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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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詩的形成 漢以前的詩，大都是四言。
到了漢代，出現了五言詩。
漢初戚夫人的《永巷歌》和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歌，都可以說是五言詩的濫觞。
漢武帝立樂府，采歌謠，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于是有趙、代之讴，秦、楚之風”（《漢書·藝文志》），和塞上橫吹之曲。
樂府歌辭，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不等，其後漸以五言為多。
樂府歌辭本來是同音樂結合在一起的，詩就是歌。
到了後來，樂府中的五言歌辭，逐漸同音樂分離開來。
于是人們把可以歌唱的五言詩，仍舊稱為樂府，如班婕妤的《怨歌行》、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嬌饒》；不能入樂的案頭五言歌辭，叫做五言詩，如《文選》中的《古詩十九首》，《玉台新詠》中的秦嘉《贈婦》詩之類。
五言詩到東漢，可以說已臻成熟的階段了。
五言詩愈成熟，離開音樂也愈遠，但不能說樂府就衰歇了。
五言詩在向五言詩的成熟方向發展，樂府詩也繼續在向同音樂結合的方向發展。
在東漢末年，有一首《孔雀東南飛》的五言故事詩，原題《古詩為焦仲卿作》，全詩一千七百八十五字。
詩的内容是叙述東漢建安（公元196&mdash219年）中，廬江小吏焦仲卿，娶妻劉蘭芝，夫妻倆感情很好。
可是焦仲卿的母親對蘭芝卻百般挑剔，最後終于把她趕回到娘家去。
蘭芝被迫投水自殺，焦仲卿也自缢而死。
故事情節，在封建社會裡，有它的普遍性。
作者通過叙事詩的形式，對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禮教進行了有力的控訴和批判。
《孔雀東南飛》一開頭，有這樣的句子： 孔雀東南飛，五裡一徘徊。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
&hellip&hellip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
&hellip&hellip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
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
我們不妨拿《太平禦覽》卷826裡所引的《古豔歌》來和它比較。
《古豔歌》雲： 孔雀東飛，苦寒無衣。
為君作妻，中心恻悲。
夜夜織作，不得下機。
三日載匹，猶言我遲。
這首《古豔歌》的作者，已不可知，但作品産生的時間肯定是在《孔雀東南飛》之前。
它的内容和表現形式，提供了《孔雀東南飛》一詩以很典型的塑造材料。
這也可以說明，不僅《孔雀東南飛》是如此，一切民間的詩歌創作，往往汲取了流傳在民間的樂府豔歌歌辭等等的精華部分，然後充實具體的故事内容，又經過文人的不斷加工，才完成它的創作過程的。
建安文學 建安時期，湧現了不少著名的詩人，他們的作品，受到了樂府民歌的深刻影響。
東漢王朝的統治，在黃巾起義之後，實際已經土崩瓦解了。
在東漢王朝的廢墟上，董卓擅政，牧守混戰，又給這一代人帶來了巨大災難，即使統治階級中的文士才人，也都受到戰亂的沖擊，沒有一個人能夠例外。
他們根據自己在亂離中的切身經曆，不僅唱出了東漢王朝末日的挽歌，同時還把所見所聞可悲可泣的富有社會内容的事情，通過詩賦的形式表達了出來。
唐詩人陳子昂所稱譽的“建安風骨”，就是指建安時期詩歌的社會内容和它的蒼涼風格而言的。
建安詩人的代表人物，有曹操父子、王粲、陳琳、蔡琰等人。
曹操在建安時代，在政治上是叱咤風雲的霸主，同時在詩壇上也是一代主将。
曹操的詩歌，最喜歡摹拟樂府。
由于受到樂府的深刻影響，因此節奏響亮，史稱操所“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曹操的詩歌，流傳到現在的有二十首左右，幾乎全部都是樂府。
曹操利用樂府這一形式，來抒寫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當時的亂離情況，也就是說，樂府形式到了他的手中，被賦予新的内容，即帶有抒情詩的内容了。
曹操的代表作，有《蒿裡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讨群兇（指董卓等）。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鹹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勢利使人争，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指袁術）稱号，刻玺于北方（指袁紹亦欲為帝）。
铠甲生虮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曹操在這首樂府裡，叙述了當時讨伐董卓的将領自相殘殺，特别指出袁紹、袁術兄弟企圖割地稱帝，造成長期戰争，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災禍。
這首詩客觀上反映了牧守混戰，人民死亡的社會現實。
曹操在行軍途中，做了一些詩歌，其中如樂府《苦寒行》，是講在太行山一帶進軍的情景，描述行軍之艱苦，也反映出曹操在行軍途中，“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主帥和士卒同甘苦的可貴精神。
曹操在取得冀州之後，因為三郡烏桓騷擾北邊，他出兵抗禦，經過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的時候，寫了一首《碣石篇》的樂府，其第一章《觀滄海》雲：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曹操在秋風蕭瑟的季節，登高望海，在他面前展示出一幅波濤洶湧的大海圖景。
詩歌裡描述了吞吐宇宙的自然景象，也表達出曹操那種雄放豪邁的氣概。
寫大海的景色達到這麼水平，确實是千古絕唱了。
同一首《碣石篇》的第四章《龜雖壽》，也是脍炙人口的詩篇：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曹操用神龜、騰蛇都不免身死物化，比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他并不為此而頹唐喪氣，卻反而通過形象思維，用“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的積極樂觀的精神，來表現老當益壯的志士胸懷。
他在《短歌行》的開頭，盡管詠歎“人生幾何”，“去日苦多”，稍嫌消沉，但是這首詩的基調還是昂揚的，最後唱出“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詩句，詩中反複傾訴的正是這種求賢若渴，借以成就統一大業的心情。
這類詩最能體現曹操詩歌悲涼慷慨的特色。
