論，劉勰用骈俪文來寫文學批評名著《文心雕龍》，一切文章，都向骈偶化、辭賦化方面發展。
到了蕭綱（梁簡文帝）、蕭繹（梁元帝）兄弟，庾信，徐陵等人，連幾十字的一張小啟，也都緝事比類（典故），非對不發（對仗）；辭藻紛披（辭藻），宮徵靡曼（音律）。
這些華麗的辭藻和靡曼的聲律，無非是用來掩蓋他們作品内容的貧乏和空虛而已。
由于辭賦是最适宜運用骈俪的文學體裁，因此當時的貴族文人盡量在辭賦方面下功夫。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文選》時，把賦列在主要地位，可能也是這個緣故。
在當時文人一般的辭賦裡，大都以绮麗的辭藻，來粉飾它空虛的内容，但也産生了一些代表當時高水平的作品，如江淹的《恨賦》、《别賦》，庾信的《哀江南賦》、《小園賦》、《枯樹賦》之類。
在骈文中，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和劉孝标的《廣絕交論》，不但在寫作技巧上都有較高的成就，就是從思想性來講，也有一定的社會内容。
孔稚圭在《北山移文》中對當時的假逸人、假名士，作了尖銳的諷刺與抨擊；劉孝标在《廣絕交論》中，對當時的趨炎附勢之徒，也作了應有的揭露與批評。
《文心雕龍》與《詩品》 齊、梁時文學創作講求對仗、用典、辭藻、聲律，在表達思想内容方面受到很多限制，甚至流于空虛和頹廢，這就激起了反對頹廢主義和形式主義文風的要求。
這時候就産生了優秀的文學批評專著《文心雕龍》和《詩品》，對當時和後代的文學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文心雕龍》作者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今山東莒縣）人，仕梁為東宮通事舍人、步兵校尉。
一生不婚娶，最後出家為僧。
《文心雕龍》創作于南齊之末（約公元501年左右），全書共五十篇。
它系統地論證了有關文學理論方面的重要問題，提到了文學發展的規律，讨論了文學創作藝術技巧各方面的問題，同時還對齊、梁以前一些作家和他們的作品，作了扼要的評述。
劉勰在《文心雕龍》裡，強調了文學反映現實這一原則。
他認真地考察了齊、梁以前“蔚英十代，詞采九變”（《時序篇》贊）的文學變遷軌迹以後，分析了每個時代的代表作品，由此得出了“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序篇》）這一規律，即文學反映現實，現實在不斷變易中，文學也跟着在變易這一事實，劉勰已經對它有所認識了。
劉勰在《文心雕龍》裡，還特别強調文學藝術的真實性，他反對并指摘當時一種虛假的創作态度和作風。
他認為那些“世極，而辭意夷泰”（《時序篇》）的作品，或者“志深軒冕，而泛詠臯壤；心纏機務，而虛述人外”（《情采篇》）的詩文，都是虛假而沒有真實生活内容的東西，也就不可能有感人的藝術力量。
他所推許的，則是那些“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征聖篇》），内容既充實，形式又完美的作品。
劉勰除了強調作品内容的重要性，如稱道“雖文非拔群，而意實卓爾”（《雜文篇》）的作品以外，還提到了形式影響内容的問題。
他反對用繁缛的辭藻、艱深的典故來寫“論說”、“議對”這一類文體，認為“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缛為巧；事以明核為美，不以深隐為奇”（《議對篇》），如果“詞深人天”，便會“緻遠方寸”（《論說篇》贊）。
他并不反對在詩賦韻文中用辭藻，不過他反對用浮麗的辭藻來掩飾作品内容的空虛和貧乏。
他在《情采篇》裡還說：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
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
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
而後之作者，采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
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這對繁采寡情的當時文風，是一種很好的針砭。
劉勰是不反對對仗的，不過他贊成“自然成對”，“不勞經營”（《麗辭篇》）。
他也不反對用典，不過他認為文人應該“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覈”（《事類篇》）；有了這些條件而後用典，就會“用人若己”（《事類篇》贊），“不啻自其口出”（《事類篇》）。
