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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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诔文，在當時也傳誦一時。
潘嶽和陸機在當時才名相當。
東晉時人孫綽說：“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又說：“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世說新語·文學篇》）可見兩人的文風各有特色。
我們現在從思想性方面來講，潘、陸的成就，都沒有左思大。
左思，字太沖。
臨淄（今山東臨淄）人。
他最有名的代表作，是《三都賦》，和東漢張衡的《二京賦》并稱，當時人有“《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二賦是經典之羽翼）”的話（見《世說新語·文學篇》），評價很高。
《三都賦》初成，當時西州大儒皇甫谧為之作序；著名文士張載替他的《魏都賦》作注，劉逵替他的《吳都賦》和《蜀都賦》作注。
“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晉書·文苑·左思傳》） 左思的詩，就其内容來講，比他的賦的價值要高。
其代表作是《詠史》詩八首。
左思的父親左熹，出身小吏。
後來左思有妹左芬，為晉武帝貴嫔，但我們從左芬的《離思賦》開頭第一句“生蓬戶之側陋兮”看來，左氏雖然是外戚，而家世寒素，并不是當時第一流的世家大族，因此左思在政治上、社會地位上是有被壓抑的感覺的。
他在《詠史》詩第二首中表示出憤恨不平的心情： 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他還憤激地疾呼：“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第七首），控訴九品中正制度的不合理和賢才的被埋沒。
同時他唱出“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
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第六首）的詩句，表示對權貴的蔑視。
最後他寫出自己“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許由。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裡流”（第五首）的心願，決意離開宮阙巍峨、侯門深邃的皇都，走向廣闊的大自然。
他還有《嬌女》詩一首，描寫自己兩個幼女的淘氣情況，憨态如畫，形象生動。
和左思同時，有河南人郭泰機，是“後門寒素之士”（《文選》注引《傅鹹集》）。
泰機有《贈傅鹹》詩一首，也是對當時九品官人法的一種控訴。
其詩雲： 皦皦白素絲，織為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
天寒知運速，況複雁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如遺。
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況複已朝餐，曷由知我饑。
西晉永嘉之際，劉琨詩文，時稱雄拔。
劉琨（公元271&mdash318年）字越石，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為并州刺史，當時“并土饑荒，百姓随〔東瀛公司馬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晉書·劉琨傳》）。
據劉琨的表文稱： 臣&hellip&hellip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
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于路。
及其在者，鬻妻賣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
群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睹寇。
他率領了一千多人，轉戰到達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那時晉陽也是“府寺焚毀，僵屍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複人色”；琨加以整頓，敵人時來襲擊，“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而耕，屬鞬而耨”（《晉書·劉琨傳》）。
劉琨終于把防地逐漸穩固起來。
洛陽、長安相繼陷沒，西晉政權雖告颠覆，劉琨在河東繼續作戰，支持危局，曆十年之久，方才失敗。
他在和各少數民族統治者（劉聰、石勒等）的實際軍事鬥争中，鍛煉了堅強的戰鬥意志，這種戰鬥意志也貫穿在他的作品之中。
他的《扶風歌》，是所謂“善為凄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詩品》卷中）的。
他的《重贈盧湛》詩有句雲：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
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
狹路傾華蓋，駭驷摧雙。
何意百煉剛，化為繞指柔！ 這首詩透露出一種英雄末路而堅貞不屈的氣概來，在兩晉的詩人中，這種悲壯的風格是不容易見到的。
東晉南朝的玄言詩與山水詩 自正始（公元240&mdash249年）中何晏一派開始，他們的詩摻雜了玄學思想的成分，所謂“正始明道，詩雜仙心”（《文心雕龍·明詩篇》），創建了“玄言詩”的一個流派。
但是他們沒有能夠把玄學思想和情感真正地融合起來，隻是想通過詩歌的形式把哲理的内容表達出來。
玄學思想因素損害了詩的形象思維，引緻玄言詩走上絕路。
可是這一詩派，随着玄學的盛行，到了兩晉，更加發展。
鐘嵘《詩品·總論》所謂：“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
爰及江表（東晉），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溫〕、庾〔亮〕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2] 東晉初可以稱述的作家，隻有郭璞。
郭璞（公元276&mdash324年）字景純，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
博學多才，愛好古文奇字，注釋過《爾雅》、《方言》、《山海經》、《穆天子傳》、《楚辭》等書。
他又精于陰陽、曆算、天文、蔔筮之術。
中原大亂前渡江，東晉初為著作佐郎、王敦大将軍府記室參軍。
王敦謀反，璞借蔔筮勸阻，為敦所殺。
郭璞的詩篇，在玄言詩盛行的年代裡，固然不能不受到這一詩派的影響[3]；但是它富于文采，并不像當時的玄言詩那樣平淡無味。