曹操的文章，在《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正文及裴松之注以及類書所引的，如《上雜物疏》、《軍谯令》、《整齊風俗令》、《明罰令》、《求賢令》、《舉賢勿拘品行令》等等，雖然代表了曹操的思想，但未必由曹操親自動筆，而是由其幕僚起草的。
惟有《讓縣自明本志令》，肯定是曹操親自屬稿的。
又曹操臨死時的《遺令》，即使不是他的親筆，至少是曹操口授成文的。
這兩篇令文，反映了曹操那種清峻、通脫的散文風格。
尤其是前一篇，觀點鮮明，語言簡樸，毫無矯飾，表現了政治家的豪邁氣概。
曹丕（公元187&mdash226年），字子桓，是曹操的次子，後來代漢做皇帝，史稱魏文帝。
他在文學方面，也有相當的成就。
他的詩文，有一部分是建安時代的，也有一部分是他稱帝後的黃初時期（公元220&mdash226年）的作品。
他在五言詩方面，開始寫出像後來抒情詩那樣的作品。
他的七言詩，如《燕歌行》，固然還采用樂府形式，詩的基調比較傷感悲沉，但是它采用七言的句法，這在當時是一種創格，因為七言比起四言、五言來，畢竟能夠表達較多的東西，畢竟是一種進步。
《燕歌行》要算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詩，對詩歌形式的發展是有貢獻的。
曹丕樂府《上留田行》雲：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
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
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
貧賤亦何傷，上留田。
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
今爾歎息，将欲誰怨，上留田。
上留田在漢歌吹曲裡，本來是一個地名。
可是在這裡是作為曲調的餘聲，如《臨高台》的“收中吾”，今天民歌中的“薩麗哈”之類，有音無義。
曹丕在這首樂府裡，雖然指出貧富生活的懸殊，但是他卻歸結為懸在蒼天的祿命在主宰着一切，就差以毫厘，謬以千裡了。
曹丕著《典論》五卷，其中《論文》一篇，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都有過積極的影響。
文中指出文體“本同而末異”，亦即一切詩文從根本上說有其共同性，但是由于具體效用不同，所以分成各種不同的體裁，所謂“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诔尚實，詩賦欲麗”。
正是因為“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因此他尖銳地批評了“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這種“文人相輕”的陋習。
他又提出“文以氣為主”，“氣”是指作家的個性而言，他認為每個人的個性不同，創作的風格也就千差萬别，連父兄也不能勉強要求自己的子弟消滅這種差别。
最後強調“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高度評價了文學作品的功能和價值。
全篇重視文學作品的地位、作用和特點，鼓勵作家努力寫作，對當時文學的繁榮無疑是有推動作用的。
曹植（公元192&mdash232年），字子建，曹丕的同母弟。
他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學教養，“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
他早年的作品如《送應氏》詩： 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
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
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
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
側足無行徑，荒疇不複田。
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
中野何蕭條，千裡無人煙。
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這首詩作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當時曹植随曹操西征馬超，經過洛陽，作詩送别汝南應玚、應璩兄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東漢末年洛陽的殘破景象。
曹植又有樂府《泰山梁父行》： 八方各異氣，千裡殊風雨。
劇哉邊海民，寄身于草野。
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
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
反映了海邊貧民經曆戰亂之後的艱辛生活。
尤其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曹植《說疫氣》中的一段話： 建安二十二年，疠氣流行。
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hellip&hellip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
若乎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
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
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根據當時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中的判斷，這次疫病為傷寒病的感染。
近半世紀醫學史的研究，認為倘屬傷寒或流感，人民不可能死亡那麼快、那麼多，所以推斷是肺鼠疫。
曹植在這則短文裡，指出感染疫病死亡的，絕大多數是窮苦的老百姓。
他還批判了用懸符壓邪來抵禦疫氣的愚昧行為。
曹植的一生，以公元220年曹丕稱帝為界，可分為前後兩期。
他在前期因“文才富豔”，得到曹操寵愛，幾乎被立為世子。
這時他的詩歌除了反映戰亂和人民疾苦以外，主要是表現政治抱負，向往建功立業。
後來曹丕、曹叡父子相繼做了皇帝，他深受猜忌，動辄得咎。
黃初四年（公元223年）五月，他和同母兄任城王曹彰、異母弟白馬王曹彪同朝京都，曹彰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洛陽。
同年七月，他和曹彪回到封國去，“欲同路東歸，以叙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魏氏春秋》）。
他以充滿激憤的情調，寫了一首《贈白馬王彪》的長詩，痛斥小人播弄是非，讒間骨肉：“鸱枭鳴衡轭，豺狼當路衢。
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
”他還唱出“丈夫志四海，萬裡猶比鄰。