他在修辭方面，認為有些辭彙，“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練字篇》），學者不可不察。
他反對詩賦裡用詭異的字，稱之為“字妖”；他反對用一連串同偏旁的字（如石旁、水旁），诋之為“字林”（古代字典）。
劉勰在《文心雕龍》裡，認為文學批評家要避免主觀，“不偏于憎愛”，不要“貴古賤今”，不要“崇己抑人”，不能“執一偶之辭，欲拟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
應該“博觀”，應該“沿波讨源”，不能使作品“深廢淺售”（《知音篇》）。
批評的标準，“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
同之與異，不屑古今”（《序志篇》），這樣才夠得上做一個批評家。
劉勰的文學觀點，有許多是應該加以肯定的。
但是因為他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立論的，必然強調文學必須折衷于周、孔之道。
他在《原道篇》裡說：“爰自風姓，暨于孔氏，玄聖創典（伏羲作八卦），素王（孔子）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hellip&hellip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彜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
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匮。
《易》曰：&lsquo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rsquo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在《征聖篇》裡又說：“是以政論文，必征于聖，必宗于經。
”他從地主階級立場出發，鼓吹文學必須為當時封建制度服務，這樣，他對作家和作品的評價難免帶有偏見。
還有，劉勰在《文心雕龍》裡，一方面固然批評了當時文風的采溢于情，争疏僻典；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不可避免地受到這種文風的深刻影響，全書用骈文寫成，有些地方使讀者感到費解。
《詩品》，鐘嵘所著。
嵘字偉長，颍川長社（今河南長葛東）人，仕梁至西中郎将晉安王（蕭綱，即後來的梁簡文帝）記室參軍。
當他寫這部書時，骈俪、聲病的風氣，已盛極一時，宮體文學也正在醞釀成熟之中，他就針對當時文風，提出批評。
首先，鐘嵘反對聲病說，他在《詩品序》中說：“平上去入，則予病未能；蜂腰鶴膝，闾裡已具。
”他主張自然和諧的音律，認為古代的詩歌，都是“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到了曹魏“三祖（操、丕、叡）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現在“既不備管弦，亦何取于音律邪”？所以他主張作品隻要求它能夠“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就好了，如果在聲律方面過于講究，會損害作品的自然之美，所謂“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
其次，鐘嵘反對用典。
他認為詩歌是“吟詠情性”的，亦“何貴于用事”。
傳誦一時的佳句，“&lsquo思君如流水&rsquo，既是即目；&lsquo高台多悲風&rsquo，亦唯所見；&lsquo清晨登隴首&rsquo，羌（乃）無故實；&lsquo明月照積雪&rsquo，讵（豈）出經史”，多不用什麼典故，而是由“直尋”得來的。
顔延之“喜用古事，彌見拘束”，劉宋中葉以後的作品，簡直像“書抄”一樣，沒有什麼創造性。
其次，他反對玄言詩，诋永嘉時的詩篇，由于受到玄風的影響，“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诋東晉時的作品，“平典似道德論”。
他最推重建安文學，要求大家學習建安詩人的創作精神。
《詩品》的批評方法，是把詩分為《國風》、《小雅》、《楚辭》三大類，然後把與三大類風格接近的作家歸納進去，如李陵、班姬出于《楚辭》，曹植出于《國風》，阮籍出于《小雅》之類；進而論述各家風格的源流，特别提出前後作家的繼承關系，如王粲、曹丕出于李陵，潘嶽、劉琨出于王粲，陸機、謝靈運出于曹植，郭璞出于潘嶽，顔延之出于陸機之類。
這樣的分析法，比較機械，也嫌牽強，沒有能夠說明每一個詩人的獨特風格。