他的代表作是《遊仙詩》，名曰遊仙，其實是采用象征的手法，來抒寫自己不滿現實的感情，如“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之類；至如“靈妃（指宓妃，傳說中洛水女神）顧我笑，粲然啟玉齒；蹇修（古之良媒）時不存，要之将誰使”，表示有意學仙而無緣，語言鮮明生動，自具特色，遠非抽象浮淺的玄言詩可比。
山水詩到了郭璞，也有了發展。
西晉末，左思的《招隐》詩，有“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等句，已經開山水詩之端緒。
郭璞的“林無靜樹，川無停流”（《世說新語·文學篇》），更為時人所稱道。
他還著有《江賦》，也是山水文學方面的重要著作。
郭璞以後，山水文學在繼續發展。
北來的世家大族初到江南之際，在太湖流域一帶和土著的江東世家大族争奪土地，東晉統治階級内部曾經産生尖銳的矛盾。
後來為了鞏固封建政權，以王、謝為首的北來世家大族就率其賓客、部曲，轉而經營東土（會稽等郡）。
王羲之與謝萬書，就說過：“當與安石（謝安）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
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其為得意，可勝言邪。
”（《晉書·王羲之傳》）他們要稱譽他們在東土一帶莊園的山水之美，自然不能不形諸筆墨。
《世說新語·言語篇》載： 王子敬（獻之）雲：“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
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 顧長康（恺之）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雲：“千岩競秀，萬壑争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 自東土成為北來世家大族的禁脔，歌詠東土山川者，亦日益增多；孫綽作《天台山賦》，對人說“擲地要作金石聲”（《世說新語·文學篇》），雖然這是自我吹噓的話，但也可以看出當時人對山水文學的重視。
南朝宋初，山水詩在謝靈運的倡導之下，有了新的發展，玄言詩就更加衰落下去了，故《文心雕龍·明詩篇》雲：“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不過這裡應該附帶說明的，當山水詩開始發展之際，在謝靈運等山水詩人的詩篇中，并不完全排斥玄言佛理的成分，相反如謝靈運的詩中，有“三世無極已”，“永拔三界苦”等生硬的語句，這種生硬的語句，又往往破壞詩篇的優美風格。
陶淵明 陶淵明（公元365&mdash427年），字元亮，後改名潛，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
東晉大司馬、荊州都督陶侃的曾孫（從沈約《宋書·隐逸·陶潛傳》和蕭統《陶淵明傳》的說法）。
淵明祖父陶茂，東晉武昌太守。
父早卒。
陶侃雖是在東晉幾次内戰中，立了大功，勳業顯赫，但是他的十七個兒子，見諸史傳記載者有九人（包括陶淵明的祖父陶茂），其餘八人都不見記載。
可見陶侃的後人，有些房分已經偏枯了。
陶淵明這一房，到他父親這一代，也已經破落了。
陶淵明生于東晉興甯三年（公元365年）。
在他三十歲以前，正是東晉王朝的相對安定時期，所謂“自晉氏遷流，迄于太元之世，百餘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内，晏如也”（《宋書·孔季恭傳》論）。
陶淵明就是在這樣安定的環境中長大的。
陶氏雖然衰落，但究竟是尋陽的數一數二望族，因此江州刺史曾辟陶淵明為江州祭酒從事。
淵明任職不久，因“不堪吏職”，辭職回家。
後來江州刺史又召他去當主簿，他也沒有到職。
後又出仕為鎮軍将軍府、建威将軍府參軍等職。
東晉、南朝人是以做地方官作為括錢的手段的[4]，陶淵明也表示：“聊欲弦歌（做地方官），以為三徑（指隐居的處所）之資。
”（《宋書·隐逸·陶潛傳》）結果在東晉義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淵明做了彭澤令。
他做了八十多天的縣令，認為要向老百姓括錢，“饑凍雖切，違己交病”（《歸去來兮辭》序）。
“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lsquo應束帶見之。
&rsquo淵明歎曰：&lsquo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裡小兒！&rsquo即日解绶去職。
”（蕭統《陶淵明傳》）從而結束了仕宦生活。
這一年他不過四十一歲。
陶淵明在棄官之前，就向往田園生活。
東晉安帝元興二年（公元403年），他因母喪離職，與從弟敬遠同居田舍，并參加農業勞動，有詩雲：“秉耒歡時務（指農活），解顔勸農人。
平疇交遠風，良苗（指麥苗）亦懷新。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他的早年作品《五柳先生傳》，曾提到“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箪瓢屢空”的話，可見陶淵明早年的生活并不富裕。
退居農村以後，開始幾年，生活還可以對付，如同他的《歸園田居》五首之一所描寫的： 少無适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羁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
暧暧遠人村，依依墟裡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巅。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裡，複得返自然。
家有草屋八九間，繞宅有田地十多畝，生活安排得不算壞的。
可是到了義熙四年，家裡失火，把八九間草屋全都燒光了，“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
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幸虧是夏天，一家人暫時住在船上，生活漸漸困難起來了。
有時“舊谷既沒，新谷未登。
頗為老農，而值年災。
&hellip&hellip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有會而作》序），日常生活僅能維持不至于斷炊的地步，境況是比較艱難的。
尤其是他五十四歲那一年（公元418年），先是旱災，接着又是水災，所收糧食不足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
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陷于“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的困境。
在生活最艱難的年頭，陶淵明曾向人借貸，做過一首《乞食》詩，中有句雲：“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裡，叩門拙言辭。
主人諧餘意，遺贈豈虛期。
”陶淵明的友人顔延之在陶淵明死後作《陶征士诔》，說淵明“少而貧病，居無仆妾”。