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
何必同衾帱，然後展殷勤”，來寬慰自己，這更加重了全詩悲切、憤懑的氣氛。
曹植在魏初十一年中遷徙封國三次，一直處于被監視、受壓抑的境地，居常汲汲無歡，正當四十一歲的壯年，就發病而死。
曹植在文學造詣上，卻由于他久處逆境，雖然貴為侯王，而情同囚犯，反而使他體會現實較深，哀怨牢愁，形象思維更為深刻。
曹植采用了美人香草以譬忠賢，飄風雲霓以比讒佞的傳統表現手法，寫出了《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栖。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
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詩中借思婦的愁歎，來表達自己的哀怨之情。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這和“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的比喻，意義是一樣的，豆和萁同根而生，相煎何急；塵和泥本為一物，升沉異路。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這樣沉痛絕望的呼聲，基調雖很低沉，但也反映了政治壓力之深。
曹植《雜詩》六首之一：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朝遊江北岸，夕宿潇湘。
時俗薄朱顔，誰為發皓齒？俯仰歲将暮，榮華難久恃。
“時俗薄朱顔，誰為發皓齒”，志士暮年，美人遲暮，這首詩表達的感情也是很沉痛的。
曹植在另一首《野田黃雀行》中，表現了他對抉破羅網，逃出危難境地的渴望之情。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
利劍不在掌，結交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鹞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
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
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曹植詩歌的特色，是在樂府民歌基礎上，進一步提煉加工，創造出新的風格來，不僅可以任意寫景物，而且可以任意抒寫感情，可以說把五言詩推進到成熟的境界了。
曹植在辭賦方面的成就也很高，《洛神賦》是他的代表作。
曹植采用神話傳說中洛水女神宓妃的故事作為素材，通過形象思維，塑造了“翩若驚鴻，婉若遊龍”這麼一個神女形象。
《洛神賦》整篇充滿抒情的氣氛，比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更完整，更形象，文辭也提煉得更華麗而簡約。
建安時期的著名作家，除了“三曹”&mdash&mdash曹操、曹丕、曹植以外，還有“七子”。
曹丕在《典論·論文》裡曾提到這七個人，他說：“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陳留阮、汝南應玚、東平劉桢，此七子者，于學無所遺&hellip&hellip鹹自以騁骐骥于千裡。
”這才有“建安七子”的稱呼。
其中孔融行輩較高，他也不是曹操集團中人。
王粲、陳琳等六人都是曹操霸府的幕僚，又經常和曹丕、曹植兄弟詩酒唱和。
這裡隻介紹王粲和陳琳。
王粲（公元177&mdash217年），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城南）人，家世公卿。
粲年十餘歲随漢獻帝遷都長安。
董卓死後，又避地荊襄。
在這期間，經曆了流離的生活，他的著名詩篇《七哀詩》，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七哀詩》的第一首雲： 西京（長安）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複棄中國去，遠身适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号泣聲，揮涕獨不遠。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詩人從長安往荊州避難，這首詩當是初離長安時所作。
詩裡描寫了董卓死後，董卓部将李、郭汜等攻掠長安，殘殺人民，造成白骨蔽野的慘酷景象，是非常真實的。
王粲到了荊州襄陽，看到劉表的苟安局面，未必能支持多久，他本是作賦的能手，這時他就作了一篇《登樓賦》。
賦裡說道：“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表示了對這種苟安局面的擔心。
賦裡還說道：“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之未極。
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
”表達了他渴望全國統一的心情。
陳琳，字孔璋，廣陵（今江蘇揚州市）人。
他的作品，流傳下來的不多，詩歌隻留存四首。
他的樂府《飲馬長城窟行》，描寫的雖然是秦代築長城的曆史題材，實際是反映了東漢末年人民征役之苦：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
男兒甯當格鬥死，何能怫郁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裡。
邊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婦。
作書與内舍：“便嫁莫留住。
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
”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
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
結發行事君，慊慊心意關。
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這篇樂府運用民歌常用的對話形式，通過役卒和官吏、役卒和妻子的對話，把封建徭役制度下一幅凄慘的社會畫面生動地展示出來。
詩中役卒忍痛勸妻子改嫁，妻子卻懷疑丈夫在邊城已經别有所愛，所以想抛棄她了。
這麼一個轉折，用彼此不信任的氣氛，來加深人們對這對夫婦生離死别的災難性處境的同情。
與七子同時富有才華的作家，還有女詩人蔡琰。
蔡琰，字文姬，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
父親蔡邕，是東漢末年著名的學者。
蔡邕字伯喈，在漢靈帝時為議郎，因上疏議論朝政得罪宦官，被流放到五原安陽縣（今内蒙古五原北）。
得赦後畏懼宦官集團陷害，逃亡到江南會稽等地，積十二年之久。
董卓擅政時被迫出仕，官左中郎将。
司徒王允殺董卓，并捕蔡邕，殺之獄中[1]。
蔡琰博學多才，一生的遭遇卻非常不幸。
她在幼年曾随父親度過一段流亡生活。
年輕時嫁給河東衛仲道，又因夫死無子，回陳留父家寡居。
漢末大亂，為董卓部下的胡騎擄去，居胡中（南匈奴）十二年，生二子。