《詩品》把漢、魏以來的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這是受到《漢書·古今人表》的影響，當然和六朝的流品也有一定的關系），定其等級。
運用這種方法，難免不流于主觀。
如置曹操于下品，置陶淵明、鮑照于中品，就太低了；置潘嶽、陸機、謝靈運于上品，置盧湛、任昉、沈約于中品，又未免太高了。
鐘嵘品評詩人，往往着眼于作品的辭藻，而忽視作品的思想内容，甚至也沒有理解其高度的藝術成就，這說明他并沒有完全擺脫當時流行的形式主義文風的影響。
《文選》 從晉代起，有不少人在編纂文章總集，但至今大都已經亡佚。
現存的總集，不得不推梁昭明太子蕭統所主編的《文選》為最古。
蕭統在《文選序》裡說，從周秦以來，時逾千載，“詞人才子，則名溢于缥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缃帙”。
為了要節約讀者精力，必須“略其穢蕪，集其精英”，選出一部好的文章總集來。
選擇的标準，經書是周公、孔子所定，不敢“加之剪截”，因此隻收錄了《毛詩序》、《尚書序》、《春秋左氏傳序》三篇序文，這都是作為文學的體裁來采輯的。
諸子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因此也從略。
大量的曆史著作，主要是記載史事，“褒貶是非”，不同于文學作品，因此也不收；然而其中的贊論和序述，因為“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已經屬于文學作品的範疇了，所以加以輯集。
《文選》全書三十卷（李善加以注釋時析為六十卷），以類（文體）分卷。
共分成賦、詩、表、啟、贊、論、碑文、墓志、行狀、祭文等三十九類。
三十九類文體以賦冠首，賦的分量占全書三十卷中的九卷有餘，從這裡可以看到蕭統受到當時傳統文學觀點重視骈俪的深刻影響。
每一類文體又分成許多子目，如詩一類内，又分成公宴、遊覽、詠懷、贈答、行旅、樂府等許多子目。
每個作家的作品，按照體裁分别編入各類目。
《文選》中雖然辟有樂府這一子目，但所收的絕大部分是文士的作品，漢樂府和東晉南朝的吳歌西曲，大都遺漏不載。
盡管《文選》有些缺陷，但蕭統選錄作品還是比較嚴格，當時盛行的那些庸俗作品，他大都摒而不錄。
《文選》略古詳近，對晉宋以來的作品收得比較多，選擇得也比較精，這都是可取的地方。
《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在梁天監初，曾為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梁書·文學·劉勰傳》）。
蕭統的文學觀點，受到劉勰的文學觀點的一定影響，所以《文選》的取材标準，與《文心雕龍》的批評标準，基本上是一緻的。
《文選》一書的所以可貴，恐怕也就在此。
《文選》成書以後，風行一時，到了唐代，應進士舉者，必須熟習《文選》。
唐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年），有李善為《文選》作注，成書六十卷。
李善引據豐博，考訂翔實；而且他所引用的古籍，有不少已經散佚了，所以他的注文到後世還成為輯佚的淵薮。
世以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标注《世說新語》，郦道元注《水經》和李善注《文選》，四書并稱。
雖體例微有不同，但都是不朽的著作。
自李善以後，治《文選》者接踵，世稱“選學”，一直到清代還沒有衰竭，可見《文選》影響之大。
宮體詩 從齊永明（公元483&mdash493年）時代起，辭藻更趨華靡，聲律更加講究，詩歌的内容題材也漸漸從描寫山水轉而描寫色情。
南北世家大族，這時愈來愈腐朽。
他們“未嘗目觀起一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
“出則車輿，入則扶持&hellip&hellip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喘，不耐寒暑”（《顔氏家訓·涉務篇》），不但做官做不了，連當家也當不了。
這些貴族子弟，還“熏衣剃面，傅朱施粉”（《顔氏家訓·勉學篇》），很少能夠不沉溺在荒淫堕落的色情生活裡，這樣，這一時期便産生了以描寫色情為主要内容的宮體文學。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昭明太子蕭統病卒，其同母弟蕭綱被立為皇太子（到公元549年侯景亂梁時繼位為傀儡皇帝，即簡文帝）。
蕭綱及其弟蕭綸、蕭繹都喜歡寫以色情為主要内容的詩歌，當時環繞東宮周圍有一群貴族詩人如庾肩吾、劉孝威、徐陵、庾信之徒，“文并绮豔”（《北史·文苑·庾信傳》），他們又彼此模仿和提倡，便形成了宮體文學。