陶淵明臨死時與子俨等書中，也有“恨汝輩稚少，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之語[5]，可見他家裡的主要勞動，還需要家内成員來擔當，所以陶淵明有時需要參加農業勞動。
我們舉陶淵明兩首詩為證：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指耕作），歲功（一年的收成）聊可觀。
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
盥濯息檐下，鬥酒散襟顔。
遙遙〔長〕沮〔桀〕溺心，千載乃相關。
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歸園田居》五首之三） 都是清晨出門，日落才回家，勞動是相當沉重的。
但是，陶氏是尋陽的望族，其社會地位和一般露門役戶是截然不同的；陶淵明又是高士，受到人們的尊重。
元熙（公元419&mdash420年）中，江州刺史王弘欽仰陶淵明的為人，想見到他。
聽說陶淵明要去廬山，就備了酒菜，在去廬山的路上等候他。
陶淵明到了那裡，“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
〔王〕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
&hellip&hellip弘後欲見，辄于林澤間候之。
至于酒米乏絕，亦時相贍”（《晉書·隐逸·陶潛傳》）。
“嘗九月九日無酒，出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久之。
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即便就酌。
”（《太平禦覽》卷996引《續晉陽秋》）由此可見，陶淵明雖然生活清苦，可是他畢竟還是過着沒落的世族生活。
陶淵明辭官歸田以後，同農村接觸多了，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般詩人所缺乏的清新内容和樸素風格。
他對田園生活是愛好的。
他常說：“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複歡然有喜。
”（《與子俨等疏》）“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
”（《詠貧士》）“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飲酒》第五首）平淡無奇的東西，收入他的筆端，便成為最好的寫作素材。
《讀山海經》十三首中的第一首，最能寫出他對幽居耕讀的樂趣來。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
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
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泛覽周王傳（指《穆天子傳》），流觀山海圖。
俯仰終宇宙，不樂複何如。
由于他生活在農村，他的詩大多以田園生活為題材。
如：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指車馬）。
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
時複墟曲（鄉野）中，披草共來往。
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歸園田居》五首之二） 他在詩裡說歸田以後交遊稀少，也沒有世俗的想法，人們關心的隻是桑麻。
這首詩寫得既樸素，又親切。
陶淵明晚年作品《桃花源詩并記》，标志了詩人思想發展的高度。
他用浪漫主義的手法，把自己所憧憬的理想社會描繪出來了。
所謂桃花源是一個人人自食其力，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是一個“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無）王稅”（《桃花源詩》），“黃發（老人）垂髫（兒童），并怡然自樂”（《桃花源記》）的美好世界。
這正是受盡苦難的勞動人民求之不得的一種空想社會。
陶淵明所描寫的世外桃源的圖景，盡管是不能實現的，然而卻反映了廣大農民用自己的勞動創造幸福生活的共同願望。
陶淵明雖然被《詩品》的作者鐘嵘推崇為“古今隐逸詩人之宗”，但他并沒有完全超脫政治。
魯迅先生說過：“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lsquo田園詩人&rsquo、&lsquo山林詩人&rsquo是沒有的。
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
”“《陶集》裡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
這樣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
”（《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陶淵明聽到劉裕收複長安、洛陽的消息後，他在《贈羊長史》詩中說：“聖賢留餘迹，事事在中都。
豈忘遊心目，關河不可逾。
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輿。
”可見陶淵明對全國統一事業，不是不關心的。
但是陶淵明的作品，究竟寫悠閑生活的比較多，寫農民疾苦的少。
他的隐居農村，在當時可以說是一種消極的行為，他采用這種逃避現實鬥争的方式，注定他的作品對當時社會不起積極作用。
由于陶淵明思想因素中有不少消沉的東西，譬如他在詩裡時常提到死，還做了《挽歌詩》三首，他對死的态度是：“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複奚疑”（《歸去來兮辭》）；“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
”（《神釋》）這種委運任化，随順自然的老莊思想，基本上是消極的。
還有陶淵明詩裡時常提到酒，我們知道酒是可以消憂的，陶淵明“每一醉，則大适融然”（《晉書·隐逸·陶潛傳》）。
他在詩裡說道：“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
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己酉歲九月九日》）“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飲酒》）這種以酒為歡的生活态度，反映到他的詩篇裡，其基調又往往是低沉的。
陶淵明歌頌了避世的隐士，向往桃花源的可以逃避戰亂。
陶淵明在《飲酒》詩中說：“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他創造了一個逃避現實鬥争的精神世界。
陶淵明作品中的這一些消極成分，對後人也起了不良的影響。
宋以後許多過慣安逸生活的地主階級文人，喜愛陶淵明的詩，并不是偶然的。
詩自潘嶽、陸機以來，缛采紛披，可是愈追求詩的華麗繁缛，離開詩的意境神韻愈遠。