曹操和蔡邕是舊交，見蔡邕沒有兒子，這一個女兒又流落在南匈奴，就用金璧把她贖回來，改嫁給屯田都尉董祀。
蔡琰感傷離亂，作《悲憤詩》二章，第一章中有句雲： 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
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
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
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
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
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
失意幾微間，辄言“斃降虜。
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豈複惜性命，不堪其詈罵。
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
旦則号泣行，夜則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
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
蔡琰挑選了最慘絕人寰的一個場面，來暴露董卓并州軍利用胡、羌作戰殘殺擄掠漢地人民的萬惡罪行，是非常成功的。
在《悲憤詩》中，蔡琰還把自己熱愛漢地的感情和母子骨肉之愛這兩者間的矛盾，深刻細緻地描寫了出來。
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
己得自解免，當複棄兒子。
天屬綴人心，念别無會期。
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
兒前抱我頸，問“母何所之？人言母當去，豈複有還時？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癡。
号泣手撫摩，當發複回疑。
沒有親身的經曆和真實的感情，是寫不出這樣動人的作品的。
蔡邕在音樂方面，造詣很深。
他亡命在江南的時候，“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
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後漢書·蔡邕傳》）。
蔡琰幼時，受到家庭的熏陶，也妙于音律。
有時蔡邕彈琴，琴弦斷了，蔡琰一聽便知道第二弦斷了，或是第四弦斷了。
蔡琰在南匈奴時，每遇日暮風悲，笳聲四起，她就寫成了《胡笳十八拍》。
可惜蔡琰的原作已佚，現在《樂府詩集》中所收的《十八拍》，其中如：“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沖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
”宛然是唐人的詩格，已經不是蔡琰的原作了。
正始文學 正始時期（公元240&mdash248年），正是玄學的發展時期，詩歌方面，也同樣會受到玄學的深刻影響，《文心雕龍·明詩篇》所謂“正始明道，詩雜仙心。
何晏之徒，率多浮淺。
惟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标焉”。
所以詩歌的創作，仍以嵇康、阮籍為首。
嵇康的詩如《贈秀才入軍》詩十九首中的一首： 良馬既閑，麗服有晖。
左攬繁弱（弓名），右接忘歸（矢名）。
風馳電逝，蹑景追飛。
淩厲中原，顧眄生姿。
這首詩是寄贈他的哥哥嵇喜（字公穆，曾舉秀才）的，想像嵇喜在軍中戎裝馳射的生活。
詩旨“清峻”，有如其人。
他入獄以後所寫的《幽憤》詩，最後表示要“采薇山阿，散發岩岫”，也表達了他不肯和當時權要妥協的精神。
阮籍在思想上，和嵇康是同路人。
嵇康死後，阮籍以嵇康為前車之鑒。
因此他的詩旨，更是托寄“遙遠”，以隐晦的筆調，來抒寫内心的苦悶，所謂“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雖多感慨之詞”（《詩品》卷上），卻使人難于推求他的旨趣所歸。
《詠懷》詩八十二首，是阮籍的代表作品。
其二雲： 二妃遊江濱，逍遙從風翔。
交甫解環佩，婉娈有芬芳。
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
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這首詩借江妃二女遊于江漢之濱，解佩贈與鄭交甫的傳說，追憶作家自己和嵇康等周旋的經過。
嵇康被殺，對阮籍來說，當然是很傷心的事情，所以說“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嵇康已死，知己零落，“豈無膏沐，誰适為容”（《詩·衛風·伯兮》），所以阮籍要說“膏沐為誰施”了。
又第一首雲：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孤鴻号外野，翔鳥鳴北林。
徘徊将何見，憂思獨傷心。
本篇寫夜中不寐，苦悶彷徨的情景。
末兩句吐露自己得不到任何慰藉的傷感。
其第三十一首雲：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台。
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
歌舞曲未終，秦兵以複來。
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
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 這首詩是借古事以慨時政。
它寫的是戰國時魏王嬰歌舞荒淫，以緻兵敗身死的故事，卻深刻揭露了曹魏後期黑暗腐敗的現實政治。
這類詩給處于黑暗統治下的詩人開拓了一條抒情述懷的道路。
西晉文學 西晉是門閥士族即世家大族專政的時期，這一期的作品，大都粉飾太平，缺乏社會内容。
即便是名士領袖的張華，他的詩賦，也是“興托不奇”，所以後來謝靈運說：“張公雖複千篇，猶一體耳。
”（《詩品》卷中）傅玄的詩文，固然“繁富可嘉”（《詩品》卷下），但精彩的也不多。
其時著名的作家，當推潘嶽與陸機。
陸機，字士衡（公元261&mdash303年），吳郡吳縣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
祖陸遜，父陸抗，都是東吳大将。
吳亡，機與弟雲入洛，機仕至平原内史。
八王内戰，成都王司馬穎任機為後将軍、河北大都督，兵敗為穎所殺。
陸機的樂府，是全力摹仿曹植的，但由于他過于追求辭藻的華贍和對偶的工整，着重了形式，輕忽了内容，因此比起曹植來，就大大不如。
但是如他的《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
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等詩句，還是清新可誦。
陸機所作辭賦很多，以《文賦》為著名，它對于創作方法、創作過程都作了比較細緻的論述。
他的散文，如《吊魏武帝文》、《辯亡論》、《五等論》，在當時也都是傳誦一時的文章。
潘嶽（公元247&mdash300年），字安仁，荥陽中牟（今河南中牟）人，仕至黃門侍郎，後為趙王倫所殺。