宮體文學，追求聲律，誇耀辭藻，内容則着重描寫色情。
這種文學，是南朝統治階級上層淫侈頹廢生活的集中反映。
為了提倡宮體文學，徐陵特别編了一部《玉台新詠》。
徐陵在《玉台新詠》裡，為了标榜色情的宮體文學得情性之正，所以他收羅了很多漢、魏以來有關愛情的詩篇和樂府民歌，來裝飾宮體文學的門面，說宮體詩和這些作品有着血脈的淵源。
當然我們不能完全割斷宮體和宮體以前的文學的關系，但是漢、魏以來的優秀詩篇和宮體文學，在基本态度上是不同的。
至于樂府民歌，大都來自民間，固然也有情歌，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罪惡，基本上還是現實主義的。
宮體詩在形式方面固然采用了樂府的體裁，而在内容方面，我們隻要從《玉台新詠》所收錄的蕭綱等宮體詩題目中，如《春郊見美人》、《車中見美人》、《為人寵姬有怨》、《詠人棄妾》、《倡婦怨情》、《詠舞》、《看妓》、《夜聽妓聲》之類，就可以了然這些詩歌内容堕落到如何程度了。
宮體詩對女性的侮辱，對色情的放恣，和樂府民歌在本質上有嚴格的區别。
侯景亂梁以後，宮體詩并沒有停止發展。
陳時，徐陵稱一代文宗，他就是當時宮體文學的主将。
陳後主（公元583&mdash589年）好為豔體詩，與宮廷詩人江總、孔範等互相唱和。
他們最豔麗的作品有《玉樹後庭花》等，大概都是寫貴妃嫔嫱的美麗容色的。
他們對豔體詩的提倡，使當時文學頹廢堕落到極點。
庾信及北朝詩人 庾信（公元513&mdash581年），字子山，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人。
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皇太子東宮的秘書長）。
信十五歲作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講讀，十九歲作蕭綱的東宮抄撰學士，父子都是宮體詩的重要作家。
侯景亂梁時，信逃奔江陵。
梁元帝蕭繹在江陵即位，以信為右衛将軍，派他出使西魏。
不久梁亡，庾信因其文學成就被強留在長安，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稱庾開府。
直到隋開皇元年才病死。
庾信的作品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
前期（四十二歲以前）的作品，和一般宮體詩人一樣，寫豔麗的詩篇，誇耀辭采，内容頹廢貧乏。
後期（四十二歲以後）的作品，由于政治的變化和生活的感受，他的作品起了較大的變化。
他親身經曆過侯景之亂，又看到梁元帝敗亡時，西魏把江陵十幾萬人民都俘作奴隸這一事實，加上自己羁旅北朝，屈身事敵的痛苦和懷念鄉土的感情，便傾注在他的作品裡。
庾信在後期的詩賦裡，痛恨南朝世家大族的腐朽無能和皇室的骨肉相殘：在和平的日子裡，“宰衡以幹戈為兒戲，紳以清談為廟略”（《哀江南賦》）；到緊急關頭，“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百萬義師，一朝卷甲”（《哀江南賦序》），把蕭梁王朝都斷送了。
他責備梁武帝任用孫子蕭為雍州刺史，以後蕭叛梁，以緻江陵陷沒，“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鹑首（襄陽、江陵的分野）而賜秦（指西魏），天何為而此醉”（《哀江南賦》）。
他也痛恨自己沒有能夠完成朝廷交給他的任務，而遭受敵人的欺騙，并在長安被扣留起來；他甚至于懷疑到曆史上沒有申包胥哭秦廷這種事情&mdash&mdash“始知千載内，無複有申包”（《詠懷》），并比喻他的被扣留而留仕北朝是“倡家遭強聘”（《詠懷》）。
他最悲憤的時候，甚至想到了“惜無萬金産，東求滄海君”（《詠懷》），要效法張良的博浪沙一擊。
他認識出仕北朝以後，“忠孝”兩個字全都勾銷了，“惟忠且惟孝，為子複為臣，一朝人事盡，身名不足親”（《詠懷》）。
于是他就認為自己應該不求聲譽，偏偏自己文學方面的聲譽很高&mdash&mdash“無悶無不悶”；自己所以不死，照理說應該有所等待，然而還有什麼可以等待的呢&mdash&mdash“有待何可待”？他把自己無可奈何地生活下去，比之為“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詠懷》）。
最後，他隻好慨歎“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搏搏之土。
怨之徒也，何能感焉”（《思舊銘》），流露出極為沉痛而又消極悲觀的複雜心情。
庾信懷念江南的感情是和他的“故國之思”分不開的。