至于玄言詩，一方面是玄學思想因素損害了詩的形象思維，使玄言詩自己走進死胡同去，不可能更有發展；然而另一方面，玄言詩“平典似道德論”，“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詩品序》），卻給繁缛華麗的詩體起了一種沖洗作用，為陶淵明那樣的樸素、平淡的獨特風格的産生，創造了有利條件。
陶淵明的詩，可以說汲取玄言詩的精華，而摒棄了它的糟粕。
由于陶淵明經曆了一般文人所不曾經曆過的那種田園生活和參加部分農業體力勞動，因此他的詩文就有一般文人所沒有的清新内容和樸素風格。
尤其在文學語言方面，如“凄凄歲暮風，翳翳經日雪。
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如“暧暧遠人村，依依墟裡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巅”（《歸園田居》）；如“若複不快飲，空負頭上巾。
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飲酒》）；如“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責子》）；以及《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與子俨等疏》等散文，文學語言都自然到接近口語的程度。
在當時“俪采百字之偶，争價一句之奇”（《文心雕龍·明詩篇》）的骈俪文盛行時代，陶淵明獨能運用這樣樸素簡潔的語言來寫出優秀的詩篇和散文，對此後的文風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
鐘嵘在《詩品》裡，特别提到陶淵明的“歡言酌春酒”（《讀山海經》）、“日暮天無雲”（《拟古》）這兩首詩“風華清靡”；而把陶淵明其餘作品，歸結為“文體省淨，殆無長語”，“世歎其質直”。
這是以六朝文風來衡量陶淵明，是不能作為定論的。
謝靈運與顔延之 謝靈運（公元385&mdash433年），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是謝玄的孫子，襲封康樂縣公，故世稱謝康樂。
仕宋為永嘉太守，曆官秘書監、侍中、臨川内史。
後在廣州被殺。
陳郡謝氏，是東晉南朝數一數二的世家大族。
“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
”（《宋書·謝靈運傳》）他家在始甯縣（今浙江上虞西南）“有故宅及墅”，經過靈運修營，“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
可是他還不滿足，請求政府撥予會稽東郭的回踵湖和始甯的湖，企圖辟為湖田。
他在會稽，經常“鑿山浚湖，功役無已。
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備盡”。
他“嘗自始甯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郡治章安，今浙江臨海東南），從者數百人。
臨海太守王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
他就是在這樣情況下，從事山水文學的創作的。
謝靈運寫了一篇《山居賦》，在賦的注文裡，他詳盡地記述他的山莊景物之美，這篇賦可以說是山水文學中的代表作，對于我們今天研究東晉南朝世族地主的莊園制度，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謝靈運的詩如： 殷憂不能寐，苦此夜難頹。
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
運往（時間的運轉推移）無淹物（久留之物），年逝（年華消逝）覺已催。
（《歲暮》） “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二句，當時曾傳誦一時。
謝靈運的山水詩，更是“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文心雕龍·明詩篇》）。
他的每首詩未必通篇都好，但時有佳句，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春晚綠野秀，岩高白雲屯”（《入彭蠡口》）；“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初去郡》）；“連岩覺路塞，密竹使徑迷”（《登石門最高峰》）；“石橫水流分，林密蹊絕蹤”（《于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密林含餘清，遠峰隐半規”（《遊南亭》）；“岩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從斤竹澗越嶺溪行》）；“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遊赤石進帆海》）；“亂流趨正絕，孤嶼明中川”（《登江中孤嶼》），這些詩句，描寫風景，在技巧上，注意“俪采百字之偶，争價一句之奇”（《文心雕龍·明詩篇》），比平典似《道德論》的玄言詩，前進了一大步。
但是謝靈運的山水詩，由于缺乏社會内容，他的寫作技巧也因斧鑿痕迹太深，而不能達到更高的境界。
他在《山家》詩裡，曾有這樣的句子：“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
”即是他懷着封山锢水的欲望來描述山水、歌詠山水，山水成為他想占奪的對象，反而不可能把自己的感情滲透到山水景物中去，這樣，要使他的山水詩達到更高的境界，就受到了限制。
顔延之（公元384&mdash456年），字延年，原籍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北），其先人在東晉初，移居建康。
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
好讀書，“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宋書·顔延之傳》）。
仕宋為始安太守、步兵校尉。
他和陶淵明交情很好，和陶淵明一樣喜歡喝酒，酒後使氣，往往批評時政。
當軸權貴讨厭他，撤掉他的官職。
延之“屏居裡巷，不豫人間者七載。
”顔延之的《五君詠》就是這個時候做的。
《五君詠》的《嵇中散》一首雲：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仙人）。
形解驗默仙，吐論（指嵇康作《養生論》）知凝神。
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隐淪（指嵇康與隐士孫登、王烈同遊）。
鸾翮有時铩，龍性誰能馴。
《阮始平》一首雲： 仲容青雲器，實禀生民秀。
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指阮鹹對音律有真知灼見）。
郭奕已心醉，山公（山濤）非虛觏。
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阮鹹在晉武帝時因堅持自己對音律的看法，得罪了權貴荀勖，被斥為始平太守。
顔延之在宋少帝時也因得罪權貴徐羨之、傅亮，而被出為始安太守。
當時人把他和阮鹹相比，稱為“二始”。