他的《悼亡詩》，描寫得很細膩，感情也還真摯，所謂使人讀了彌增伉俪之情。
他做了很多篇賦，著名的如《秋興賦》、《閑居賦》、《笙賦》、《射雉賦》之類，梁昭明太子蕭統編錄《文選》時，收入了很多篇
到了漢代，出現了五言詩。
漢初戚夫人的《永巷歌》和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歌，都可以說是五言詩的濫觞。
漢武帝立樂府，采歌謠，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于是有趙、代之讴，秦、楚之風”（《漢書·藝文志》），和塞上橫吹之曲。
樂府歌辭，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不等，其後漸以五言為多。
樂府歌辭本來是同音樂結合在一起的，詩就是歌。
到了後來，樂府中的五言歌辭，逐漸同音樂分離開來。
于是人們把可以歌唱的五言詩，仍舊稱為樂府，如班婕妤的《怨歌行》、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嬌饒》；不能入樂的案頭五言歌辭，叫做五言詩，如《文選》中的《古詩十九首》，《玉台新詠》中的秦嘉《贈婦》詩之類。
五言詩到東漢，可以說已臻成熟的階段了。
五言詩愈成熟，離開音樂也愈遠，但不能說樂府就衰歇了。
五言詩在向五言詩的成熟方向發展，樂府詩也繼續在向同音樂結合的方向發展。
在東漢末年，有一首《孔雀東南飛》的五言故事詩，原題《古詩為焦仲卿作》，全詩一千七百八十五字。
詩的内容是叙述東漢建安（公元196&mdash219年）中，廬江小吏焦仲卿，娶妻劉蘭芝，夫妻倆感情很好。
可是焦仲卿的母親對蘭芝卻百般挑剔，最後終于把她趕回到娘家去。
蘭芝被迫投水自殺，焦仲卿也自缢而死。
故事情節，在封建社會裡，有它的普遍性。
作者通過叙事詩的形式，對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禮教進行了有力的控訴和批判。
《孔雀東南飛》一開頭，有這樣的句子： 孔雀東南飛，五裡一徘徊。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
&hellip&hellip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
&hellip&hellip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
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
我們不妨拿《太平禦覽》卷826裡所引的《古豔歌》來和它比較。
《古豔歌》雲： 孔雀東飛，苦寒無衣。
為君作妻，中心恻悲。
夜夜織作，不得下機。
三日載匹，猶言我遲。
這首《古豔歌》的作者，已不可知，但作品産生的時間肯定是在《孔雀東南飛》之前。
它的内容和表現形式，提供了《孔雀東南飛》一詩以很典型的塑造材料。
這也可以說明，不僅《孔雀東南飛》是如此，一切民間的詩歌創作，往往汲取了流傳在民間的樂府豔歌歌辭等等的精華部分，然後充實具體的故事内容，又經過文人的不斷加工，才完成它的創作過程的。
建安文學 建安時期，湧現了不少著名的詩人，他們的作品，受到了樂府民歌的深刻影響。
東漢王朝的統治，在黃巾起義之後，實際已經土崩瓦解了。
在東漢王朝的廢墟上，董卓擅政，牧守混戰，又給這一代人帶來了巨大災難，即使統治階級中的文士才人，也都受到戰亂的沖擊，沒有一個人能夠例外。
他們根據自己在亂離中的切身經曆，不僅唱出了東漢王朝末日的挽歌，同時還把所見所聞可悲可泣的富有社會内容的事情，通過詩賦的形式表達了出來。
唐詩人陳子昂所稱譽的“建安風骨”，就是指建安時期詩歌的社會内容和它的蒼涼風格而言的。
建安詩人的代表人物，有曹操父子、王粲、陳琳、蔡琰等人。
曹操在建安時代，在政治上是叱咤風雲的霸主，同時在詩壇上也是一代主将。
曹操的詩歌，最喜歡摹拟樂府。
由于受到樂府的深刻影響，因此節奏響亮，史稱操所“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曹操的詩歌，流傳到現在的有二十首左右，幾乎全部都是樂府。
曹操利用樂府這一形式，來抒寫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當時的亂離情況，也就是說，樂府形式到了他的手中，被賦予新的内容，即帶有抒情詩的内容了。
曹操的代表作，有《蒿裡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讨群兇（指董卓等）。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鹹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勢利使人争，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指袁術）稱号，刻玺于北方（指袁紹亦欲為帝）。
铠甲生虮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曹操在這首樂府裡，叙述了當時讨伐董卓的将領自相殘殺，特别指出袁紹、袁術兄弟企圖割地稱帝，造成長期戰争，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災禍。
這首詩客觀上反映了牧守混戰，人民死亡的社會現實。
曹操在行軍途中，做了一些詩歌，其中如樂府《苦寒行》，是講在太行山一帶進軍的情景，描述行軍之艱苦，也反映出曹操在行軍途中，“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主帥和士卒同甘苦的可貴精神。
曹操在取得冀州之後，因為三郡烏桓騷擾北邊，他出兵抗禦，經過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的時候，寫了一首《碣石篇》的樂府，其第一章《觀滄海》雲：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曹操在秋風蕭瑟的季節，登高望海，在他面前展示出一幅波濤洶湧的大海圖景。
詩歌裡描述了吞吐宇宙的自然景象，也表達出曹操那種雄放豪邁的氣概。
寫大海的景色達到這麼水平，确實是千古絕唱了。
同一首《碣石篇》的第四章《龜雖壽》，也是脍炙人口的詩篇：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曹操用神龜、騰蛇都不免身死物化，比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他并不為此而頹唐喪氣，卻反而通過形象思維，用“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的積極樂觀的精神，來表現老當益壯的志士胸懷。
他在《短歌行》的開頭，盡管詠歎“人生幾何”，“去日苦多”，稍嫌消沉，但是這首詩的基調還是昂揚的，最後唱出“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詩句，詩中反複傾訴的正是這種求賢若渴，借以成就統一大業的心情。
這類詩最能體現曹操詩歌悲涼慷慨的特色。
曹操的文章，在《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正文及裴松之注以及類書所引的，如《上雜物疏》、《軍谯令》、《整齊風俗令》、《明罰令》、《求賢令》、《舉賢勿拘品行令》等等，雖然代表了曹操的思想，但未必由曹操親自動筆，而是由其幕僚起草的。