盡管庾信在西魏、北周不算太落寞，而他總是有“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哀江南賦序》）的感觸。
“關山則風月凄怆，隴水則肝腸斷絕”（《小園賦》），“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薄酒）無忘憂之用”（《哀江南賦序》），在在都能使他觸目動心。
他在“秦關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和侃法師》），“還思建業水，終憶武昌魚”（《奉和永豐殿下言志》）等詩句中，反複傾訴了對故國的深切懷念。
隻要能生還江南，連封侯他也不要，所謂“一思探禹穴（在會稽），無用鏖臯蘭（在今甘肅臨夏西南，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敗匈奴處）”（《詠懷》）。
他甚至讨厭羁留地的長安，最後說出“倘使如楊仆（漢武帝時人，恥為關外民，東徙函谷關數百裡），甯為關外人”（《率爾成詠》）的話來。
庾信的代表作，詩有《詠懷》詩二十七首，賦有《哀江南賦》、《小園賦》、《枯樹賦》，銘志有《思舊銘》和蕭泰、吳明徹等墓志銘。
他的《詠懷》詩二十七首中的第二十六首是： 蕭條亭障遠，凄慘風塵多。
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
秋風蘇武别，寒水送荊轲。
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這首詩是庾信羁留長安時的即景傷懷之作。
他在詩裡自比李陵的永别蘇武，荊轲的入秦不還。
而又将梁元帝敗于江陵，比作項羽敗于垓下。
其中第十七首說： 日晚荒城上，蒼茫餘落晖。
都護樓蘭返，将軍疏勒歸。
馬有風塵氣，人多關塞衣。
陣雲平不動，秋蓬卷欲飛。
聞道樓船戰，今年不解圍。
這首是指公元567年北周大将元定的軍隊在江南被陳兵所圍殲的事情，詩前面八句都是形容北周軍隊戰鬥力之強，用來陪襯最後兩句南侵的失敗，以說明南朝的不可輕侮。
庾信這些詩，都是具有一定内容的作品，風格也不低。
杜甫詩“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迹》），又雲“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可能就是指這種風格既高又具有一定内容的作品而來說的。
庾信至北朝後，有些詩句描寫北國風光，也一洗濃豔的舊習，使人讀了有清新的感覺，如“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将命至邺酬祖王員》），如“有城仍舊縣，無樹即新村”（《望野》），如“寒沙兩岸白，獵火一山紅”（《上益州柱國趙王》），如“上林催獵響，河橋争渡喧”（《同州還》），如“野戍孤煙起，春山百鳥啼”（《至老子廟應诏》）。
他在新體詩方面的這種努力，給予以後唐代五言律詩的發展以深刻的影響。
庾信的五言小詩，也清新可詠。
如： 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疏。
獨下千行淚，開君萬裡書。
（《寄王琳》） 短短二十字，卻是感情深厚，富于含蓄，盡管平仄稍有不調，但它已經是唐代五言絕句的先驅。
庾信的類似七言詩的《春賦》和樂府詩中的《燕歌行》、《楊柳歌》，對唐初七言詩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
庾信在骈體文方面的成就極高。
骈文的缺點，一般失于柔靡，而庾信的作品卻給人以一種挺拔的感覺。
清人蔣士铨曾評論庾信的骈文說：“唐四六畢竟滞而不逸，麗而不遒。
徐孝穆（陵）逸而不遒，庾子山遒逸兼之，所以獨有千古”（《評選四六法海·總論》）。
《四庫提要》說庾信骈文“集六朝之大成，導四傑之先路”。
說明他在骈體文的發展中，是承先啟後的人物，對唐代的骈文影響也是很大的。
當然，無論庾信的骈文和詩，就内容而論，其基調還是低沉的。
與庾信同時的，還有王褒。
他在前期也是梁朝宮體詩的重要作家。
江陵破後被俘至長安，以文學受到宇文氏的優待，官位通顯。
他到了北方以後，詩歌的風格，也有了變化。
他在這一時期寫了不少關于邊塞和從軍的詩。
其代表作如《渡河北》： 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
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
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
薄暮臨征馬，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