所以顔延之在詠阮鹹時說：“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延之在詠嵇康時說：“鸾翮有時铩，龍性誰能馴。
”詠阮籍時說
他的诔文，在當時也傳誦一時。
潘嶽和陸機在當時才名相當。
東晉時人孫綽說：“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又說：“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世說新語·文學篇》）可見兩人的文風各有特色。
我們現在從思想性方面來講，潘、陸的成就，都沒有左思大。
左思，字太沖。
臨淄（今山東臨淄）人。
他最有名的代表作，是《三都賦》，和東漢張衡的《二京賦》并稱，當時人有“《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二賦是經典之羽翼）”的話（見《世說新語·文學篇》），評價很高。
《三都賦》初成，當時西州大儒皇甫谧為之作序；著名文士張載替他的《魏都賦》作注，劉逵替他的《吳都賦》和《蜀都賦》作注。
“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晉書·文苑·左思傳》） 左思的詩，就其内容來講，比他的賦的價值要高。
其代表作是《詠史》詩八首。
左思的父親左熹，出身小吏。
後來左思有妹左芬，為晉武帝貴嫔，但我們從左芬的《離思賦》開頭第一句“生蓬戶之側陋兮”看來，左氏雖然是外戚，而家世寒素，并不是當時第一流的世家大族，因此左思在政治上、社會地位上是有被壓抑的感覺的。
他在《詠史》詩第二首中表示出憤恨不平的心情： 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他還憤激地疾呼：“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第七首），控訴九品中正制度的不合理和賢才的被埋沒。
同時他唱出“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
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第六首）的詩句，表示對權貴的蔑視。
最後他寫出自己“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許由。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裡流”（第五首）的心願，決意離開宮阙巍峨、侯門深邃的皇都，走向廣闊的大自然。
他還有《嬌女》詩一首，描寫自己兩個幼女的淘氣情況，憨态如畫，形象生動。
和左思同時，有河南人郭泰機，是“後門寒素之士”（《文選》注引《傅鹹集》）。
泰機有《贈傅鹹》詩一首，也是對當時九品官人法的一種控訴。
其詩雲： 皦皦白素絲，織為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
天寒知運速，況複雁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如遺。
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況複已朝餐，曷由知我饑。
西晉永嘉之際，劉琨詩文，時稱雄拔。
劉琨（公元271&mdash318年）字越石，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為并州刺史，當時“并土饑荒，百姓随〔東瀛公司馬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晉書·劉琨傳》）。
據劉琨的表文稱： 臣&hellip&hellip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
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于路。
及其在者，鬻妻賣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
群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睹寇。
他率領了一千多人，轉戰到達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那時晉陽也是“府寺焚毀，僵屍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複人色”；琨加以整頓，敵人時來襲擊，“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而耕，屬鞬而耨”（《晉書·劉琨傳》）。
劉琨終于把防地逐漸穩固起來。
洛陽、長安相繼陷沒，西晉政權雖告颠覆，劉琨在河東繼續作戰，支持危局，曆十年之久，方才失敗。
他在和各少數民族統治者（劉聰、石勒等）的實際軍事鬥争中，鍛煉了堅強的戰鬥意志，這種戰鬥意志也貫穿在他的作品之中。
他的《扶風歌》，是所謂“善為凄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詩品》卷中）的。
他的《重贈盧湛》詩有句雲：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
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
狹路傾華蓋，駭驷摧雙。
何意百煉剛，化為繞指柔！ 這首詩透露出一種英雄末路而堅貞不屈的氣概來，在兩晉的詩人中，這種悲壯的風格是不容易見到的。
東晉南朝的玄言詩與山水詩 自正始（公元240&mdash249年）中何晏一派開始，他們的詩摻雜了玄學思想的成分，所謂“正始明道，詩雜仙心”（《文心雕龍·明詩篇》），創建了“玄言詩”的一個流派。
但是他們沒有能夠把玄學思想和情感真正地融合起來，隻是想通過詩歌的形式把哲理的内容表達出來。
玄學思想因素損害了詩的形象思維，引緻玄言詩走上絕路。
可是這一詩派，随着玄學的盛行，到了兩晉，更加發展。
鐘嵘《詩品·總論》所謂：“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
爰及江表（東晉），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溫〕、庾〔亮〕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2] 東晉初可以稱述的作家，隻有郭璞。
郭璞（公元276&mdash324年）字景純，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
博學多才，愛好古文奇字，注釋過《爾雅》、《方言》、《山海經》、《穆天子傳》、《楚辭》等書。
他又精于陰陽、曆算、天文、蔔筮之術。
中原大亂前渡江，東晉初為著作佐郎、王敦大将軍府記室參軍。
王敦謀反，璞借蔔筮勸阻，為敦所殺。
郭璞的詩篇，在玄言詩盛行的年代裡，固然不能不受到這一詩派的影響[3]；但是它富于文采，并不像當時的玄言詩那樣平淡無味。
他的代表作是《遊仙詩》，名曰遊仙，其實是采用象征的手法，來抒寫自己不滿現實的感情，如“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之類；至如“靈妃（指宓妃，傳說中洛水女神）顧我笑，粲然啟玉齒；蹇修（古之良媒）時不存，要之将誰使”，表示有意學仙而無緣，語言鮮明生動，自具特色，遠非抽象浮淺的玄言詩可比。