惟有《讓縣自明本志令》，肯定是曹操親自屬稿的。
又曹操臨死時的《遺令》，即使不是他的親筆，至少是曹操口授成文的。
這兩篇令文，反映了曹操那種清峻、通脫的散文風格。
尤其是前一篇，觀點鮮明，語言簡樸，毫無矯飾，表現了政治家的豪邁氣概。
曹丕（公元187&mdash226年），字子桓，是曹操的次子，後來代漢做皇帝，史稱魏文帝。
他在文學方面，也有相當的成就。
他的詩文，有一部分是建安時代的，也有一部分是他稱帝後的黃初時期（公元220&mdash226年）的作品。
他在五言詩方面，開始寫出像後來抒情詩那樣的作品。
他的七言詩，如《燕歌行》，固然還采用樂府形式，詩的基調比較傷感悲沉，但是它采用七言的句法，這在當時是一種創格，因為七言比起四言、五言來，畢竟能夠表達較多的東西，畢竟是一種進步。
《燕歌行》要算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詩，對詩歌形式的發展是有貢獻的。
曹丕樂府《上留田行》雲：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
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
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
貧賤亦何傷，上留田。
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
今爾歎息，将欲誰怨，上留田。
上留田在漢歌吹曲裡，本來是一個地名。
可是在這裡是作為曲調的餘聲，如《臨高台》的“收中吾”，今天民歌中的“薩麗哈”之類，有音無義。
曹丕在這首樂府裡，雖然指出貧富生活的懸殊，但是他卻歸結為懸在蒼天的祿命在主宰着一切，就差以毫厘，謬以千裡了。
曹丕著《典論》五卷，其中《論文》一篇，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都有過積極的影響。
文中指出文體“本同而末異”，亦即一切詩文從根本上說有其共同性，但是由于具體效用不同，所以分成各種不同的體裁，所謂“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诔尚實，詩賦欲麗”。
正是因為“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因此他尖銳地批評了“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這種“文人相輕”的陋習。
他又提出“文以氣為主”，“氣”是指作家的個性而言，他認為每個人的個性不同，創作的風格也就千差萬别，連父兄也不能勉強要求自己的子弟消滅這種差别。
最後強調“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高度評價了文學作品的功能和價值。
全篇重視文學作品的地位、作用和特點，鼓勵作家努力寫作，對當時文學的繁榮無疑是有推動作用的。
曹植（公元192&mdash232年），字子建，曹丕的同母弟。
他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學教養，“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
他早年的作品如《送應氏》詩： 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
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
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
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
側足無行徑，荒疇不複田。
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
中野何蕭條，千裡無人煙。
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這首詩作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當時曹植随曹操西征馬超，經過洛陽，作詩送别汝南應玚、應璩兄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東漢末年洛陽的殘破景象。
曹植又有樂府《泰山梁父行》： 八方各異氣，千裡殊風雨。
劇哉邊海民，寄身于草野。
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
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
反映了海邊貧民經曆戰亂之後的艱辛生活。
尤其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曹植《說疫氣》中的一段話： 建安二十二年，疠氣流行。
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hellip&hellip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
若乎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
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
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根據當時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中的判斷，這次疫病為傷寒病的感染。
近半世紀醫學史的研究，認為倘屬傷寒或流感，人民不可能死亡那麼快、那麼多，所以推斷是肺鼠疫。
曹植在這則短文裡，指出感染疫病死亡的，絕大多數是窮苦的老百姓。
他還批判了用懸符壓邪來抵禦疫氣的愚昧行為。
曹植的一生，以公元220年曹丕稱帝為界，可分為前後兩期。
他在前期因“文才富豔”，得到曹操寵愛，幾乎被立為世子。
這時他的詩歌除了反映戰亂和人民疾苦以外，主要是表現政治抱負，向往建功立業。
後來曹丕、曹叡父子相繼做了皇帝，他深受猜忌，動辄得咎。
黃初四年（公元223年）五月，他和同母兄任城王曹彰、異母弟白馬王曹彪同朝京都，曹彰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洛陽。
同年七月，他和曹彪回到封國去，“欲同路東歸，以叙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魏氏春秋》）。
他以充滿激憤的情調，寫了一首《贈白馬王彪》的長詩，痛斥小人播弄是非，讒間骨肉：“鸱枭鳴衡轭，豺狼當路衢。
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
”他還唱出“丈夫志四海，萬裡猶比鄰。
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
何必同衾帱，然後展殷勤”，來寬慰自己，這更加重了全詩悲切、憤懑的氣氛。
曹植在魏初十一年中遷徙封國三次，一直處于被監視、受壓抑的境地，居常汲汲無歡，正當四十一歲的壯年，就發病而死。
曹植在文學造詣上，卻由于他久處逆境，雖然貴為侯王，而情同囚犯，反而使他體會現實較深，哀怨牢愁，形象思維更為深刻。
曹植采用了美人香草以譬忠賢，飄風雲霓以比讒佞的傳統表現手法，寫出了《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栖。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
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詩中借思婦的愁歎，來表達自己的哀怨之情。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這和“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的比喻，意義是一樣的，豆和萁同根而生，相煎何急；塵和泥本為一物，升沉異路。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這樣沉痛絕望的呼聲，基調雖很低沉，但也反映了政治壓力之深。
曹植《雜詩》六首之一：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朝遊江北岸，夕宿潇湘。
時俗薄朱顔，誰為發皓齒？俯仰歲将暮，榮華難久恃。
“時俗薄朱顔，誰為發皓齒”，志士暮年，美人遲暮，這首詩表達的感情也是很沉痛的。
曹植在另一首《野田黃雀行》中，表現了他對抉破羅網，逃出危難境地的渴望之情。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
利劍不在掌，結交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鹞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
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
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曹植詩歌的特色，是在樂府民歌基礎上，進一步提煉加工，創造出新的風格來，不僅可以任意寫景物，而且可以任意抒寫感情，可以說把五言詩推進到成熟的境界了。
曹植在辭賦方面的成就也很高，《洛神賦》是他的代表作。
曹植采用神話傳說中洛水女神宓妃的故事作為素材，通過形象思維，塑造了“翩若驚鴻，婉若遊龍”這麼一個神女形象。
《洛神賦》整篇充滿抒情的氣氛，比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更完整，更形象，文辭也提煉得更華麗而簡約。
建安時期的著名作家，除了“三曹”&mdash&mdash曹操、曹丕、曹植以外，還有“七子”。
曹丕在《典論·論文》裡曾提到這七個人，他說：“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陳留阮、汝南應玚、東平劉桢，此七子者，于學無所遺&hellip&hellip鹹自以騁骐骥于千裡。
”這才有“建安七子”的稱呼。
其中孔融行輩較高，他也不是曹操集團中人。
王粲、陳琳等六人都是曹操霸府的幕僚，又經常和曹丕、曹植兄弟詩酒唱和。
這裡隻介紹王粲和陳琳。
王粲（公元177&mdash217年），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城南）人，家世公卿。
粲年十餘歲随漢獻帝遷都長安。
董卓死後，又避地荊襄。
在這期間，經曆了流離的生活，他的著名詩篇《七哀詩》，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七哀詩》的第一首雲： 西京（長安）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複棄中國去，遠身适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号泣聲，揮涕獨不遠。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詩人從長安往荊州避難，這首詩當是初離長安時所作。
詩裡描寫了董卓死後，董卓部将李、郭汜等攻掠長安，殘殺人民，造成白骨蔽野的慘酷景象，是非常真實的。
王粲到了荊州襄陽，看到劉表的苟安局面，未必能支持多久，他本是作賦的能手，這時他就作了一篇《登樓賦》。
賦裡說道：“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表示了對這種苟安局面的擔心。
賦裡還說道：“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之未極。
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
”表達了他渴望全國統一的心情。
陳琳，字孔璋，廣陵（今江蘇揚州市）人。
他的作品，流傳下來的不多，詩歌隻留存四首。
他的樂府《飲馬長城窟行》，描寫的雖然是秦代築長城的曆史題材，實際是反映了東漢末年人民征役之苦：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
男兒甯當格鬥死，何能怫郁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裡。
邊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婦。
作書與内舍：“便嫁莫留住。
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
”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
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
結發行事君，慊慊心意關。
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這篇樂府運用民歌常用的對話形式，通過役卒和官吏、役卒和妻子的對話，把封建徭役制度下一幅凄慘的社會畫面生動地展示出來。
詩中役卒忍痛勸妻子改嫁，妻子卻懷疑丈夫在邊城已經别有所愛，所以想抛棄她了。
這麼一個轉折，用彼此不信任的氣氛，來加深人們對這對夫婦生離死别的災難性處境的同情。
與七子同時富有才華的作家，還有女詩人蔡琰。
蔡琰，字文姬，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
父親蔡邕，是東漢末年著名的學者。
蔡邕字伯喈，在漢靈帝時為議郎，因上疏議論朝政得罪宦官，被流放到五原安陽縣（今内蒙古五原北）。
得赦後畏懼宦官集團陷害，逃亡到江南會稽等地，積十二年之久。
董卓擅政時被迫出仕，官左中郎将。
司徒王允殺董卓，并捕蔡邕，殺之獄中[1]。
蔡琰博學多才，一生的遭遇卻非常不幸。
她在幼年曾随父親度過一段流亡生活。
年輕時嫁給河東衛仲道，又因夫死無子，回陳留父家寡居。
漢末大亂，為董卓部下的胡騎擄去，居胡中（南匈奴）十二年，生二子。
曹操和蔡邕是舊交，見蔡邕沒有兒子，這一個女兒又流落在南匈奴，就用金璧把她贖回來，改嫁給屯田都尉董祀。
蔡琰感傷離亂，作《悲憤詩》二章，第一章中有句雲： 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