山水詩到了郭璞，也有了發展。
西晉末，左思的《招隐》詩，有“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等句，已經開山水詩之端緒。
郭璞的“林無靜樹，川無停流”（《世說新語·文學篇》），更為時人所稱道。
他還著有《江賦》，也是山水文學方面的重要著作。
郭璞以後，山水文學在繼續發展。
北來的世家大族初到江南之際，在太湖流域一帶和土著的江東世家大族争奪土地，東晉統治階級内部曾經産生尖銳的矛盾。
後來為了鞏固封建政權，以王、謝為首的北來世家大族就率其賓客、部曲，轉而經營東土（會稽等郡）。
王羲之與謝萬書，就說過：“當與安石（謝安）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
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其為得意，可勝言邪。
”（《晉書·王羲之傳》）他們要稱譽他們在東土一帶莊園的山水之美，自然不能不形諸筆墨。
《世說新語·言語篇》載： 王子敬（獻之）雲：“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
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 顧長康（恺之）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雲：“千岩競秀，萬壑争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 自東土成為北來世家大族的禁脔，歌詠東土山川者，亦日益增多；孫綽作《天台山賦》，對人說“擲地要作金石聲”（《世說新語·文學篇》），雖然這是自我吹噓的話，但也可以看出當時人對山水文學的重視。
南朝宋初，山水詩在謝靈運的倡導之下，有了新的發展，玄言詩就更加衰落下去了，故《文心雕龍·明詩篇》雲：“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不過這裡應該附帶說明的，當山水詩開始發展之際，在謝靈運等山水詩人的詩篇中，并不完全排斥玄言佛理的成分，相反如謝靈運的詩中，有“三世無極已”，“永拔三界苦”等生硬的語句，這種生硬的語句，又往往破壞詩篇的優美風格。
陶淵明 陶淵明（公元365&mdash427年），字元亮，後改名潛，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
東晉大司馬、荊州都督陶侃的曾孫（從沈約《宋書·隐逸·陶潛傳》和蕭統《陶淵明傳》的說法）。
淵明祖父陶茂，東晉武昌太守。
父早卒。
陶侃雖是在東晉幾次内戰中，立了大功，勳業顯赫，但是他的十七個兒子，見諸史傳記載者有九人（包括陶淵明的祖父陶茂），其餘八人都不見記載。
可見陶侃的後人，有些房分已經偏枯了。
陶淵明這一房，到他父親這一代，也已經破落了。
陶淵明生于東晉興甯三年（公元365年）。
在他三十歲以前，正是東晉王朝的相對安定時期，所謂“自晉氏遷流，迄于太元之世，百餘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内，晏如也”（《宋書·孔季恭傳》論）。
陶淵明就是在這樣安定的環境中長大的。
陶氏雖然衰落，但究竟是尋陽的數一數二望族，因此江州刺史曾辟陶淵明為江州祭酒從事。
淵明任職不久，因“不堪吏職”，辭職回家。
後來江州刺史又召他去當主簿，他也沒有到職。
後又出仕為鎮軍将軍府、建威将軍府參軍等職。
東晉、南朝人是以做地方官作為括錢的手段的[4]，陶淵明也表示：“聊欲弦歌（做地方官），以為三徑（指隐居的處所）之資。
”（《宋書·隐逸·陶潛傳》）結果在東晉義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淵明做了彭澤令。
他做了八十多天的縣令，認為要向老百姓括錢，“饑凍雖切，違己交病”（《歸去來兮辭》序）。
“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lsquo應束帶見之。
&rsquo淵明歎曰：&lsquo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裡小兒！&rsquo即日解绶去職。
”（蕭統《陶淵明傳》）從而結束了仕宦生活。
這一年他不過四十一歲。
陶淵明在棄官之前，就向往田園生活。
東晉安帝元興二年（公元403年），他因母喪離職，與從弟敬遠同居田舍，并參加農業勞動，有詩雲：“秉耒歡時務（指農活），解顔勸農人。
平疇交遠風，良苗（指麥苗）亦懷新。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他的早年作品《五柳先生傳》，曾提到“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箪瓢屢空”的話，可見陶淵明早年的生活并不富裕。
退居農村以後，開始幾年，生活還可以對付，如同他的《歸園田居》五首之一所描寫的： 少無适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羁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
暧暧遠人村，依依墟裡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巅。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裡，複得返自然。
家有草屋八九間，繞宅有田地十多畝，生活安排得不算壞的。
可是到了義熙四年，家裡失火，把八九間草屋全都燒光了，“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
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幸虧是夏天，一家人暫時住在船上，生活漸漸困難起來了。
有時“舊谷既沒，新谷未登。
頗為老農，而值年災。
&hellip&hellip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有會而作》序），日常生活僅能維持不至于斷炊的地步，境況是比較艱難的。
尤其是他五十四歲那一年（公元418年），先是旱災，接着又是水災，所收糧食不足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
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陷于“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的困境。
在生活最艱難的年頭，陶淵明曾向人借貸，做過一首《乞食》詩，中有句雲：“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裡，叩門拙言辭。
主人諧餘意，遺贈豈虛期。
”陶淵明的友人顔延之在陶淵明死後作《陶征士诔》，說淵明“少而貧病，居無仆妾”。
陶淵明臨死時與子俨等書中，也有“恨汝輩稚少，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之語[5]，可見他家裡的主要勞動，還需要家内成員來擔當，所以陶淵明有時需要參加農業勞動。