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
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
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
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
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
失意幾微間，辄言“斃降虜。
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豈複惜性命，不堪其詈罵。
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
旦則号泣行，夜則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
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
蔡琰挑選了最慘絕人寰的一個場面，來暴露董卓并州軍利用胡、羌作戰殘殺擄掠漢地人民的萬惡罪行，是非常成功的。
在《悲憤詩》中，蔡琰還把自己熱愛漢地的感情和母子骨肉之愛這兩者間的矛盾，深刻細緻地描寫了出來。
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
己得自解免，當複棄兒子。
天屬綴人心，念别無會期。
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
兒前抱我頸，問“母何所之？人言母當去，豈複有還時？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癡。
号泣手撫摩，當發複回疑。
沒有親身的經曆和真實的感情，是寫不出這樣動人的作品的。
蔡邕在音樂方面，造詣很深。
他亡命在江南的時候，“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
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後漢書·蔡邕傳》）。
蔡琰幼時，受到家庭的熏陶，也妙于音律。
有時蔡邕彈琴，琴弦斷了，蔡琰一聽便知道第二弦斷了，或是第四弦斷了。
蔡琰在南匈奴時，每遇日暮風悲，笳聲四起，她就寫成了《胡笳十八拍》。
可惜蔡琰的原作已佚，現在《樂府詩集》中所收的《十八拍》，其中如：“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沖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
”宛然是唐人的詩格，已經不是蔡琰的原作了。
正始文學 正始時期（公元240&mdash248年），正是玄學的發展時期，詩歌方面，也同樣會受到玄學的深刻影響，《文心雕龍·明詩篇》所謂“正始明道，詩雜仙心。
何晏之徒，率多浮淺。
惟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标焉”。
所以詩歌的創作，仍以嵇康、阮籍為首。
嵇康的詩如《贈秀才入軍》詩十九首中的一首： 良馬既閑，麗服有晖。
左攬繁弱（弓名），右接忘歸（矢名）。
風馳電逝，蹑景追飛。
淩厲中原，顧眄生姿。
這首詩是寄贈他的哥哥嵇喜（字公穆，曾舉秀才）的，想像嵇喜在軍中戎裝馳射的生活。
詩旨“清峻”，有如其人。
他入獄以後所寫的《幽憤》詩，最後表示要“采薇山阿，散發岩岫”，也表達了他不肯和當時權要妥協的精神。
阮籍在思想上，和嵇康是同路人。
嵇康死後，阮籍以嵇康為前車之鑒。
因此他的詩旨，更是托寄“遙遠”，以隐晦的筆調，來抒寫内心的苦悶，所謂“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雖多感慨之詞”（《詩品》卷上），卻使人難于推求他的旨趣所歸。
《詠懷》詩八十二首，是阮籍的代表作品。
其二雲： 二妃遊江濱，逍遙從風翔。
交甫解環佩，婉娈有芬芳。
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
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這首詩借江妃二女遊于江漢之濱，解佩贈與鄭交甫的傳說，追憶作家自己和嵇康等周旋的經過。
嵇康被殺，對阮籍來說，當然是很傷心的事情，所以說“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嵇康已死，知己零落，“豈無膏沐，誰适為容”（《詩·衛風·伯兮》），所以阮籍要說“膏沐為誰施”了。
又第一首雲：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孤鴻号外野，翔鳥鳴北林。
徘徊将何見，憂思獨傷心。
本篇寫夜中不寐，苦悶彷徨的情景。
末兩句吐露自己得不到任何慰藉的傷感。
其第三十一首雲：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台。
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
歌舞曲未終，秦兵以複來。
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
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 這首詩是借古事以慨時政。
它寫的是戰國時魏王嬰歌舞荒淫，以緻兵敗身死的故事，卻深刻揭露了曹魏後期黑暗腐敗的現實政治。
這類詩給處于黑暗統治下的詩人開拓了一條抒情述懷的道路。
西晉文學 西晉是門閥士族即世家大族專政的時期，這一期的作品，大都粉飾太平，缺乏社會内容。
即便是名士領袖的張華，他的詩賦，也是“興托不奇”，所以後來謝靈運說：“張公雖複千篇，猶一體耳。
”（《詩品》卷中）傅玄的詩文，固然“繁富可嘉”（《詩品》卷下），但精彩的也不多。
其時著名的作家，當推潘嶽與陸機。
陸機，字士衡（公元261&mdash303年），吳郡吳縣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
祖陸遜，父陸抗，都是東吳大将。
吳亡，機與弟雲入洛，機仕至平原内史。
八王内戰，成都王司馬穎任機為後将軍、河北大都督，兵敗為穎所殺。
陸機的樂府，是全力摹仿曹植的，但由于他過于追求辭藻的華贍和對偶的工整，着重了形式，輕忽了内容，因此比起曹植來，就大大不如。
但是如他的《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
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等詩句，還是清新可誦。
陸機所作辭賦很多，以《文賦》為著名，它對于創作方法、創作過程都作了比較細緻的論述。
他的散文，如《吊魏武帝文》、《辯亡論》、《五等論》，在當時也都是傳誦一時的文章。
潘嶽（公元247&mdash300年），字安仁，荥陽中牟（今河南中牟）人，仕至黃門侍郎，後為趙王倫所殺。
他的《悼亡詩》，描寫得很細膩，感情也還真摯，所謂使人讀了彌增伉俪之情。
他做了很多篇賦，著名的如《秋興賦》、《閑居賦》、《笙賦》、《射雉賦》之類，梁昭明太子蕭統編錄《文選》時，收入了很多篇