我們舉陶淵明兩首詩為證：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指耕作），歲功（一年的收成）聊可觀。
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
盥濯息檐下，鬥酒散襟顔。
遙遙〔長〕沮〔桀〕溺心，千載乃相關。
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歸園田居》五首之三） 都是清晨出門，日落才回家，勞動是相當沉重的。
但是，陶氏是尋陽的望族，其社會地位和一般露門役戶是截然不同的；陶淵明又是高士，受到人們的尊重。
元熙（公元419&mdash420年）中，江州刺史王弘欽仰陶淵明的為人，想見到他。
聽說陶淵明要去廬山，就備了酒菜，在去廬山的路上等候他。
陶淵明到了那裡，“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
〔王〕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
&hellip&hellip弘後欲見，辄于林澤間候之。
至于酒米乏絕，亦時相贍”（《晉書·隐逸·陶潛傳》）。
“嘗九月九日無酒，出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久之。
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即便就酌。
”（《太平禦覽》卷996引《續晉陽秋》）由此可見，陶淵明雖然生活清苦，可是他畢竟還是過着沒落的世族生活。
陶淵明辭官歸田以後，同農村接觸多了，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般詩人所缺乏的清新内容和樸素風格。
他對田園生活是愛好的。
他常說：“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複歡然有喜。
”（《與子俨等疏》）“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
”（《詠貧士》）“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飲酒》第五首）平淡無奇的東西，收入他的筆端，便成為最好的寫作素材。
《讀山海經》十三首中的第一首，最能寫出他對幽居耕讀的樂趣來。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
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
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泛覽周王傳（指《穆天子傳》），流觀山海圖。
俯仰終宇宙，不樂複何如。
由于他生活在農村，他的詩大多以田園生活為題材。
如：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指車馬）。
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
時複墟曲（鄉野）中，披草共來往。
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歸園田居》五首之二） 他在詩裡說歸田以後交遊稀少，也沒有世俗的想法，人們關心的隻是桑麻。
這首詩寫得既樸素，又親切。
陶淵明晚年作品《桃花源詩并記》，标志了詩人思想發展的高度。
他用浪漫主義的手法，把自己所憧憬的理想社會描繪出來了。
所謂桃花源是一個人人自食其力，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是一個“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無）王稅”（《桃花源詩》），“黃發（老人）垂髫（兒童），并怡然自樂”（《桃花源記》）的美好世界。
這正是受盡苦難的勞動人民求之不得的一種空想社會。
陶淵明所描寫的世外桃源的圖景，盡管是不能實現的，然而卻反映了廣大農民用自己的勞動創造幸福生活的共同願望。
陶淵明雖然被《詩品》的作者鐘嵘推崇為“古今隐逸詩人之宗”，但他并沒有完全超脫政治。
魯迅先生說過：“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lsquo田園詩人&rsquo、&lsquo山林詩人&rsquo是沒有的。
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
”“《陶集》裡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
這樣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
”（《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陶淵明聽到劉裕收複長安、洛陽的消息後，他在《贈羊長史》詩中說：“聖賢留餘迹，事事在中都。
豈忘遊心目，關河不可逾。
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輿。
”可見陶淵明對全國統一事業，不是不關心的。
但是陶淵明的作品，究竟寫悠閑生活的比較多，寫農民疾苦的少。
他的隐居農村，在當時可以說是一種消極的行為，他采用這種逃避現實鬥争的方式，注定他的作品對當時社會不起積極作用。
由于陶淵明思想因素中有不少消沉的東西，譬如他在詩裡時常提到死，還做了《挽歌詩》三首，他對死的态度是：“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複奚疑”（《歸去來兮辭》）；“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
”（《神釋》）這種委運任化，随順自然的老莊思想，基本上是消極的。
還有陶淵明詩裡時常提到酒，我們知道酒是可以消憂的，陶淵明“每一醉，則大适融然”（《晉書·隐逸·陶潛傳》）。
他在詩裡說道：“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
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己酉歲九月九日》）“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飲酒》）這種以酒為歡的生活态度，反映到他的詩篇裡，其基調又往往是低沉的。
陶淵明歌頌了避世的隐士，向往桃花源的可以逃避戰亂。
陶淵明在《飲酒》詩中說：“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他創造了一個逃避現實鬥争的精神世界。
陶淵明作品中的這一些消極成分，對後人也起了不良的影響。
宋以後許多過慣安逸生活的地主階級文人，喜愛陶淵明的詩，并不是偶然的。
詩自潘嶽、陸機以來，缛采紛披，可是愈追求詩的華麗繁缛，離開詩的意境神韻愈遠。
至于玄言詩，一方面是玄學思想因素損害了詩的形象思維，使玄言詩自己走進死胡同去，不可能更有發展；然而另一方面，玄言詩“平典似道德論”，“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詩品序》），卻給繁缛華麗的詩體起了一種沖洗作用，為陶淵明那樣的樸素、平淡的獨特風格的産生，創造了有利條件。
陶淵明的詩，可以說汲取玄言詩的精華，而摒棄了它的糟粕。
由于陶淵明經曆了一般文人所不曾經曆過的那種田園生活和參加部分農業體力勞動，因此他的詩文就有一般文人所沒有的清新内容和樸素風格。
尤其在文學語言方面，如“凄凄歲暮風，翳翳經日雪。
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如“暧暧遠人村，依依墟裡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巅”（《歸園田居》）；如“若複不快飲，空負頭上巾。
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飲酒》）；如“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責子》）；以及《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與子俨等疏》等散文，文學語言都自然到接近口語的程度。
在當時“俪采百字之偶，争價一句之奇”（《文心雕龍·明詩篇》）的骈俪文盛行時代，陶淵明獨能運用這樣樸素簡潔的語言來寫出優秀的詩篇和散文，對此後的文風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
鐘嵘在《詩品》裡，特别提到陶淵明的“歡言酌春酒”（《讀山海經》）、“日暮天無雲”（《拟古》）這兩首詩“風華清靡”；而把陶淵明其餘作品，歸結為“文體省淨，殆無長語”，“世歎其質直”。
這是以六朝文風來衡量陶淵明，是不能作為定論的。
謝靈運與顔延之 謝靈運（公元385&mdash433年），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是謝玄的孫子，襲封康樂縣公，故世稱謝康樂。
仕宋為永嘉太守，曆官秘書監、侍中、臨川内史。
後在廣州被殺。
陳郡謝氏，是東晉南朝數一數二的世家大族。
“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
”（《宋書·謝靈運傳》）他家在始甯縣（今浙江上虞西南）“有故宅及墅”，經過靈運修營，“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
可是他還不滿足，請求政府撥予會稽東郭的回踵湖和始甯的湖，企圖辟為湖田。
他在會稽，經常“鑿山浚湖，功役無已。
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備盡”。
他“嘗自始甯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郡治章安，今浙江臨海東南），從者數百人。
臨海太守王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
他就是在這樣情況下，從事山水文學的創作的。
謝靈運寫了一篇《山居賦》，在賦的注文裡，他詳盡地記述他的山莊景物之美，這篇賦可以說是山水文學中的代表作，對于我們今天研究東晉南朝世族地主的莊園制度，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謝靈運的詩如： 殷憂不能寐，苦此夜難頹。
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
運往（時間的運轉推移）無淹物（久留之物），年逝（年華消逝）覺已催。
（《歲暮》） “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二句，當時曾傳誦一時。
謝靈運的山水詩，更是“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文心雕龍·明詩篇》）。
他的每首詩未必通篇都好，但時有佳句，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春晚綠野秀，岩高白雲屯”（《入彭蠡口》）；“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初去郡》）；“連岩覺路塞，密竹使徑迷”（《登石門最高峰》）；“石橫水流分，林密蹊絕蹤”（《于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密林含餘清，遠峰隐半規”（《遊南亭》）；“岩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從斤竹澗越嶺溪行》）；“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遊赤石進帆海》）；“亂流趨正絕，孤嶼明中川”（《登江中孤嶼》），這些詩句，描寫風景，在技巧上，注意“俪采百字之偶，争價一句之奇”（《文心雕龍·明詩篇》），比平典似《道德論》的玄言詩，前進了一大步。
但是謝靈運的山水詩，由于缺乏社會内容，他的寫作技巧也因斧鑿痕迹太深，而不能達到更高的境界。
他在《山家》詩裡，曾有這樣的句子：“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
”即是他懷着封山锢水的欲望來描述山水、歌詠山水，山水成為他想占奪的對象，反而不可能把自己的感情滲透到山水景物中去，這樣，要使他的山水詩達到更高的境界，就受到了限制。
顔延之（公元384&mdash456年），字延年，原籍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北），其先人在東晉初，移居建康。
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
好讀書，“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宋書·顔延之傳》）。
仕宋為始安太守、步兵校尉。
他和陶淵明交情很好，和陶淵明一樣喜歡喝酒，酒後使氣，往往批評時政。
當軸權貴讨厭他，撤掉他的官職。
延之“屏居裡巷，不豫人間者七載。
”顔延之的《五君詠》就是這個時候做的。
《五君詠》的《嵇中散》一首雲：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仙人）。
形解驗默仙，吐論（指嵇康作《養生論》）知凝神。
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隐淪（指嵇康與隐士孫登、王烈同遊）。
鸾翮有時铩，龍性誰能馴。
《阮始平》一首雲： 仲容青雲器，實禀生民秀。
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指阮鹹對音律有真知灼見）。
郭奕已心醉，山公（山濤）非虛觏。
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阮鹹在晉武帝時因堅持自己對音律的看法，得罪了權貴荀勖，被斥為始平太守。
顔延之在宋少帝時也因得罪權貴徐羨之、傅亮，而被出為始安太守。
當時人把他和阮鹹相比，稱為“二始”。
所以顔延之在詠阮鹹時說：“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延之在詠嵇康時說：“鸾翮有時铩，龍性誰能馴。
”詠阮籍時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